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萼官居大学士。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他曾就清图、清籍、攒造、军匠开户、寺观田士、新增田地、编审徭役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意见，但皇帝批准实际实施的仅有新增田地、寺观田土和编审徭役等三项。其中所谓编审徭役，就是“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勘（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43]。这种编派徭役的办法，第二年被御史傅汉臣称为“一条编（鞭）”，即“一条鞭”说法的起始。这个办法打破了原有的里甲界限，在一州县、一府，以至一省内通融科派徭役负担，有利于克服各甲因土地人丁“多寡不一”而形成的徭役不均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这个办法并未付诸实施。
据《明史·食货志》和《明史·欧阳铎传》载，欧阳铎曾在福州实行均徭，即让“多田产”且不负担徭役的士大夫承担部分徭役。后来，他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见“苏、松田不甚相悬，下者亩（税）五升，上者至二十倍”，于是实行“征一法”，具体做法是：“总征银米之处，而计亩匀输之”。“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重者不能尽损，唯递减耗米，派轻赍（折色）折除之，阴予以轻。轻者不能加益，为征本色，递增耗加乘之，阴予以重”。为了防止出现诡寄等不法之事，还特规定，“诸推收田，从坏不从户”。关于徭役的编派，欧阳铎共提出上百条建议，“民皆称便”。
原广东里甲法苦害一方，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潘季驯巡按广东加以整顿。其法：“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发银，使吏胥里老承买。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这使部分里甲力役变为出钱代役。后在即将回朝时，上疏要求朝廷肯定此法，得到批准，“以其言行通省，如法遵守”[44]。
庞尚鹏在嘉靖、隆庆年间，曾以御史巡按浙江，多次变革赋役制度，主要实行过“十段锦法”和“一条鞭法”。所谓十段锦法，就是“将十甲内丁粮，除四甲已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承担徭役。“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免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止从一甲内优免，其余免剩者，挨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45]所谓一条鞭法，仿自余姚、平湖两县所实行的“均徭一条鞭之法”，主要内容是：“凡岁编徭役，俱于十甲内通融随粮带征。”这种办法变过去的十年轮役为十甲人户年年共同承应，使徭役从“重而难”，变成“轻而易”。同时又变过去粮役分征为统一征收，使手续简便，也减少了经手吏胥舞弊害民的机会。[46]此外，所谓的一条鞭法，也在其家乡广东和福建推行过，并“皆以徭轻故”，百姓为之“立祠祀”。[47]
隆庆时期，围绕赋役制度的改革仍在继续。成效显著的是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他于隆庆三年（1569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期间，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要者有四：
1.摧豪强，抑兼并。他将“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以至“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48]。
2.改革赋役制度。他认为：“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在实践中，受庞尚鹏在浙江实行一条鞭法的影响，从做知县到任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49]。
3.节俭费用。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时，“裁节邮传冗费，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顿”[50]。
4.兴修水利。海瑞巡抚江南时，曾奏请修筑当地水利工程，并身体力行，“田是旱涝有备”，“民赖其利”[51]。
六张居正改革的经济部分
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位首辅。万历前十年，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雷厉风行地推进嘉、隆以来的改革活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经济方面是他改革的重点。就此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节流与开源。张居正任首辅后，裁减了很多冗官冗费，并对皇室费用，也力求撙节。他曾上疏朝廷要求减免不必要的赐宴。
在封建国家，国库的主要收入是田赋。但明中叶以后，权豪势家兼并土地，逋欠田赋甚多。为了增加国家的田赋收入，张居正严加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一时财政为之好转。张居正在实践中，还分析了财政之所以出现亏空的情况，提出了量入为出的思路，即“量入以为出，计三年所入，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52]。为此，他建议明神宗“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53]。
2.明中叶财政危机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权贵豪强地主隐瞒土地，拒不纳税。用张居正的话说就是，“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54]；用《明世宗实录》卷204中的话说就是“小民税存而产去，大哀悼有田而无粮”。因此，要想对这一问题有个较好的解决，就必须清丈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提议清丈全国各类土地，第二年正式下令实行，并规定“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要严加惩处。[55]张居正本人表达了“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56]清丈虽遭到豪猾势家千方百计的抵制，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3.推行一条鞭法。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明史·食货志》载云：“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续通典》卷7也记其内容云：“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就上述史书而言，一条鞭法的内容较为复杂，但概其要者有以下四点：
①田税折银征收。本来，明征收田税也有征“折色银”的，但仍是以“本色”为主。一条鞭法规定，除苏、杭、松、湖、嘉地区征收本色粮食供皇室官僚外，余一概征银。
②赋役合并，以丁田分担役银。原来的赋即两税。役，包括里甲、均徭、杂泛及土贡方物等。这三者合并成一项征银。取消力役，由政府雇人应役。役银过去是按户、丁征收，一条鞭法实行后，由人丁和田地来分担。
③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但不能少于州县原有的赋役额。
④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此前，田税交本色粮食，交纳管理非常不便，官府需里长、粮长协助征收管理。改征银后，交纳、运送、储存就方便多了。这样，地方官就可以直接征收了，也即当时所谓“丁粮毕输于官”。
张居正所推行的一条鞭法，是之前各种赋役改革的发展，同时也吸纳了之前在一条鞭法名义下进行赋役改革的内容。它上承唐两税法，下启清摊丁入亩，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赋、役合一，并折银征收，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端，有利于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徭役征银，并取消力役，相对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赋役征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也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再说一条鞭法推行后确实也取得看得见的效果，即“吏无巧法，民鲜危役，阖境帖然，如就衽席”[57]。
推行一条鞭法的命令下达后，各地并不能顺利贯彻执行，有些地方官吏曾拖延时日，也有些地方豪强抵制反对。若干年后，各地都基本上贯彻执行了，说明这一制度是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
推行一条鞭法之前，各地有着不同的一条鞭法实行着。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后，各地在实行的具体内容上仍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造成的。鉴于此，张居正也给予各地一些因地制宜的权力。这种灵活政策，也应是一条鞭法得以全面推行的原因之一。
推行一条鞭法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所规定的赋役额以原有的数额为准，实际就是把此前的赋役额和加派固定下来，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法化，这对劳动人民来说不能视为赋役有所减轻。再说农民生产的是布、帛、菽、粟，而官府征收的是白银。这样，农民为了交赋税必须拿自己的产品到市场上出售。由于同一时期出售同一商品的人多，商人乘机压价，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另应注意的是，一条鞭法规定力役取消，但实际情况是，新的力役不久又出现了。所谓“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一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58]。
明中叶以来，财政年年亏空，张居正改革整顿后，变得有了剩余，应该说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减缓明朝的衰亡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实际推行一条鞭法的过程中，他尽量不触动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要求他们依法完粮纳税。这说明他是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改革的。尽管如此，张居正仍然遭到统治阶级的报复。推行一条鞭法之后不久，张居正去世。不久，张居正即被夺官抄家，所用的主要官员也斥削殆尽，所进行的很多改革也大多被取消。一条鞭法尽管也受到攻击阻挠，但一直实行着。
七明中后期农工商制度的某些变革
明中后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持续发展。为了适应这种发展，相关制度也出现了某些变化。
明代注重兴修水利工程，《明史·河渠志》称为“终明世水政屡修”。明中、后期除大规模治理黄河和修筑运河外，还兴建了其他水利工程，其间有些具体做法是值得注意的。隆庆三年（1569年），巡抚都御史海瑞疏浚吴松江下流的水利工程，时“岁大饥，畚锸云集，不两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工银[59]，收到了以工代赈的效果。万历三十年（1602年），保定巡抚都御史江应蛟建议在北直隶中、南部，兴办水田，朝廷准其议，他便于“天津葛沽、何家圈、双沟、白塘，令防海军丁屯种，人授田四亩，共种五千余亩”[60]，即将屯田和兴修水利工程结合起来，以屯田去巩固兴修水利工程的成果。
明代，从域外传进一些粮食和经济作物，品种主要有红薯、玉米、烟草、花生等。对烟草，崇祯皇帝曾明令禁止，先是“民间私种者问徒”，但利大法轻，民种植如故，于是又“下令犯者皆斩”[61]。崇祯皇帝之所以要这样，据说是他“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也”[62]，“不久因军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63]。
宋元以来推广的植棉业，在明代中、后期发展仍很兴盛。当时一些地方官注意用棉花纺纱织布。万历年间，山东邹县知县许守恩，见“邹民不织而资布于邻，枣土宜也，民又不树枣”，于是“令有地百亩者，树枣百，种木棉十一，又教以种法。至秋而绵成，又限以纺期，稽其匹丈，亲下闾阎视勤惰而赏罚之。明年，邻不来鬻布，又明年有鬻布于邻者”[64]。
再就制瓷业而言，明代分官窑和民窑两大类。官窑财力雄厚，不惜成本，又集中了很多有技术的工匠，产品自然工艺高。民窑为了求得生存，也在努力提高质量。到明中、后期，其产品质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此外，民营造纸业、印刷业、矿冶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其中集市、庙会贸易的繁盛，即是这种繁荣表现。集市、庙会贸易是自然形成的，但有些地方也在有意规范和提倡。如山东武城县，明初城里只有“四街，商贾以日之五与十集，河西以四与九集”，但到明中叶集日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县令金守谅“下令民集于学宫之左右。先期示谕，届期分遣隶快、地方人等，持牌号召”，“每当集日，粟米丝麻布帛，禽而鸡鹜，兽而牛羊，食而鱼肉，果蓏，与夫南北水陆之产，可以供民生所需者，错然填街溢巷”[65]。此外，金守谅还组织歌舞戏剧助兴，使集市、庙会更加热闹。
明代商品税已是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的增多，商品税的内容也增多起来，如大兴、宛平两县曾根据上司指令和市场价格订出了一个“收税则例”，所载物品，有二百三十种以上，并详列了各种物品的收税金额，如规定“上等罗缎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十五贯，中等罗缎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一十五贯；下等罗缎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一十贯”。但应注意的是，二百三十种以上的统计数字，并不是投入市场的全部商品数字，上所引文字后还有这样一句话：“其余估计未尽物货，但照价值相等则例收纳。”[66]这些说明明代商品收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阶段，在商品繁多的同时，税种有明细和有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