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到的第一站是新渠农庄。
新渠，俄语叫“绍尔别克”，我查了些资料，本意是清凉的山冈。
新渠农庄是中亚东干人——陕甘回民的五大聚居地之一，其他四个是：营盘（马三成）、江尔帕克（属于哈萨克斯坦）、米粮川和亚历山大洛夫卡（骚葫芦，属于吉尔吉斯斯坦）。
新渠农庄有一万多人，绝大多数是陕西人后裔，通用陕西话。新渠是从中亚第一个东干大农庄分出来的，大约在20世纪初。最初，英雄白彦虎带领的陕西人住在营盘（1878年），后来人口繁衍多了，许多人就分出来，住在新渠，这是最靠近营盘的农庄，约有7公里。后来，这些人又从新渠分出一个个东干农庄，如布拉巴顿、杜德维克（扎伊姆卡）、卡然少和考若德等。其中杜德维克和卡然少以前多是德国后裔，1991年苏联解体后，多数德国后裔迁走了，东干人就买下了房子和土地，形成了新的东干农庄。
这几个地方均属于哈萨克斯坦，位于秋河（又译称“楚河”，下同）北岸，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以秋河为界。秋河源于天山山麓，秋河的水是天山上消融的雪水，蜿蜒地由东向西流去。在天山和阿拉套山中间，是狭长的平原，也是最肥沃的地方，而在硕大的平原间，秋河像一条闪闪发光的银带，孕育了两岸的土地和人民。沿岸有许多沙棘树、花楸、桦树、杨树和河柳。春季，鲜花盛开，树叶飘逸，河水哗哗作响，是一幅优美的田园景色。
秋河旁的新渠农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公路，可以连接通往营盘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和比什凯克。路两旁有商店、农庄办事处、市场和住宅，农庄有三所学校，一所小学两所中学，学生几乎全是东干人子弟，有几位哈萨克和俄罗斯族学生，他们也会讲陕西话。
新渠的东干人，几乎都以种菜贩菜为生，也有一部分人做生意。一部分人甚至去了白俄罗斯、乌克兰、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种菜，他们说那边菜价高，收入好。
我在村子里碰到几位长相和模样很像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以及乌兹别克人，与他们交谈，他们说一口流利的陕西话。原来他们的奶奶、妈妈都是祖先和外族通婚后的后裔。他们说，他们的奶奶、妈妈都会讲“东干话”，也会做“东干饭”。这样的人，陕西话私下叫“二转子”或“三转子”（指有三个民族的血统），直接去讲，是不礼貌或骂人的粗话，笔者是客人，开玩笑地叫其中一位姓“吴”的东干人为“三转子”，他们大笑不停。
新渠的好多老人还会讲一些陕西童谣，一位叫塞麦的阿姊背诵了几首童谣，如：
打锣锣，筛面面，
我娃是个金蛋蛋。
尖尖窗窗，糜面团团，
燕子喝水，马驹过河。
后面两首儿歌是：
豆芽芽，小怪怪，
我去南山做买卖。
三月三，我回来，
叫老婆，开门来。
先开门，后点灯，
老鼠在旮旯里背眼睛。
娃娃乖，穿新鞋
娃娃唠叨，猫咬来，
猫猫，你别咬，
咱们俩，各从好。
另几首东干妇女唱的儿歌，是笔者小时候熟悉的：
哄娃娃，睡觉觉，
山里来了个老道道，
头上戴个草帽帽，
腰里系的是草腰腰。
我娃乖，穿新鞋，
我娃不乖，穿旧鞋。
上述的童谣、儿歌是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一带流传的。现在在国内西北大部分城市的人们都忘了，可在农村还有少许的流传，而东干人仍然保留至今。
东干人住在中亚100多年来，由于天山的自然屏障，以及冷战期间中苏关系的人为屏障，致使东干人与中国的交往几乎断绝了一个世纪。一位东干学者曾经讲到：“中苏交恶时，每当听到广播上指骂中国时，我们东干人心里最难受，住在这里，这种难受又不能说出来。”
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后，这里的东干人便说：“这给东干人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教门开放了；二是和中国老家可以来往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陕西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曾到新渠看望这批陕西人，新渠的东干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老家来的人，新渠农庄的东干人沸腾了，挨家挨户请这几个人。当时东干人还收集了钱，把代表团的5个人，请到苏联的几个有名的大地方去转了一圈，来表达他们的心愿。
20世纪90年代，中国陕西的作家、教授王国杰（汉族）在苏联留学时，曾到过东干陕西村（新渠和营盘）。他描写道：在他第一次见到东干人时，东干人听到他讲的陕西话，用热泪欢迎他。他住了4个多月，东干人把收藏了很久的资料都交给了他，并没有感到他是汉族而见外，而是把他真心地看做是从陕西老家来的亲人。王国杰十分感动，回国后写了本有关东干人的书——《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于1997年在陕西出版。他成了东干人的朋友，有些东干人到中国西安时还去探望他。
侯赛因·安说，他认识的中国人很多，他家还住着一位来自陕西的汉族姑娘，他认做干女儿，在那里学俄语，几乎和他家里的孩子一样。现在，任何一位中国人或者华人，当你们到东干人这里访问，都能亲身体会到他们的好客和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