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回族哲学思想的萌发时期，明代是回族哲学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清代和近现代回族哲学思想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回族在其民族共同体孕育过程中，其哲学思想是以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特征的，它深受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影响。回族学者在用儒学对伊斯兰教典籍加以注释时，汉学功底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出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一些回族著名人物既精通儒学，又致力于伊斯兰文化，他们的学术思想是祖国优秀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弘扬伊斯兰文化，系统研究元、明、清以来回族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深入探讨回族哲学思想的内容，介绍一些著名的哲学家，这对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一节回族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一、元代回族哲学思想的产生
回族在哲学上的贡献，一方面表现在唐宋以来的“回族先民”和元代大批中亚穆斯林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定居，将伊斯兰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伊斯兰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从不少方面丰富和补充了中国的传统哲学。
在回族先民初来中国的时期，那时的哲学思想是零乱的，而自元朝开始，回族处于孕育阶段的时候，回族一些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就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回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的思想基础，它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是虔诚的。但由于回族人是外来的中亚人形成的整体，因而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它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既要继承伊斯兰文化的特点，保留其饮食和婚丧嫁娶的生活习惯，又要使其宗教信仰为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容忍，并学会与持有不同信仰的其他民族和睦相处，这就需要构建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共同的心理状态，把伊斯兰哲学思想加以中国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伊斯兰文化要适应当时中国的现实，那么，在回族中必须能出现一些优秀代表人物和有造诣的学者，在学习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能较快地熟悉中国封建社会哲学上的思想观点、人性理论和道德评价，在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方面达到较高水平，使伊斯兰文化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创造出具有明显特点、中国风格的伊斯兰哲学。
元代回族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不甘心把伊斯兰教作为外来文化对待，他们首先集中学习汉学，从汉族的几千年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努力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这些人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们是有历史功绩的，如元朝回族学者为了扩大伊斯兰影响，一开始就用儒家学说解释伊斯兰教教义，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融为一体，从儒家经典中为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五功”找根据。这些方面是有历史记载的，如1348年（即元代的至正八年），在《定州礼拜寺元碑碑记》的碑文中写道：“奉正朝，躬庸祖，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在回族学者看来，伊斯兰教义与儒家经典是一致的，即“夫不惟无形无象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且五伦全备，与周书五典五惇之义又符契而无所殊焉”。当然，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回族学者在把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些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水平。如赡思丁和萨都剌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方面引用了中国历史上不少名家的作品，其创作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在元代，一些回族代表人物具有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译著了很多天文学、化学、地理学、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在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研究和贡献，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自唐朝以来，回族先民就带来了与中国传统历法不同的《九执历》。中国的传统历法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九执历》则以周天为三百六十度，明朝时期的《回回历）就是在《九执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历法是比较精确的。宋朝的《应天历》也是出自回族先民之手，这也是对中国天文历算方面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从西域带来的天文学知识和术语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逐渐被接受，并加以应用。元代统治者对回族天文学家极为重视，从忽必烈即位开始，就任用了以扎马鲁丁为代表的一些天文学家，其中从1271年（元至正八年）开始还设置了回回司天台，官职为五品官；1312年（元皇庆元年）又改为回回司天监，官职升为四品；1314年（延祐元年）回回司天监又升为三品官。元朝的回回司天监达到37人之多，他们也为中国天文历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扎马鲁丁等人来华时不仅带有阿拉伯天文仪器，而且又制造了一些新的天文仪器，如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7种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元代回族科学家还制造了《万年历》、《回回历》，《万年历》曾被元朝政府正式颁用，《回回历》则在民间广为流传。元代回族科学家所传播的数学知识对当时中国数学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元代著名数学家郭守敬曾得益于包括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在内的15部“回回书籍”。他发明的（授时历）使用长达360年之久。回族药方拔火罐和一些药材、解毒药、骨科医学、眼药、治疗怪病的偏方，以及饮食学、营养学、妇科学等等，也是在元朝时期通过回族学者在中国得到流传的。元代时期，回族学者还撰写了一些医学书籍。回族学者在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宝库，也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回族自然哲学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族的自然哲学思想曾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注目。明人吴伯宗在《回回天文书》序中写道：“洪武初，大将军平元都，收其图籍经传子史凡若干万卷，悉上京师，藏之书府。（朱元璋）万机之暇，即召儒臣进讲，以资治道。其间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十五年秋五月癸亥，上御奉天门，召翰林臣李羽中、臣吴伯宗面谕之曰：‘天道幽微，垂象以示人。人君体天行道，乃成治功。……迩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以时披阅，庶几观象，可以省功修德，思患预防，顺天心立民焉。’……且命曰：‘……惟其述母藻绘，母忽。’”这里说明回族自然哲学思想既受到伊斯兰国家科学典籍的巨大影响，又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独树一帜，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交融交汇，而让人们省工修德，“顺天兴立民”，强调“天人感应之理存在于方寸”，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儒家思想的反映。
从元代回族哲学思想的萌芽发育过程来看，其代表人物不是着重于对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的研究，而是通过回族上层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把域外的先进思想文化成果和科学成果带入中国，并使其发扬光大，同时又在对中国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借鉴中吸取了极为丰富的营养，这不仅为回族的发展提供了生机，而且也为回族哲学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明代回族哲学思想与儒家学说的融合
在明代，随着回族先民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回族哲学思想已显著地得到发展，这一发展的显著特点表现在伊斯兰哲学思想与儒家学说的直接融合。这一时期，回族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都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封建礼制、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如郑和、李贽、海瑞、丁鹤年、胡登洲等人的观点、著作、诗文以及倡导经堂教育方面，都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而在回族广大群众的生活中，在遵守伊斯兰教教义、教法、教规、礼制的同时，也从不少方面采纳了汉族的伦理、道德、礼仪、习俗，在清真寺的建筑中，不少就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其他如碑石、牌坊、题字等，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现在从各地发现的清真寺的碑文中，内容是用儒家文化阐明伊斯兰教教义，形式多采用文言文，这说明回族学者在努力运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来研究和宣传伊斯兰教教义，其中对伊斯兰教的认主独一、安拉的至大至能至聪的思想是贯彻始终的，并坚持安拉是宇宙的主宰，赋予他全智全能的人格化的造物主的形象。回族学者全面地继承了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并以此为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服务。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伊斯兰教思想，这无疑给回族哲学思想在中国土壤上的发展壮大一开始就赋予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明代回族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汉学方面的成就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代的统治者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促使回族接受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回族学者也逐渐认识到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必须接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果，使伊斯兰教的信仰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中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儒学解释伊斯兰教经典，适当变革宗教习俗，创立与中国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相适应的新思想，是这一时期回族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回族哲学家，他们探讨的一些重大哲学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如心与物的关系问题，知与行的关系问题，鬼神观念的问题，理与气的关系问题，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的问题，平等观念的问题，功利主义的问题，以及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事物内部的矛盾等方面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经常探讨的问题，也是这一时期回族代表人物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这些哲学思想明显受到儒家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以及陆王心学的影响。
回族共同体在中国的形成过程中，经过回族代表人物对儒家思想在回族广大群众中的宣传，使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生活习俗随着中国的历史条件而发生不断的改变。由于回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因而他们从思想到生活都逐渐向汉族靠近，加之使用汉文汉语，在伊斯兰教的统一信仰外，又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加速了回族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演变。他们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又保留了本民族存在的基本要素，使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辉映，使回族群众在与各民族，特别是与汉族的交流中，其文明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都达到了较高的阶段。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使回族的特点得以延续，又使回族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得以发展，在这一方面，回族学者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回族学者高度重视儒家学说，又具有相当功底的宗教理论知识，他们保留了伊斯兰文化的特征，又大量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这就为回族共同体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设想，在中亚穆斯林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适应的，但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学习、研究的不断加深，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有一种全新的见解，使回族群众的思想意识逐步具备了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是指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即用儒家思想诠释伊斯兰教教义，在某些方面使伊斯兰教思想在中国条件下得到一些改进和充实，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在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明朝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活动，实际上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学术活动和历史进程。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它那丰富的哲学思想，它那认主独一的教诲，它那要人们走正路、得善报的启示，它那严密完整的伦理道德规范，它那特有的生活方式，都通过大量的汉文译著反映出来，这样，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充实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汉文译著中，不少新的名词术语向人们展现出来，一种崭新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摆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无疑也对汉文化本身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汉文译著用汉文汉语解释伊斯兰文化，论证伊斯兰学说，把一种新的信仰加以理论化、系统化，这在中国历史上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它使各族人民对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教义、教法、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有了更多的了解。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民族中的一些人还皈依了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在中国有了新的根基和活力。汉文译著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教法、教派、人物介绍、典礼制度、伦理道德思想、圣地的考察、生活习惯，以及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内容的翻译。总而言之，作为以伊斯兰教哲理、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日常生活习俗等为基础的回族哲学思想，是通过汉文译著反映出来的。这些汉文译著不仅是对伊斯兰教国家通行的经典的翻译和注释，而且是在吸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的基础上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特点，从语言到文字把伊斯兰教教义和儒家学说、宋明理学作了创造性的结合，对回族在中国的条件下所面临的各方面的问题做了力所能及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