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说产生的时间上推断：“传教来华形式”的产生应在“邀请来华形式”之前。在民间口头叙事结构的发展过程中，同一种类型的传说变异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尽管这种规律并不十分突出，甚至还很模糊，但传说中的核心功能从传说形成之初就已具备。回族溯源性传说的核心是：唐时，中亚的一位圣人来华传教。在这里，具体是唐朝哪一年的时间，是可以模糊的；回族的先民是谁，也可以假托，而唯有来华传教的事实是真实的，不能虚构的。所以，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回回原来》最初的主旨是：中亚某圣人受穆罕默德的派遣来华传教。我们来看，1981年，赵志兵搜集整理的流传在甘肃境内的《西域回回》。
相传唐时期，我国和西域天方国互派使节，和睦相处。
有一年，天方国派了一批西域回回人来长安传教，唐王准许并安置他们居住，还允许他们与长安汉民女子结婚。
西域回回人与长安女子成婚后，互敬互爱，十分和好。娘家人问姑娘道：“西域回回人到底怎么样？”姑娘答道：“回回人好，饮食也好，可是他的话一点儿也听不懂。”娘家人说：“主要人好，你们合得来，话听不懂不要紧，回回的话不要听就是了。”
从结构和情节看，《西域回回》结构和情节单一，不复杂，内容朴实，它是最接近《回回原来》的原型的传说。由此判断，《西来宗谱》《回回的来历》《灵州回回的传说》《回汉自古是亲戚》等都是回族溯源性传说的异文。
三、《回回原来》的传承心理
“民间口头文学的变异，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故事是口耳相传的艺术，它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以口头即兴讲述的方式来传播。它要受人类记忆这种心理过程的规律的制约。”根据心理学研究，记忆包括重现与创造性的重新构造两个方面。在民间口头文学中，尤其是一些溯源性传说及回忆故事，在确认种族及种族形象的过程中，“记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把种族特征、宗教特征和地方特征精心地凸显出来，而把一些细节“创见性地遗忘”，由此重新构造的传说就出现了。
众所周知，回族的形成经历了唐、宋、元、明四个朝代，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他们更容易将一个历史事件视为一种社会记忆，为了某种现实理由，它会常选择、强调或创造一些“过去”，以寻回失落的记忆。而与他们最为接近的“过去”应该是——回族祖先是来华传教的，是由于传教而留居下来的。从此，传说普遍地流传开来，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回族溯源性传说的扩布，是强化民族意识的过程，也是强调民族认同的过程。民族意识的形成是建立在民族内部认同的基础上。而民族认同感一方面源自民族内部，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外部。所谓民族内部认同，是在本民族内部，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心理、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语言等方面。所以，美国学者杜垒先生在《文明的多样性：中国穆斯林（回民）之间的中国与回民起源神话》一文中运用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词——“认同的凭证”。他进一步解释说：“认同的凭证提出共同血统、起源、遗传或亲族关系的假定的概念以作为存在或行为的理由，此凭证可被标示为族群。”《回回原来》就是一个被回族反复改造并强化了的“认同凭证”。于是，这个溯源性传说从最初的原型开始一步步演绎：宛葛思受穆罕默德的派遣来华传教——宛葛思来华传教是得到唐王朝的许可——宛葛思来华是受唐王朝的邀请而来的，因为唐王有了危难。这样的演绎，不仅证明了回族祖先来华的合法性，而且还强调了回族与汉族的血缘纽带的连接是源于对唐王朝的贡献，是对汉族文化的认同的结果。而后来被回族知识分子改造过的《西来宗谱》更是将这种强化的记忆推到了极致。它将回回来华的经历，从唐太宗延续到唐玄宗。对唐的帮助，也从唐太宗延续到唐玄宗的安史之乱。还进一步说，回回兵成了大唐皇帝的亲兵，护卫唐王朝的安全。这样的刻意强调，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族不仅有着强烈民族意识，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需要什么方式来传达呢？这就需要有由头、有证据，而《回回原来》恰恰就成为说明回族与汉族血缘纽带的最好的由头，因此，这部口头叙事作品在回族社会一代又一代地被传承、被放大，成为回汉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作者工作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花儿”家族中的奇葩——回族“山花儿”
靳宗伟
引言：流传于古陇山（六盘山）的宁夏回族“山花儿”，以其秀美和独特，已成为中国西北“花儿”家族中的一个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性的“花儿”品种。近年来，笔者负责了宁夏“山花儿”的国家级项目申报，甘、宁、青三省（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花儿”的联合申报工作。由于申报工作的严谨和缜密，尤其是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近似苛刻的要求，课题组基于对申报文本的形成，做了大量的查证、研究和梳理工作。在上述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花儿”家族品种的比较和研究，对特指的“山花儿”和广义“花儿”的异同以及历史渊源、传播区域、传播方式、艺术特征、民俗禁忌的认知、归纳和理论描述，并形成了以下的观点：
·宁夏是“花儿”艺术的共同源发地。
·宁夏是“山花儿”（陇山“花儿”）艺术的主要源发地。
·回族“山花儿”在文学与音乐方面特色鲜明，风格独特，乡土气息浓郁。与信天游、河湟“花儿”相比较，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更强。
·其传承方式尤为独特。
·她是宁夏回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活的文化标志，更是与其他民族，乃至世界文化交流的首选。
一、宁夏是“花儿”艺术的共同源发地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花儿”研究和学术方面，宁夏一直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在“花儿”研究的学术界，几乎没有声音，更谈不上话语权。
郝苏民，著名民俗学专家，中国申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审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在题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花儿”研究的人类学思考》一文中说：“甘青盛行‘花儿’的这个‘花儿’文化圈里，会场越来越多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这就是甘肃、青海，也就是‘花儿’发祥和盛行的河湟地区，起始于按周期时间举行的庙会、朝山，及其所承载的所谓新旧各种类型的‘花儿会场’有增无减；而同时也流行‘花儿’的宁夏和新疆却至今并未发现有什么‘花儿会’之类。这就再一次充分证明一个历史性的事实，‘花儿’的故乡在河湟文化圈内；宁夏与新疆的‘花儿’是历史上甘青民众迁徙、移民以及逃荒、行商等原因而流传过去的。她不是源，毋宁说是已经本土化了的‘花儿’流……”其实，在2006年8月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西北片）的研讨会上，我们对于“花儿”的源流是有过争论的，老先生还是很虚心地听取了我关于宁夏“山花儿”申报文本的口述观点，并接纳了我们共同源发地的陈述观点。最终，宁夏回族“山花儿”以歌种的形式，成功申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并为2009年甘、宁、青三省联合成功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奠定了基础。以下是我们对于共同源发地的观点阐述。
13世纪初，蒙古军队大规模西征，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细亚各族人被迫东迁，这些人多为工匠、农人和商人，他们也是中国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从此，这些回回军士中的绝大部分人改业或转业，开始了在荒芜土地上“屯垦牧养”的历史。“从六盘山到黄河的宁夏地区和甘肃的河西、五条河等地，是一个主要的农垦地区。”至明代，“屯垦牧养”的领域继续拓展，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已初现端倪。据吴景敖《清代河湟诸役纪要》说：“迄明末清初，西起瓜沙（甘肃安西、敦煌一带），东至环庆（甘肃环县、庆阳一带），北抵银夏（宁夏银川一带），南及洮岷（甘肃临潭、岷县一带），所谓甘回及东干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又据《甘宁青史略》等记载：清代的甘肃河西各县及临夏、临洮、清水、徽县、陇西、甘谷、天水、平凉、靖远、景泰，宁夏的固原、泾源、海原、吴忠、银川，青海的西宁、乐都、互助、大通、民和等，皆为回族居住最多的地方。明代中叶以后，史书中出现了“附籍回回”“归化回回”的记载，这其实就是对回回族体的称谓，也就是说，回回作为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
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第82号（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上刊登有我国著名的地理、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搜集的30首“花儿”（词），并著专文这样介绍：“‘话儿’（花儿）的散布很普遍，在东部平凉、固原，西北部凉州（甘肃武威）、甘州（甘肃张掖），都听见过，由兰州至狄道（甘肃临洮），沿路所闻的尤多。此外，尚有西宁同河州（甘肃临夏）商人，秦州（甘肃天水）、秦安的脚夫都会唱。”它对“花儿”的流行范围、重点地区作了具体说明。
《甘宁青史略副卷》第五卷记载了这个区域所流传的“花儿”：“古有伊凉曲、敦煌乐、唐乐、府有胡部乐，有琵琶五弦等器合曲。后，立唱歌，凉府所进，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出，至喉……今皆失传。然民间唱‘花儿’，苟精其术，亦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豈古之伊凉调乎？或以其鄙俗而弃之，则惑之……”编著者历数古今流传之曲、乐、歌种类，叹惜古有的伊凉曲、敦煌乐、唐乐、胡乐、琵琶五弦合曲，以及凉府流入的立唱歌艺术品种的失传，注重讲述了尚在民间流传的野曲“花儿”，并收录了大量的生活性和时政性的宁夏“山花儿”词句。
例一：
金积城来守得严
三天三夜没攻陷
大坝上已成火线
哎哟哎哟
大坝上已成火线
例二：
宁夏炭井也不少
河东灵武有磁窑
西山觜（嘴）干板炭好
哎哟哎哟
西山觜（嘴）干板炭好
例三：
宁夏城来街道宽
马福寿也当委员
为什么你不造反
哎哟哎哟
为什么你不造反
甘、宁、青三省区，从远古始为羌、藏、汉、吐蕃、裕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交融繁衍之地，加之地域、生产生活方式、宗教、民俗等等的异同，使得甘、宁、青三省区的文化趋向于复合性、多元化，有共性和融合，又有差异和个性，应该说，“花儿”艺术是三省区八个民族在共性和融合中共同生成繁衍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