就像朱可夫设想的那样，所有问题中，干部问题是最急迫的。大清洗处决了军官中的一些精英。现职军官中，70％任职还不到两年时间。这意味着，到1941年为止，团长都是由新近提拔起来的尉官担任，而军级干部则都由上校担任。
在225个团长中，没有一个在军事院校接受过训练。到部队视察的将军要求一位团长在地图上辨认一条溪谷的深度，这位团长答道：“我不会看地图，但我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抵达那里。”这条溪谷有13英尺深，其中还有一条小溪，那会延误部队几个小时的行进时间。这些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快速提拔上来的军官也不知如何保养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当将军们视察红军的第一支机械化师时发现，196挺冲锋枪中，有60挺就不能使用。
朱可夫还发现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那就是许多不懂军事的人进入了高级指挥官行列。最令人震惊的事例是，年仅29岁的雷恰戈夫（Pavel Rychagov）竟然指挥着整个空军，基辅军区司令基尔波诺斯将军两年前还只是一个地区军校的校长。
每个军事单位都有一位政委，他们拥有和指挥官一样的权力。这往往使得军事指挥陷于混乱，如果在战时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因为，军事指挥从来都不是政委们的长项。
1941年春，苏联不像是一块骄傲的巨石，更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建筑工地，有上百万不明底细的工人在盲目地工作着。到4月中旬，甚至连像朱可夫和铁木辛哥这样的高级指挥官都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
要对一个强大的、富有侵略性的敌国发动战争，并且要做好战争准备，领导人总是处在被对手抢先进攻的威胁之下。确实，如果部队还在集结之中，而敌人却抢先发动了进攻，那么，敌人就会在这个非常脆弱的时刻，打击正在进行战备的一方，尤其是战备的一方还没有构筑好防御工事，部队将会被冲散（因为他们正在开往前线的路上），空军也不会有功能齐全的机场供其使用，坦克在长途行驶后也需要修理。在现代军事战争中，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战略进攻转化成战略防御，是非常困难的。当部队重新集结时，对手就有了穷追猛打的机会，就会全力以赴歼灭正在进行战备的一方。
除一些高级将领外，苏联军方仍然认为他们应该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去进攻别人。非常明显的是，当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还没有制订出来之时，就根本无法制订防御计划。没有后备军官，也没有后备的通信线路，有选择的防御位置也没有标示出来，更没有准备后撤部队的会合地点。当预测到敌人入侵时，军方的工程师通常会做好各种准备，以便能最快最有效地破坏边界的交通要道。桥梁要安放炸药，道路或高速公路要埋设地雷。
然而，1941年春，苏军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准备，尽管包括斯大林在内，没有任何人能排除德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
让朱可夫感到吃惊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战略思路，每一种都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后勤准备工作，现在这些因素混合起来，相互冲突，根本无法协调。朱可夫最关心防御工事。1929～1935年，沿苏联、波兰边界构筑的老防线已经被废弃了，大炮已撤走，要塞大多已迁移，仓库也已搬空。与此同时，沿新的边界线——原边界线向西推进150～200英里处正在构筑新的防线，新防线需要大炮、士兵和物资。如果这些物资不能到位，那么在新工事之间就会有30～40英里的空隙，而且工程建设的速度也非常缓慢。假如红军做防御的准备，旧防线就应该保持完整，至少保持一段时间，新防线则要建在距离旧防线适度的位置。假如红军做进攻的准备，当新防线大体建成时，就要及时配置大炮、弹药和军队。
考虑到苏军飞机航程较短，空军需要在新占领的地区再建设机场。假如要发动进攻，就要把战机停放在离边界较近的地区；假如空军主要用于防御，飞机就要停放在内陆地区。1939年9月，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但机场的建设却耽搁了一年半的时间，直到1941年2月，斯大林才下令在靠近边界的地方建设新机场。到4月，许多机场仍然在建设中，而现有的机场非常拥挤，物资供应也不充足，极易遭到德军的袭击。因为要准备进攻德国，仓库和油料基地也都建在边界附近，这同样也是苏军最薄弱的环节。
另一个问题是究竟要在哪里部署空军？如果一个国家面临着强大敌人的入侵，它不会把庞大的空军力量布置在边境一带——那里远离腹地，缺乏保护，极易被入侵者攻击，甚至会全军覆没。空军通常会被部署在远离边界几百英里的内陆，这样可以保证空军机动作战，而边境集结的是第一防御梯队。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是一个内向而又顽固的老派军人，他主张在旧防线①［①旧防线：1939年以前的苏联边界——译注］一带，而在新防线②［②新防线：1939年以后的苏联边界线，此时的边界线西移数百公里——译注］附近只部署少量的兵力。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建议。但是，如果斯大林确实要考虑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那么，还要尽快加强新防线附近的兵力。实际上，如果要在进攻中取得胜利，苏军兵力显然不足。假如兵力部署在离边界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苏军会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可以抵御德军的入侵。如果能加强兵力和武器的配置，红军有可能成为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进攻力量。但如果只是把兵力布置在边境一带，那么，上述两种假设都不存在的话，红军就像是一只失去了外壳的甲壳虫。
更糟糕的是，苏军被部署在两个突出地带附近。这两个地方都向西突出，一个在白俄罗斯，另一个在乌克兰。如果斯大林主动攻击，每一个突出地带都会像一把刺入德国的利剑；但如果德国抢先攻击苏联，那么，这两个突出地带都会变成红军致命的陷阱。因为没有明确的政治决策，任何明确的、决定性的军事集结也无从谈起。确实，斯大林的举棋不定，使得红军将领也无法制定明确的战略目标。
1941年 斯大林的判断
1941年春天的头几个星期里，斯大林一直颇为苦恼。
一开始，他想先发制人。因此，把防御工事、机场和军事仓库都部署在边境地区，部队也布置在边境的突出地带。然而，他也清楚，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在边境地区布置更多的兵力。但此时，斯大林已经没有了退路——他不得不放弃防御的选择。这是不是一次进攻的好机会？斯大林还需要预测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他不得不这样做。
1941年2月，德军在北非登陆。4月，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这似乎预示着德军要先占领英国在东地中海的殖民地和盟国。对斯大林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德军不会有什么好运气，他们将会陷入中东地区。即使他们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那里的地形过于复杂，要想控制那么一大片地方，德军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占领埃及后，希特勒可能会继续东进，进而侵占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等英国的殖民地，或者法国的殖民地叙利亚。大体上，占领这些地区后，德军可能会进攻伊朗、阿富汗和印度。1941年11月，希特勒曾告诉莫洛托夫，德军将占领英国、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埃及将会变成其实现这个计划的后方基地。
斯大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那些情报人员不是为钱，而是为了理想从事着情报工作的。然而，他们报告说，德国正在谋划大举进攻苏联。
斯大林不相信情报人员的话。就像任何人都会背叛自己的上司一样，斯大林坚信，别人也同样会背叛自己，特别是这些以“撒谎”为职业的间谍。从客观角度出发，他的这种不信任也是有道理的：情报人员们几个月前就一直在报告德国要入侵苏联，但每一次警告都没有得到证实。早在1940年7月23日，情报人员们就报告，德国要在几天之后入侵苏联，并详细列举了德军正从西线调兵到波兰的情报。到了10月，情报人员们又报告说，德军要在1941年初的几个星期内进攻苏联，或者不晚于4月。到了12月，情报又声称，德军“将会在3月对苏宣战”。1941年4月11日，一个代号“Zakhar”的情报人员送来情报，说他从德国空军总司令部得到情报，德国空军已许诺希特勒，一旦他们粉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反抗力量，就会进攻苏联。这份情报和那些误导人的情报又有什么区别呢？
4月3日，英国首相丘吉尔送给斯大林一份秘密情报，提醒斯大林，德国即将入侵苏联。丘吉尔对自己的绅士风度颇为自豪，然而，这个警告却是有百害而无一益。过去的20多年来，丘吉尔一直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共分子，自然，他的警告更让人怀疑其动机。英国处于绝望的边缘，作为首相的丘吉尔自然要不遗余力地把苏联拉入对抗德国的联盟之中。斯大林同样也怀疑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警告，如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兰·加弗里洛维奇（Milan Gavrilovic）的警告。所有这些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斯大林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在他没有准备好之前，不想与德国发生战争。
斯大林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人来讨论这些事。自从妻子死后，再没有女人能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没有朋友，至于同事都像他一直希望的那样，平平庸庸。经过1937年的大清洗，苏联的外交队伍几乎分崩离析。作为外交事务的掌门人，莫洛托夫也只有两年的外交经验。他不懂一门外语，也没有从事外交的特长，而且对所从事的外交工作没有兴趣。虽然贝利亚掌管的国外间谍网发展很快，但在大清洗前，他只是一个地区的警察头目，并不知道如何运行一个国际间谍网。更重要的是，不知道如何解读和评估所得到的情报。能够帮助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那些人，虽然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经验，但他们都已经躺在了监狱大院的墓地里。
斯大林甚至不能和将军们讨论先发制人打击德国计划的细节。斯大林下令处决的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战略家。他对带领红军进入欧洲的想法非常着迷，满怀热情地投入斯大林的伟大事业，并为之奉献自己的知识和胆识，这正是斯大林最需要的。但和那些外交官、间谍一样，他们都死了。像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这些人，斯大林听不到他们的合理建议。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就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他们确实已经沉湎于小国寡民的欧洲世界中。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精通战争艺术和欧洲政治，但他最缺乏的是眼界。后起之秀朱可夫，非常有个性，但他的智慧还没有经受过考验，而且，看上去他过于武断。就是这个朱可夫，总是要让斯大林注意德军正在边境集结部队，将侵犯苏联领空，这让斯大林颇为烦恼。显然，朱可夫正在影响铁木辛哥，这个人也总是提醒斯大林注意这些事。
当他们走在一起时，斯大林的内心深处特别痛苦，总是感到有人在玩弄阴谋，要背叛自己，这种想法伴随着他一生。这种种不祥的预感正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有时他不得不告诉别人。
一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宴请一批将领，当他们经过一群把守走廊的警卫人员面前时，斯大林突然说道：“看！看！有多少人在那儿！如果是这个人，他会向我的后背开枪；如果是那个人，他会向我的前胸开枪。是的，每当我经过他们身边时，我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些将领们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走到餐桌旁。
斯大林被这些所谓的“政变”的可怕想法困扰着。他断定，自己还没有完全清除掉所有潜在的敌人。大清洗已过去两年，一些将军又变得大胆起来。这其中就有红军空军司令帕维尔·雷恰戈夫（Pavel Rychagov）将军，他是斯大林最喜欢的一位将军。
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斯大林提到，空军发生了许多致命的失误。这是事实，但帕维尔·雷恰戈夫（Pavel Rychagov）将军却认为这种批评并不公正。他只有30多岁，看上去一脸的稚气，之前只当过四年的中尉。他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批评。雷恰戈夫将军明白，斯大林对鲁莽的飞行员印象不好，想到斯大林不会生自己的气，他一下子跳了起来，脸涨得通红，几乎要喊了起来：“当然了，只要你们一直生产这种飞行的棺材，我们还会出更多的事故！”
所有人一下子变得沉默不语。正在踱步的斯大林在离雷恰戈夫将军几步远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盯着他看。然后，他又静静地踱起步来。过了很久，才平静地说道：“这样说不对。”
雷恰戈夫将军这时才感到害怕，不知所措，一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斯大林又一次在他前面停住脚步，很平静地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话：“这样说不对。”他又静了一会儿，宣布休会。
一个星期后，雷恰戈夫将军被逮捕。
斯大林会把这些事联系起来。一件事往往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事。雷恰戈夫将军被逮捕后，苏联空军就注定要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