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留念，我珍藏着一张24年前的准考证，这是1985年报考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文科专业招生考试的准考证，当年考试点设在浙江电大的镇海工作站——镇海县教师进修学校内。在受教育程度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不少人对此会嗤之以鼻，显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报考的是电大专科，还是业余班，即使录取又有什么了不起，区区这么一张准考证竟冠以“珍藏”之谓——故弄玄虚！然而又有谁能体察此中的隐情呢？
这张准考证其实承载着当年自己多年的心愿将有机会实现的欣喜心情。在报考电大的19年前，我曾有过一次遗憾终生的机会。那是在1966年距我高中毕业进镇农机修配制造厂做学徒将近9个月的时候，满心企望经过努力工作和数年业余的刻苦学习，向机械工程师的奋斗目标攀登，即考取浙江大学五年函授制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将学习、实践、进而指导实践的过程视为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有效的希望之途。当时的企业鼎力支持我的意愿，在上报材料中不但热情推荐，而且完美无缺地评述了我的个人表现。彼时，我心中的小算盘已拨到了“十三档”：首先是满怀希望，出校门不久，若经过系统的复习，知识的记忆恢复快，录取把握大，心理压力小；其次是区区的五年时间只是人生长河中的弹指一挥间，按工厂里“三年学徒，四年半掌”的习俗，在函授毕业的彼时，我既是厂里的大学生，更是工厂里认可的老师傅，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当指日可待。该专业需考试数学、政治、物理三科，因此，我在报考后的业余时间，几乎全耗在了刻苦复习与梳理高中时期曾学过的这三门科目的知识中，志在必得。
当年的考试日期是6月19日的上午和下午，宁波地区规定的就近考点，是宁波市崔衙街52号的职工业余学校内。为便于应考，在考前一天的6月18日的傍晚，我踌躇满志地住进了与崔衙街隔街相望的东门口的“滨江旅社”内。谁曾想，次日早晨，我刚精神抖擞地走出旅社，马路上的高音喇叭播送出的“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高校的所有招生考试一律暂停”的惊人消息扑入耳中，刹那，我惊呆了，袭人的通体寒意宛如身入幽深莫测、痛彻脏腑的冰水中。
“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厂领导“靠边”了，由厂革命委员会领导全厂的“抓革命促生产”，在一次次口诛笔伐“白专道路”中，我搁置了曾经的雄心壮志。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从技术性的工作岗位调离，从事了行政事务性工作。几年的工作实践，我深感已有的知识贫乏，在全国百废俱兴、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时，为有利于本职工作，再次引发了我曾经泯灭的心愿。在1965年未能如愿参加浙江大学函授考试的19年后，在企业的支持下，我报考了没有围墙的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浙江电大的文科专业。
这一次的报考与19年前的1965年截然不同。首先是此前的心愿是为了心中的奋斗目标，而在1985年的心愿并非为了实现心中的那个“野心”，只是充实和提高自身知识面的“充电”而已。其次迥然有异的是，1985年时的报考条件已非昔日可比：其一，不再是精力旺盛且单纯的小伙子了，我已成了“上有老下有小”，有生活重担压在肩的中年人了，一旦侥幸被录取，三年业余学习过程，需要比当年小伙子时倍加努力和坚持；其二是，除了小说书籍，当年的我已长期远离教科书，原先掌握的知识多半已遗忘。而文科考试的历史、地理、政治、数学、语文等五门科目的许多内容是需要记忆和背诵的，这对于已是不惑之年、记忆力明显衰退的我，实在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至今难忘当年复习伊始，面对考试大纲，需要熟记背诵的知识都反复经受了“背过忘，忘了再记”的尴尬过程。每天夜晚，往往学习还不到短短的一小时，就会开始“眠床带信来”——哈欠连连，上下眼皮直想黏合。每每在此时，我会采取三招应急措施来刺激自己清醒：一是用一手的拇、食、中三指配合掐同侧的大腿，持续几分钟后替换另一侧；二是用一手的拇指揿压另一侧手腕的“合谷穴”数分钟，再换手施行相同的动作；三是采用冷水擦脸。
至今难忘报名后，距规定的4月6日的考试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为了实现心愿，我在这段时间里的国人最大的节日——春节期间也不忘“苦战”，能压缩的应酬尽可能压缩，能派代表的“出访”一概由代表担当。
在当年秋天，我如愿成了一名浙江电大文科专业的在册生，在镇海工作站的直属班里，我是年龄最大的“大叔”级别的学生，班上最年轻的同学刚好与我的儿子同龄。寒来暑往三载，我持续以“笨鸟先出林”的努力，抗争着思维以及记忆的退化。当年的夜晚学习，由于条件限制，在严冬常着衣拥被御寒，盛夏则摇扇避暑驱蚊。在每学期的学习中，企业为我一路绿灯，不但让我带薪参加面授，而且在期末给我带薪复习迎考的假期。当1988年7月如期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达到了班里的中上水平。
三年的电大学习让我受益匪浅，不但锻炼了自己的思维能力，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字工作能力。时至今日的文案工作中，总会时时萦怀起所得益的电大学习经历。
这张珍贵的准考证与后来的毕业证书一起，至今被我保存在家庭档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