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强党的建设
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时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且他在比较发展中国家政党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后得出结论说：“在发展中国家，一党制比多党制要稳定得多。”中国正处在转型期，社会旧有的秩序被动摇了，而新的秩序并不能自然建立起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推动；另一方面，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进行协调，以保持社会转型所必需的稳定。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了这个领导核心的最好载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一党领导是目前维持社会稳定所必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这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即民众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以维护改革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如前所述，合法性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和执政绩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先进的意识形态和良好的政绩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取得了人民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但从1957年开始，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采取了急躁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致使经济发展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忽视了对民众现实需要的满足，转而把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之上，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致，“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作为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诉求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单纯化为对被统治者的精神世界的调控”。但这种单纯建立在对未来无限美好社会的幻想之上的意识形态毕竟不能维持长久。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经过30年的建设，中国人的物质生活非但没有极大丰富，相反却陷入了普遍的贫困。而且，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是史无前例的贫乏。这一切都无情地动摇了意识形态赋予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早在“文革”后期，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就在逐渐地蔓延，西单民主墙“显示出人民正在重新思考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因而也就是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重新巩固执政地位的主要手段，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显而易见，“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被邓小平视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新来源”。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民众对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示了由衷的拥护。可见，在“文革”之后，经济成就又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合法性。尽管如此，意识形态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不可或缺的来源，1978年以后，无论邓小平改革的步伐迈得多么快，多么大，他从来没有放弃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名义上的作为国家、党的终极目标的地位”。作为一个稳健和务实的改革者，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既有的意识形态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党的权威，从而保证任何变革都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的重要手段。因此他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保留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与改革实践产生矛盾时，他既不轻易地否定传统的意识形态，也不会被陈腐的教条束缚，而是采取灵活的策略，把不争论“奉为党内意识形态问题的圭臬”，从而避免了与传统意识形态教条的正面冲突；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不断地赋予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全新的内容，使之与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就是这样，邓小平运用高超的政治艺术，在没有引起大的政治变动的前提下，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使之“一方面可以减少改革政策的内部阻力；另一方面它可以随时准备摧毁来自外部的挑战”。
但是，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与改革开放前相比，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的因素对执政党的地位构成了新的挑战。首先，经济增长作为中国共产党获取合法性的决定性因素，其不确定性在增加。尽管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暴露，改革进入了“过大关”（吴敬琏语）阶段，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已从1992年的14.2%降到2001年的7.3%，“政绩合法性困境”逐渐显露。其次，作为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性的第二道防线，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也在不断下降。过去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使共产主义在相当多的人群中失去了理想的光芒，不再具有感召力。再次，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自从改革以来，中国“迅速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严重的社会不公容易使人们对政府产生不满，而中国特有的政党制度极易使这种不满直接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最后，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由于种种原因，在转型期的中国，腐败现象不断蔓延，愈演愈烈。2001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916人。腐败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严重地削弱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反腐败成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了回应这些挑战，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概括了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而且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的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完善意识形态，获取合法性的政治宣言。如果说不争论回避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旗帜鲜明地赋予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等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与目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际上就是代表人民群众，而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要真正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实践中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取得良好的执政绩效。
就政治领导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尽可能地充分体现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政绩与政策密切相关，只有决策正确，才可能有良好的政绩。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做决策前，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体察民意，以便制定出能够反映大多数人民意愿的政策。从制度上说，必须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建立专门化的政策研究机构，以使中国共产党在决策前能够了解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利益要求，也能够就如何解决问题、协调利益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同。
就组织建设而言，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先进性，必须不断扩大群众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最显著的变化是在传统体制中不合法的民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及个体工商户阶层在不断壮大，而如果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亨廷顿也指出：“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因此，党必须能及时地将这些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纳入党内，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奠定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为此，江泽民同志载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要把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作为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实施，就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为此，2002年7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总结近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任用党政干部的基本规范，明确了干部的资格条件及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前公示等任用程序，为确保条例的切实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还强调，加强对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加大对违反条例的行为的查处力度，这为建立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干部管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思想建设而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的方式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为广大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所领会并体现为自觉的行动，确保党员永远保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多方面地寻求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有效方式，坚定群众的理想信念，增强他们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信任。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有效地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及清除腐败。“各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公平增长才能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他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硬道理，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平，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为此，首先要建立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保证公平竞争。而且要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腐败浪费了一个新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毫无疑问，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人们性。这是一项惨重的成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拥护和支持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腐败的实际态度和做法。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各种手段，标本兼治，才有可能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目前，要彻底清除腐败，首先需要中共中央昭示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只要最高政治领导人下定政治决心，就能够解决中国的重大腐败问题”。其次，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改变可能导致腐败的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从根本上预防腐败的发生。再次，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和利益观，加强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敬业守法、廉洁奉公的观念，在思想道德上构筑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从而主动、自觉地拒绝腐败。
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
多党合作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各民主党派在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参政议政，不同程度地介入政府过程的各个层面，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一、中国的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是一个特定的称谓，专指在新中国成立前即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民主，新中国成立后又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八个党派。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立。现阶段民革的工作重点是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其主要成员是原国民党和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科技、文教、卫生战线上的知识分子。民革中央主办《团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