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国民党内，凡对袁世凯有好感的人都是被金钱收买的，未免贬损议员人格过甚。邹鲁曾在咨议局工作，无形中受到立宪派的熏陶，与一般流转江湖，终年与会党为伍的党人，略有不同。他一度真诚地相信，只有袁世凯的才力能治中华民国，如果总统有什么逸出常规的行动，尽可用法律来约束。但对现任内阁，则因其违法，应尽力推翻之。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国民党议员。
这种好感，其源有三：一是袁世凯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是扛大旗的主帅之一；二是当下的现实环境，除袁之外，确实找不到第二人可以驾驭大局；三是袁对待士人谦恭有礼，有立贤无方的气度，也为他加了不少分。据总统府内的小吏陈灨一从旁观察：“议士投谒者必延见，见必温语以慰之，谀词以宠之，齿芬所及，受者如膺九锡之尊，颇沾沾自喜。”42
在历史书上，对袁世凯拉拢议员，多有批评，说这是做戏收买人心。搞政治哪有不需要拉拢人心的？袁世凯与议员非亲非故，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争取支持，以图施政方便，不然他还能为了什么？但中国人习惯以阴谋论诠释一切，好也阴谋，坏也阴谋。
也不是所有议员都“沾沾自喜”的。袁世凯曾派人向邹鲁传话，可以拨40万元给他组织新党。邹鲁正色回答：“我身为国会议员，我代表国民谋国利民福来的，所以一切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希望转告政府衮衮诸公，千万不可把国家的金钱，作为个人权利争夺的费用。”他表明自己的立场：“政府的措施若是福国利民，即使不送钱给我组党，我也理当竭力拥护，否则，必联合同人，积极反对。”43
邹鲁不愿另立山头，但国民党内部，早已山头林立，陆续分化出相友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超然社、宪政公会等小团体。人们又把这归咎于袁世凯的收买与破坏，似乎党团政见的异同，全以金钱为转移。历史对第一代议员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偏见与污损。
逮乎今日，不少史家仍坚持以人划线，革命党人掌权时，凡批评政府的，不是“眼光短浅”、“被收买”，就是“阴谋破坏”；轮到袁世凯掌权时，凡是批评政府的，都成了“英勇斗争”、“坚持革命”了。法律、是非、道德都在其次。
为了与国民党抗衡，5月29日，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是理事之一。进步党的总部，原在石桥别业，后迁至前清醇贤亲王的王府，俗称七爷府，坐落在太平街、太平湖之间。此地风景秀丽，担任过江宁八旗学堂总办的震钧，写过不少记述北京掌故的文章，他在《天咫偶闻》一书中，专门写了太平湖：“太平湖，在内城西南隅角楼下，太平街极西也。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当夕阳衔堞，水影涵楼，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过者留连不能去。”良辰美景，让人遐想不已。
然风景再美，梁启超却无心欣赏，他要为进步党在国会中的方针大计，运智铺谋。国会至此成了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党之间的竞争。但他们的立场，并非楚河汉界，凡事对立，比如国、进两党，都主张先制宪，后选总统，都主张袁世凯当总统，便显示出两党有相当的合作空间。
在进步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解释党的方针：“鄙见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唯内阁则大半请假，几等虚设，非改组不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44在宋教仁、梁启超的努力下，国、进两党，在国会里已俨然有两党制的雏形。
邹鲁回忆：“最初国民党想和其他党携手，以期实行自己的主张，不愿意以多数压迫少数，致伤感情。所以凡事都派人在院外商量妥当，然后在院内发表。但是这种局面，国民党就暗中吃亏了。”但两党制的作用，就是要互相竞争、互相抗衡，如果凡事都可以商量妥当，还不如合并为一党。因此，党派合作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到选举议长时，议员“相持不下，每次开会都有热烈的辩论，甚至呼号谩骂”45，已见怪不怪。
国会充满喧哗，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热烈、火红、蹒跚、跳跃、发芽、蔚蓝、金黄、篝火、激流……这些让人目眩的意象，都可以用来形容1913年的国会。这时的国会争论，虽然不乏党派的意气之争，但充满了新鲜空气，活泼而率真，阳光普照，连风也是香的，大家精神清爽，迎接新的一天，就好像早晨起床，洗完脸，刷完牙，一家人为吃什么早餐而争论一样。
国会与政府的第一场正面交锋，和当初临时参议院一样，也是为了一宗借款案。
民国肇创，百废待兴，而国库一贫如洗，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孙文当总统时，亦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参议院也深知国家困难，对政府提出的借款案，一般都是举手通过。4月26日，也就是国会忙于选举议长之时，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没有经过国会便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年息5厘，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赔款，实际收到的现金仅有998万英镑，即不及借款总额的四成。但规定47年还清的本达6899万余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
张继、王正廷收到消息后，认为该案未经国会讨论，遽行签字属于违法，要求见总统，但袁世凯避而不见，仅以书面答复：“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迁延，今拟派秘书面陈委曲。”两位议长连夜出动，跟各有关银行交涉，要求停止签署。银行当然不予理睬，议员们便堵在汇丰银行门口，准备采取人墙战术，阻止政府官员进出，但一直等到半夜三更，也不见半个人影，原来官员们早已签押完毕，从后门溜走了。
这项借款谈判，始于上一任内阁。为了释除社会疑虑，汤化龙与48位前临时参议员联名通电，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详加说明，指出有关借款的说明文件，已在1912年9月交给临时参议院讨论，12月27日表决通过。当时由财长周学熙向临时参议院解释借款缘由：“言及国家危迫情形，至于痛哭，众所周知。此系当日实在情形，故平心而论，此项条约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46
但国民党议员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只揪住一点不放：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只是借款办法和要求的说明文件，并非合同文本。这么重大的事项，即使在国会闭会期间，也应特别召集讨论，何况现在国会已开，未经国会讨论，手续不全，就是违法签约、蔑视国会，政府必须作出解释。吴景濂事后披露，当时周学熙曾托人向他传话，如果他可以设法通过大借款案，政府愿意拿出12.5万镑，其中7.5万镑赠予吴景濂个人，5万镑给国民党本部。吴景濂坚决拒绝，而国民党本部也一致反对。
5月5日，赵秉钧已请假，由代总理段祺瑞到国会作说明。段祺瑞武人出身，性格急躁峻烈，一发怒则鼻子变歪，外号“歪鼻子”。他与这借款案本来关系不大，却因为代理阁揆的原因，不得不到国会受这窝囊气。他不善言辞，被议员们七嘴八舌一轮猛攻，鼻子已经歪过去了，却又不敢发作，只好板着一张脸，嗯嗯哼哼，承认借款手续确实不全。
国民党找到了攻破内阁的突破口，非要一追到底不可，他们声言：“如果手续齐备，一个字不改通过也可以，但政府违法签约，送本院查照办理，本院绝不承认。”邹鲁与陈垣、叶夏声、谷钟秀等40多名议员联名提出《弹劾政府违法大借款案》。而共和党则更多是从事实出发，认为合同既签，已产生法律效力，现在反对也没用了，只能切实监督其使用，并要求政府定出裁减军队、行政开支预算的时间表。
根据国会组织法，国会议决案须经两院通过才能成立。而大借款案，参议院虽予否认，但尚未经过众议院议决，按规定不能咨送政府，也不能对外公开。但国民党急于制造舆论，压迫政府，要求把参议院的议决案咨送政府。大家立场迥异，对抗激烈，互相施压，谷钟秀痛骂副议长陈国祥是“亡国议长”，吵到高潮处，台下有人把一块墨砚直掷向议长席，秩序顿时大乱。
张继、王正廷把参议院的议决案咨送政府，并通电各省，把大借款案的讨论详情，公之于世。87名共和党议员联名发表通电，批评国民党议员：“似此擅权违法，扰乱人心，议员同人等实不胜惊骇。”47而国民党人则反过来批评：“共和党及进步党议员始终捣乱，常流会，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48
论打架，共和党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招架不住的共和党人说：“国会党争之近势，急激派与非急激派势均力敌，爪牙相搏，有如二人互斗一室，使无居间者，则二人之同为焦头烂额诚不足惜，窃恐室中之器具陈设同归于尽，不亦冤哉！”49最后，国会以政府未能说明借款用途为由，搁置此案，不予表决。汤化龙被闹得心烦意乱，又受到袁世凯的指责，干脆以祖母去世为由，请假走人。
有记者这样描述国会辩论的场面：“无论立一说，议一事也，公私俶扰，似张华林两部之蛙，呷轧喧鸣，如打下蔡一池之鸭。时则戟天骂地，烂醉甚于灌天，时则顿足扪胸，狂叫几同石勒，时则为傀儡登场，被人率之，时则为猿猱升木，任性跳梁，贸然而来，不知其何事来也，哄然而散，不知其何事散也。”文笔痛快淋漓，如同写谴责小说，却不谈议员们究竟在争论什么问题、值不值得争论。只要翻阅一下当年国会的议事记录，便知道“不知其何事来也，不知其何事散也”的，非议员，乃记者也。
国会中出现辩论、谩骂，甚至撕扯打斗，在外人看来，是一幕荒诞闹剧，但如果没有这种“闹剧”，国会还是国会吗？国会辩论，不是和尚辩经，不是儒生问难，许多议题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国会本来就是各方利益的角力场，选民选议员出来，不是要看他们表演温良恭俭让的。很多时候，打斗是一种吸引舆论关注的攻防策略。看得见的台面上打架，总好过看不见的台底下交易。所以，对于国会的争论，不是看它如何争论，而是看它为何争论。
国会许多争议重大的案件，都与财政有关。其实，只要对政府财政状况稍有了解及保持一念客观理智者，应该都不会反对借款案，但是，该案最后竟闹得是非颠倒、物议沸腾，主要是因政府手续不清，留下把柄，为国民党提供了火上浇油的操弄空间，加剧了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对立，以致付出了惨痛的执政成本与社会成本。
北方忙制宪，南方搞革命
宋教仁去世时，孙文曾撰写了一副极沉雄严凝的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现在，制定宪法的时间终于到了。
1913年6月底，制宪启动。根据国会组织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出30位议员，经过激烈的竞争，选出国民党33名，进步党18名，共和党8名和超然社1名；另有参、众两院候补委员各15人，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
阴晴不定、风云变幻的夏季来临了。7月10日，委员会在参议院开第一次预备会议。7月12日在众议院开成立大会。7月19日选举国民党籍的江西人汤漪为委员长。接下来就找办公场所，北海团城、颐和园、三贝子花园和天坛，都是备选地点。经过实地调查，最后认为天坛祈年殿最合适，大殿可做会场，两旁偏殿可供委员长和各位理事办公，委员们休息、用膳之处都是现成的，稍加修葺，半个月后即可进驻办公。
天坛以前是皇帝郊祀祭天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年间，殿阁巍峨，气象矞皇。古木千章，三伏无暑。任何人到此，都不禁屏息静气，放轻脚步，一种与苍天对话的庄严肃穆感觉，油然而生。宪法的神圣，实可与苍天并立。
然而，这时的政治空气，与“宋案”前相比，已是物换星移，今非昔比矣。
“宋案”以后，国民党在国会里的抗争，日趋激烈与极端，只要能拆袁政府的台，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初是弹劾官员、否决政府议案，后来干脆不出席开会。袁世凯头痛不已，忍不住在《时报》上大发牢骚：“现在看透孙（文）、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50国民党对此马上回应，说是袁“向国民党宣战之表示”，所以国民党不得不进行更激烈的“捣乱”。
梁启超忧心忡忡地说：“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盘踞国会捣乱……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51但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内分两派：一为革命派，以原同盟会人为主；一为法律派，以原非同盟会人为主。法律派主张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力争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席位，但革命派则想方设法阻止委员会开会。祈年殿刚刚布置妥当，同盟会出身的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便让人剪电线、拆灯泡，使其不能正常开会。
在国会之外，孙文更号召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个国民党控制的南方省份兴师讨袁。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积极响应。三督联手，声威震动大江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