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体现着这一运动的历史要求。然而，政治形式与它所依赖的民族社会之间，既有统一，也有矛盾。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充分认识回族军阀政权的关键。同时，回族军阀处于有悠久大一统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之中，虽然民国年间普遍的军阀割据为他们称雄一方提供了条件，但地方与中央、本民族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关系仍然是他们不能回避的现实。这纵横两方面的力量对其政治发展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其面貌甚至命运都受到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回族军阀政权的发展道路，还可窥见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趋势，从而在错综的历史现象中把握西北回军阀的地位。
一、马家政权与西北回族社会的关系
回族军阀与西北回族社会的关系，除了这些集团源于西北回族为人所周知外，其他许多问题尚无充分研究。诸马集团从产生到坐大称雄都依赖于西北回族社会，本书前面几章已作了大略论述。但回族军阀在壮大中力图摆脱它的“民间”性质，与回族社会形成一种距离，甚至反对西北回族社会中某些固有的事物，在紧密依赖回族社会的同时，又造成许多新矛盾，回族军阀政权存在了数十年之久，它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这些都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西北回族社会自1781年苏四十三反清之后，百余年间走上持续反清的道路。在这一斗争中，西北回族发展起政治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形成了西北回族整体上与清政府对立的关系。政治上的一致性有力地带动了民族意识的增强。这促使清政府认识到回族的社会力量，从而必须确定对回族某些完整的政策，也就是改变过去仅仅把回族当做所属各州县的居民，不把回族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政策。这一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变化，实际上是西北回族不断反清取得的政治成果。回民军曾在近十年时间里控制了甘宁青新的广大地区，不能不引起清政府对回族的高度重视。这清楚地表明清代西北回族社会政治的迅速发展。
然而，回族社会政治发展的道路十分曲折。同治末年，西北各支反清回民军相继被镇压而失败。在这一过程中，以马占鳌为代表的一批原回民军实力派人物选择了投降清政府。痛击清军的太子寺战役硝烟尚未散尽，马占鳌等人却突然举旗投降，表示他们此后永不反清，并立即参与进攻西宁回民军的战争，为恢复官府在河湟地区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表面看，他们走上了一条与以往回族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一重大转变的思想动机是什么，马占鳌等并未留给我们明白的说明。害怕清政府大肆屠杀，希望用投降来换取宽容恐怕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动机，但后来他们大力捕杀反清回民的原因肯定比保护回民的动机更为复杂。无论如何，马占鳌等人扮演了一种背叛回族反清事业的角色，遭到当时许多回民的鄙视和反对。马占鳌投清的路线造成了回族内部政治取向的分裂，坚持反清和服从官府的斗争持续了至少二十余年。这在1895年的河湟事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可以肯定的是，马占鳌、马安良父子的路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回民所认可，特别是那些有实力的回族人物。他们看到与官府合作所展示的政治前途比反清更为光明，便成了马占鳌路线的追随者。所以，1895年事变中出现了那么多自办团练协同清军作战的回族人物，马福禄、马福祥兄弟为其代表。马福祥曾说，其兄马福禄认西北回族反清一方面由清政府的暴力镇压所致，另一方面又因教争起后，“为奸恶的坏人利用”而扩大事变。①河湟事变的迅速平息表明马占鳌路线在回族中已有广泛的影响。
应该说马占鳌降清之举虽为清军大兵压境的形势所迫，但究其思想亦有渊源，决非个人的奇想。同治年间的回族反清运动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追求回族的自主，这以反清为前提。一是回民军与清政府的协调，这以抚局为形式。抚局中包含着回民军与官府的合作意愿。区别只在于形势的变化。抚局中的合作背景是回民军在优势情况下掌握着政治主动和主导权。马占鳌则是在官府占优势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表现出更多的屈服与服从。但到了马安良时期，回族军事集团在河湟地区逐渐掌握了政治主导，这不能不使许多人重新审视这条道路。马安良集团在官府的支持下控制了河州到西宁一带的政治，不仅军事由他们负责，行政及地方事务亦多由他们处置。当时地方官员明确指出：
碾伯、河州一带地方官得以措手者，河州之马安良、碾伯之巴暖营守备马全福耳……马全福系该（马安良，引者注）父马占鳌当日之先锋，并系循化撒拉，置之于碾则循化、西宁可以挈纲而治。河州大东乡遍地皆贼，马安良将各头目假权以钳制之，故河州得以安枕……卑职之治碾得力于马全福，亦如杨牧（河州知州杨增新，引者注）之治河州得力于马安良。卑职不敢没人之长，实以地方官办理之难有不得不如此者。②
官府的文献和民间的口碑都证明，1895年河湟回族反清斗争大大提高了回族军事集团的地位，河湟地区回族社会政治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回族军事集团在官府系统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经过这次事变，甘军取代了湘军在西北的统治，而甘军在河湟地区主要靠河州回军维持统治秩序。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马安良、马福禄、马麒等越来越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及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甘军瓦解，河州军事集团又填补了甘军所留下的军事空间，成为西北军事政治支柱。第二，回族军事集团增强了对西北回族社会的控制力量。官府对回族军事集团的支持、依赖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马安良、马福禄等借平息河湟事变的机会，对回族上层推行打拉结合的政策。他们负责河湟回族地区的所谓“善后”工作，对具有巨大影响的门宦势力实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得在河州、循化、西宁、狄道等地区拥有强大势力的花寺门宦、穆夫提门宦遭受沉重打击而走向衰落。对门宦势力的打击政策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超出了河湟，具有更为广泛的作用。因为在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族反清运动的过程中，西北回族中的门宦势力大部分遭受严重损失，其组织体系几乎被彻底瓦解。像哲赫忍耶门宦体系的主要骨干人物几乎零落殆尽。后来，马明心后人马元章由云南来到甘肃，恢复该门宦的工作经历了几十年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河州各门宦势力因马占鳌的投降得以完好保存。由于河州门宦组织未受多少损失，因此能够在1895年再度掀起浩大的反清斗争。事变后他们遭受打击是同治末年西北回族门宦势力受清政府镇压的延续，反映了这一政治变化的持续趋势。回族社会门宦势力的衰落给回族军事集团控制这一社会扫清了障碍。马安良、马福禄在善后案中甚至株连到广大的回族百姓，除借机掠夺财富之外，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树立自己在回族中的政治权威。回族军事集团充分表现了它的暴力性质和控制回族社会的强烈动机。第三，回族军事集团进一步实现了与回族上层的结合。马占鳌、马福禄等家族本来就是河州回族上层，降清中与花寺门宦马永瑞、北庄门宦马悟真等门宦领袖合作。这是他们能植根于回族社会的重要条件。但由于政治取向不同，回族上层中抵制和反对回族军事集团的势力尚大，如南乡闵殿臣、闵伏英父子，狄道穆夫提门宦等，对马占鳌十分不满，花寺门宦及北庄门宦中亦不乏反对马占鳌的人。马安良此时在严厉打击对立势力的同时，又保护和拉拢了大量的河州回族家军事集团之中。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开始相互渗透，它们之间的排斥性减少，走向相互借重。
由此，回族军事集团与西北回族社会背离的性质逐渐淡化，他们被人们承认和接受，被视为西北回族的代表。这个身份性质的确立，对其势力的巩固与发展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首先是河湟一带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中的上层人物广泛地参与马家军的活动。随着回族军事集团势力的发展，他们的政治，权力也日益扩大。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河州三马家族奇迹般地在民国时代掌握了宁夏、青海及甘肃的政权，而且表明回族上层借助于军事势力得以广泛参与西北地方政权。三马家族势力实际上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民族问题。
回族军事集团与回族上层的结合当然也有逐步发展的过程。从民国初年的情况可以推断出，在清末最后十余年间，河湟回族中许多宗教和世俗上层加入到马家军行列。北庄门宦家族成员一直是马安良集团的重要势力，该门宦家族的马璘是西军重要首领，清末接替马悟真之职，为马安良部左旗管带，民国后任凉州镇守使，马安良死后，又接替其职，一度为甘州护军使。而秦州镇总兵马国仁、马国礼则为胡门门宦教主家族成员。从材料看，马占鳌降清之初，胡门之马万有与其关系并不密切①，但其家族的马福寿、马国仁等长期在军中任职。马福寿被人们称为“五统领”，“成为河湟显赫一时的人物”②。马万有长孙马国礼亦曾任西军后路分统，后任甘肃省事业厅厅长。马福禄、马福祥集团较马安良系与回族宗教势力的关系更疏远。其父马千龄为世俗地主，培养子弟走科举之路，马福禄、马福祥均出身武进士。此兄弟二人从镇压1895年回族反清运动起家，是比较纯粹的军事势力。但他们在发展中也与宗教势力结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如北庄门宦之马绍汉，一度曾任马鸿宾部师长，马绍武、马绍先亦在马鸿宾部任团长。
清末至民国初年，河州门宦家族子弟参加马家军似已成为普遍风气。从已知的重要人物看，势力较大的门宦家族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亦很显赫。只有花寺门宦和穆夫提门宦遭马安良等的不断排斥打击，未能在军队中站住脚跟。这清楚地表明宗教势力与军事势力能否结合，对双方都有巨大影响。随着回族军阀掌握甘宁青各地方政权，宗教家族人物亦得以分享权力。
当然，回族军阀集团还包含着更为众多的非宗教人物。许多人通过参加马家军得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这一历史形成马家军的用人基本原则，即当时流行的说法——甘马河回。马家军的军官多由甘肃河州回族人充任，又以姓马者居多，故有此说。所以，河州在民国年间产生了众多的省长、军长、师长、厅长等高级官员。“以一县而产六省主席，在国内尚属仅见。他如宁青两省及甘省河西驻军，各级军官，临夏籍者更占十之七八。”①1933年，顾执中等人赴青海省考察，其记载：“当我们到省政府时，适是日为回教礼拜日，所以富丽伟大的中山堂内，有一片回教徒的诵经声，传入我们的耳旁，马主席（马麟，引者注）当然在做礼拜。”②这清楚地表明西北回族军阀政权中的民族成分构成。西北回族参与政权的集中性和广泛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所以，起自河州的马家军事集团的民族性质，不仅因为马安良、马麒、马福祥家族出身为回族，更主要的根据是这些集团权力阶层的民族成分构成状况。如桂系军阀白崇禧尽管本人也是回民，但他所领导的集团与回族不存在实质性联系，与马家集团在民族性上根本不同。
河州马家军事集团与回族上层势力相结合，使得该集团具有了一般军事集团所没有的深刻而稳固的民族社会基础，造就了他们所独具的顽强力量。依靠这一基础，他们不仅能由小到大不断发展，面且在民国年间风云迭起的军阀兼并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经历了清朝末年的政治变幻、北洋军阀年代的兼并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势力虽然不大，但存在时间之长却是其他军阀无法实现的。这当中的社会原因非常深刻，不是马家军首领个人所能说明的，甚至也不是他们拥有的数万之师所可解释的。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没有哪个军事集团能像马家军一样，与某种社会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这一点从西北回族社会风气的变化上也可以找到证明。
如前所述，自苏四十三事件后，清政府对西北回族的压制导致了回族社会普遍的反抗情绪，以至于同治年间西北回族几乎全民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它的普遍性足以使我们认为这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和集体意识。马占鳌等降清后一变成为官府人物，反抗官府与做官毕竟是相反的选择。马占鳌初时只有三旗马队，当兵的人很少。至1895年，河州回民反官府的人不少，但参加团练和清军，追随马安良、马福禄的也不乏其人。此后马家军日益壮大，兵源主要来自河州回民。许多人当了马家军的正式士兵，还有一些人并非编制内的士兵，也随同马家军活动。1911年陕西爆发革命，陕甘总督长庚决定利用河州马家军东征陕西。马安良原有军队仅一营三旗，但在很短时间内就募足十六营。
他的办法是，召集河州一带的大小门宦，利用教权去拔门兵，照所拔人数的多寡给营长、哨官等军官……这样一来，门宦中的子弟得了作官的阶梯，在门宦下的教民也有了发战争财的机会，因此很顺利地拔出了六千多名马步正规兵士，还带来了成千成百的随营徒手，准备“打捞”的人。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