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通常包括战争观，战争问题的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等基本内容。它来源于军事之实践，又给军事实践以理论指导，并接受军事实践的检验。它随着战争和军事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传承性。
军事谋略无处不在地体现在军事思想之中，是人类智慧在军事和战争中的集中体现，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开发价值，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不懈地研究开发历代军事谋略的价值。使之与时俱进地为人类文明世界和平及社会进步作出有益贡献，是人类的神圣职责。
军事思想的发展简史
由于人类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认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军事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战事的扩大和加剧而不断地产生、发展和升化，因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
1.夏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
从公元前21世纪奴隶制的夏朝开始，战争就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有了军事与战争问题的记载，产生了以靠敬天保民的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夏商之间的鸣条之战，商周牧野之战，已有注意讲究军事谋略的内容。据传西周时，已有了专门的军事文献《军志》、《军政》，这是古代军思想诞生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战争频繁，许多新兴地主阶级军事家兵书著作不断涌现，其中最杰出的就是春秋末期吴国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它标志着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它的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而影响深远。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六韬》、《慰缭子》等军事著作，它们在继承《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和创新。卫国吴起所著的《吴子》探索了战争的实质，论及战争发展的根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论述了对付各种战争的方略；提出了“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齐国的司马穰苴所著《司马法》，鲜明地提出了“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的观点，主张政略、战略不可偏废，天时、地利、人和都要兼顾，强调“以重行轻”、“战相为轻重”、“要以仁为本”、“以礼为固”、刚柔相宜。齐国孙膑所著《孙膑兵法》主张抛弃“责仁义，式礼乐”的思想，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局面；作战思想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认为只有富国才能强兵。后人所著的《六韬》（即文、武、龙、虎、豹、犬韬）提出了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思想，并对作战机构及步、骑兵的协同作了论述。相传战国尉缭所撰的《尉缭子》主要论述了战争中人的地位和作用，用兵取胜之道；阐明了“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不如“求己”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卓见；主张“权敌审将后而奉兵”，“制军必先定”，赏罚严明。当时的相互兼并，合纵联横的军事斗争和政治状况，诸子百家的百花齐放，使得军事思想和兵书著作处于旺盛阶段。
2.秦至唐、五代时期的军事思想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汉、唐封建社会的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及战争的发展，使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提高。汉初出现的《三略》和后来的《淮南子·兵略训》等是传世的著作。《黄石公三略》是一部从政治与军事关系上论述战争攻取的兵书，它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从汉到隋曾发生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大规模、多种兵团的配合作战，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以及作战指挥艺术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卫公问对》一书，则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经验，对以往的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联系做了比较辩证的论述。但由于秦始皇对兵书或毁或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兵家地位开始下降，史籍兵书递减。汉初有兵书传著182家，至汉成帝时仅剩53家、79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135部、512卷；《新唐书·艺文志》仅著录23家、60部、319卷。兵书的编撰和流传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3.宋至清前期的军事思想
北宋初，火药、指南针开始用于战争。军事技术的发展对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频繁的各类战争促进了战略战术的发展。如陈规的《守城录》。北宋前期，为教文臣武将熟悉军事而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兵书汇编《武经总要》，总结了古今兵法和当朝方略。宋神宗元丰年间，又将《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汇编为《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必修课程。此书对宋以后的军事学和战争实践都有较大的影响。从明代至清前期，一方面从实践中总结出了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单纯防守作战的思想；另一方面出现了带有强烈的革新内容的军事思想，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就是这种革新思想的代表作。茅元仪编纂的军事百科全书性的著作《武备志》，提出了军事改革的依据，以求振兴王朝的武备。这个阶段的兵书著作很多，其量超过历代，但是由于此时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外国人也开始入侵中国，特别是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军事上逐渐趋于保守落后，所以军事思想虽有某些革新思想提出，但总的趋势是趋于保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产生于商，形成于周而成熟于春秋，春秋以后为发展时期，整个发展成马鞍形。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1.关于战争性质和决定胜负因素的理论
古代军事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战争的性质。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尉缭子指出，“武”（战争）是从属于“文”（政治的）。“文”是主导的。《司马法》指出，“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已有了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意思。《吕氏春秋》明确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已将战争区分为义与不义。虽然古代关于义与非义的内容有其阶级局限性，但在2000多年前就已懂得从政治上认识战争和划分战争的性质，却是难能可贵的。
古代军事思想对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问题十分重视，并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除孙武把“五事”、“七计”作为决定战争和决胜主要因素，并第一次明确把“道”（即政治）摆在首要地位外，其他重要兵书也有不少符合战争客观规律的论点。除论述政治因素外，还论述了经济、军事、地理等诸因素对战争胜负的影响，特别是关于富国强兵的论述具有其指导性的重要意义。如《墨子》说：“库无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孙膑兵法》“富国，强兵之急者也”，认为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是战争取胜的基本因素之一。
2.关于战争谋略和战法的理论
古代军事思想有许多独特而精辟的论述，提示了作战指导的一些基本规律，提出了一些作战指导原则。其主要方面有：知彼知己，因情定策。这是孙武所提示的战争指导的一个普遍规律。先计后谋，运筹得胜。孙武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强调上兵伐谋。《六韬》说，全胜不斗，都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看作最理想的战略；修道保法，先胜后战。孙武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强调最重要的是准备政治条件，首先有把握具备战胜敌人的力量；其次是胜敌的战机，审时度势，决胜料势，强调发挥主观指导能力，创造有利的对敌态势则可取胜；先发制人，兵贵在先。《尉缭子》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也”。后发制人，以迁为直。管子提出，“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也。”孙武强调，“兵人发，先人制”；争取主动，致人而不至于人。鬼谷子说：“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制命也。”谁掌握了主动，谁就能取胜。孙武认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我专敌分，以众击寡”。《武编》指出，“兵之速为策者，其机在速”。此外“还有聚财制器、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等。
3.关于治军理论
古代治军非常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将帅不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还是“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并规定了选将的具体标准。《武经总要》还要求必须具备“五谨”，即“理、备、果、戒、约”，总之选将要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在将帅的德与才关系上，明朝戚继光指出“有将才而无将心，具将也”。对属于将德问题的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尉缭子指出“率身以励众士”。
在国防和建军方面，春秋时期管仲的富国强兵思想，以及“作内政而寓军令”的寓兵于民的政策和兵役制度；《左传》中“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等论述，都表现了对国防和战备重要性的认识。在军队建设上，则主张精兵主义。《吴子》提出，“简募良才”、“料人”、“练锐”。兵贵精、不贵多，成为历代的传统治军思想。对于军队的教育、训练，吴起指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兵略丛言提纲》强调“不教则不明，不练则不可”，要从实战出发训练。对军队的管理要严格、赏罚严明。孙武指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吴起认为兵“以治为胜”。《司马法》上讲“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认为奖赏与惩罚是严格军纪的重要方法。强调军队要内部团结，即强调亲卒爱民。孙武认为要“视卒如爱子”。吴起提出内部团结，即“和”的爱兵思想。对敌军，主张要“善俘”。孙武把争取敌军俘虏作为增强自己势力的一项军事政策。《司马法》还具体阐述了善俘政策。
（三）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军事学术上的历史地位
在我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数千次频繁激烈的战争中，涌现出众多卓越的军事人物，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军事学术。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近代、现代军事思想的源泉之一。其中许多军事原则，不仅指导了历代战争，而且今天仍不失其理论价值。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系统军事理论的国家。几千年来有两千多种兵书问世，内容丰富全面，论述精辟深刻，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特别是《孙子兵法》，举世公认为“兵学经典”，是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一个思想源泉。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巨大成就，给予了世界军事学术的发展以深刻影响。
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批判地总结、继承和发展古代军事思想，做到推陈出新，不仅会对我国防的现代化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发展我国现代化哲学和社会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
（一）产生、形成和发展
1.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夕，面临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威胁，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开始搜集外国军事资料，研究敌情，提出了组织民众，军民配合，沿海各省协力筹防和以守作战、以逸待劳、在近海和陆地歼敌的作战方针。战后，魏源等有识之士，总结、吸取了清军战败教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战略思想，以及“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方针。尽管这些思想并未被清廷采纳，但是已经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方向。
2.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统治阶级中有远见之士，如奕诂讠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提出了“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筹办近代军事工业，仿造西式武器装备。并且在“练兵与制器相为表里”的方针指导下，着手整顿军队，创造新军，加紧筹办海防，使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具规模。还本着“用人最为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的方针，着手兴办海军、陆军、船政等学堂，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此外，又参照“西法”，拟定了《北洋海军章程》。随着西式武器陆续装备军队，引起了作战样式和战术的改革，如：步骑、步炮协同作战的采用；海军的独立作战、陆海协同的抗登陆作战的出现；战斗队形由密集向疏散发展等，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已经形成。但是，由于受清廷“中学为主体，西学为用”总的指导思想的束缚，新的建军思想并未能从根本上改造清军，加之清廷腐败、妥协，最终仍然导致了中日甲午海战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