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短暂时光
第一次采访。大学毕业前夕，我和同班的赵士元、刘金笙、张福生是以“临时帮助工作”的名义来到《火花》编辑部的，到底能否正式分配在省文联，我们内心很是焦虑。9月2日一大早，我们四人就一同去问人事处长王孔文，王说明天中午前答复你们。但不到中午，王孔文告知我们工作基本定了，就在省文联，暂在《火花》编辑部。心遂稍安。9月中旬，编辑部派我到洪洞采访回乡知识青年杨春生搞农业科学试验的先进事迹，赶写一篇报告文学（那时习惯叫特写）。我买了9月19日晚上11点的火车票，刚好这天下午要回山西大学听毕业分配名单，返回文联后，我想将火车票签字晚走一天，编辑部领导催得很紧，说11月号刊物要发稿，我只得匆匆动身，于次日晨七时就赶到洪洞县委宣传部。恰巧那天北京电影制片厂两位同志也来洪洞拍摄电气化综合应用纪录片，宣传部负责同志无暇接待我，直到下午才拿到宣传部的介绍信，又乘火车在赵城镇下车，来到杨春生所在的稽村公社。得知公社为了叫杨春生带领更多的青年搞农业科学试验，已把杨春生调到许村农中任教。当晚住宿在公社。21日大早，我独自徒步十余里去许村农中。这儿刚下过雨，土路还稍嫌泥泞。渐近许村时，路两旁土埝上长满了枣树，正是枣子成熟的季节，路上落有许多被辗扁、踩烂的枣子。1960年是个饥馑的年代，在太原哪能见到这么多的枣子！反正路上无人，我不时捡几个尚好的枣子填入口中。
我在许村农中，和杨春生同吃同住，详细询问了杨春生回乡搞农业科学试验的情况，要杨春生原汁原味地诉说他的心理活动和具体做法。采访本上记了密密麻麻的十多页，看了他的试验田，又徒步到春生的家乡后涧村，访问了春生的父母和妻子。在许村农中春生的宿舍里，用两三天的时间写出了初稿。因是第一次采访，又是头一次写报告文学，到底写得如何，心里很是无底。恰好得知西戎先生有事在临汾，便带上初稿赶到临汾向西戎先生请教。西戎看过初稿后，说文章写得太平；要把主人公写活，赋予人物以个性。我又返回许村农中，加工修改稿子，并不时询问春生一些细节，努力增强文章的文学性和可读性。稿子写成后，因我想趁便回家乡翼城小住几日，便托农中因事去临汾的田老师将稿子寄发《火花》编辑部。
没能想到1960年11月号的《火花》，将这篇名为《年轻人，展翅高飞吧》的报告文学发表在散文作品的首篇，第二篇是刊物副主编韩文洲的小说《秦家父子》。文章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这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的。
第二次采访。1962年11月下旬，编辑部派我去兴县采访改变山村落后面貌的王三牛的模范事迹。这期间发生了个小插曲。本来我已经买好了去兴县的汽车票，编辑部副主任李霞裳叫我把票退了，说暂时先不要去，12月上旬机关党支部要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到了12月10日，又叫我买票去西兴县。下去前，李霞裳和周彦杰转达党支部扩大会议（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介绍人）的意见，谈了些优点，缺点是：一、群众接触面不广，影响不大；二、斗争性不够强，提意见不大胆。说是宜再考验一个时期。事后我才得知，是和我一同来到文联的一位同学，听说党支部要通过我入党，向党支部告了我一状。内容我不得而知，听说支部曾派人到山西大学了解情况，我分析无非是说我对大跃进以及农民吃不饱等问题的看法。我和这位同学素无个人嫌隙，他来文联还是我向马烽推荐的，应该说我对他还是有过帮助的，我一点也没能想到他会背后戳我的锅。我的理解是，他是出于嫉妒。因为我是省文联近几年来第一个准备吸收入党的人；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发在刊物重要位置，他向我说起此事时，曾不无妒意。我虽然稍有不悦，但我还是能克制自己，仍然待他如初，总是主动和他说话。发现他和另外一位同来的同学不怎么融洽，我还分别做他们二人的工作，不要叫单位的同志感到我们同学之间不怎么团结。
我到兴县后，记得去白家沟公社是乘坐县委的吉普车，沿途看到的是起起伏伏的馒头状的圆山包。最明显的感觉是，这里群众的生活十分艰苦。我在高家洼村，曾亲眼见到一个高个子、30多岁的光棍汉，为生产队放羊，为了抵御寒冷，在上身单薄的衣服外面套了个水泥纸袋——纸袋底及两旁剪了三个洞，便成了件可护住前腹和后背的“背心”。采访王三牛时，除了后来文章中写到的他如何改变小山村面貌的事迹外，突出感到的是这位复员军人出身的王三牛，对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高度警惕，说他怎样收集和销毁国民党飞机散发的反动传单。还有一个不能忘却的记忆是：我临走前，王三牛和几位村干部“宴请”我时，炒了简单的几样菜，人们喝酒时不用酒杯，这个人从嘴中拔出酒壶递到下一个人嘴上，就这样挨个儿含着酒壶嘴喝……这篇报告文学写得很顺利，两天就写成了。发表在1963年2月号的《火花》上。西戎曾在一次理事会上作的报告中赞扬过。作家田东照是兴县人，给我说那时还是中学生的他，看过《王三牛上山》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兴县时，我还到城西十五里地的蔡家崖村，参观了毛主席居住过的窑洞，看了毛主席《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会址——晋绥军分区司令部会议室，见到了贺龙将军亲手栽植的“六株柳”，写了篇散文《走访蔡家崖》，记不清是投寄给什么报纸了，未能采用，现在连底稿也没有了。
发表在1962年2月号《火花》上的小说《范冬妮》，并不是到文联后写的。初稿写成于山西大学学习期间，是来文联后经过修改加工才发表的。作品是以我同村一位好友的妻子为模特写成的。虽然后来被选入建国30周年《山西短篇小说选》，但说心里话，我对这篇作品是不大满意的。
那时候，真是年轻气盛，我的创作欲望是很高的。为了想趁一年难得的12天假期赶写一篇小说，1962年春节，我放弃了一年一次的探亲假，独自留在太原，将在大学时为写马牧公社史采访的一位妇联主任作为模特，用除夕和大年初二两个整天写成了《寒冬一枝梅》。我叫回家过年的同村的赵士元同志转告我的家人，我不回家过年了。全然没有想到，那时还很年轻的妻子会有怎样的感受。大年讲究全家团圆，父母没有见到儿子，女儿没见到爸爸，会是多么遗憾。现在想来，只觉得很好笑！
有意识多写点文学评论。其一是作为一名编辑，我十分乐意推荐一些新人新作，愿意看到更多的新人成长起来。其二，也因我是从学校直接走进文艺单位，自觉腹内空空。便想，这几年多写点文学评论文章吧，也算是一种提高欣赏文艺作品和写作能力的途径，待以后有了更多的生活体验后，我仍是要用主要精力创作小说。
首先写了篇《两朵新花》。发表在1961年1月号《火花》上，是评论吴昊的小说《母女竞赛》和权锡康的《萌芽》的。接着写了评论谢俊杰作品的《喜读〈七队食堂〉》，发表在1961年2月号的《火花》上。又写了评论焦祖尧作品的《向纵深发掘》，发表在1962年7月号的《火花》上。记得焦祖尧看到后，欣喜地给我写信，说他十分赞赏编辑与作者这种良好的关系。
需要说明当时写作背景情况的是下面两篇评论。
一是《路子宜往宽处走》。载《火花》1961年11月号。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左”倾思想泛滥，什么“大干快上”、“一天等于二十年”、“拼死拼活干革命”等，主导了社会思想潮流。不少地方驱赶社员“打着灯笼搞夜战”，“干到腊月二十九”，“大年初一连轴转”。说实在的，我对这些提法和做法是十分反感的。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不少写节假日的作品，不是写主人公带病劳动，就是写主人公为了“捍卫集体利益”比平时更苦更忙，似乎唯有如此才称得上先进人物……我在文章中写道：“把他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写得如此狭窄，是否就一定好呢？是不是也可以写写社员们在假日中轻松愉快的生活场景，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写得更丰富多彩一些呢？写写他们在假日中秣马厉兵以争取更大的劳动成果呢？”只要想想，1959年的庐山会议，一直到1960年在全国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多达三百万人（据报载）。本来“左”了，还一直鼓吹“反右倾，鼓干劲”，我这篇文章的调门与当时的“大合唱”是不怎么合调的，这种时候写如此的文章，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了。
二是《漫谈〈赖大嫂〉》。载《火花》1962年10月号。作家西戎的小说《赖大嫂》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受到社会好评。《火花》编辑部收到《文艺报》一篇署名沈思的评论文章，认为作家是抱着厌弃的态度来写赖大嫂的，这显然是违背作家的原意的。理论组组长王樟生同志约请我写一篇不同这种观点的文章，一并发表在《火花》上，以便展开讨论。我即写了《漫谈〈赖大嫂〉》一文，除了陈述我的观点外，还针对当时创作中只强调写英雄人物的偏颇写道，在努力塑造好英雄人物的同时，“描写身有缺点的落后人物，在新生活潮流的冲击下，怎样与自身的旧思想残余作斗争，摆脱旧的习惯势力的羁绊，努力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写成后，编辑部改变了原先的打算，只把两篇文章发在同一期《火花》上，不再发讨论的文章了。所谓“批判文艺黑线的斗争”展开后，《赖大嫂》被当作“写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作，受到了严厉批判。《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黎之”的批判文章，写道：“1962年10月号《火花》同时推出两篇吹捧《赖大嫂》的文章，即沈思的《我读〈赖大嫂〉》和侯墨的《漫谈〈赖大嫂〉》……”我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一点没有放在心上，认为学术讨论么，可以陈述个人的看法嘛！当时负责编排刊物的陈仁友同志，终究是经受过政治风浪的冲击（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分子”），意味深长地对我说：看来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方兴未艾啊！果然，随后对于“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愈演愈烈，越来越上纲上线。我曾看到东北某大学和西南某大学分别编印的《文艺黑线批判专辑》中，均把我的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其中。我仍未意识到其中潜在的危险，还风趣地向一些友人说：“妈的，这篇文章倒使我名扬全国了。”说真心话，即在当时，一直到今日，我都认为我这篇文章的观点没有什么错。此文后来被收入建国30周年《山西文艺评论选》。
这个时期，还写过《老保管》（报告文学）、《买“毛选”的小伙子》（小说）、《事件·篇幅·容量》（文艺随笔）等，均不成功。
上述作品都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3年底之前写成的。其间，1961年我又闹病多半年在家休养。那时候，编辑部工作制度很严格，上班时间只能是看稿和编刊物，个人创作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进行。在这短暂的不足三年的业余时间里，写的东西实在不算多。1964年初，我即下乡连着搞了两期“四清”至“文革”开始。即是说，“文革”前刚刚写了一点东西，也可以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便因动乱歇笔十多年，把人生最宝贵的十多个大好年华白白荒废掉了。
搞了两期“四清”
由于自己爱好创作，又觉得自己缺乏生活，所以十分愿意下到农村去。1963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在农村开展“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决定。山西省委于当年冬天组织首批“四清”工作队，先在少数县进行带有试点性质的“四清”，我积极报名参加。在省委党校经过短期培训后，旧历年前在离石县麻地会公社搞“四清”。春节后，从1964年2月至1965年元月底，在离石县圪洞公社后东旺坪村搞了一期“四清”。
这次赴离石县的省委“四清”工作队，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康建业副院长任队长，下分三个工作组：康副院长所在的组进驻潘家坂大队；电台组由陈炎波任组长，驻横沟大队；我们省文联由段杏绵任组长，省高院的许仰文任副组长，进驻后东旺坪大队，四位组员吴旸、魏振祥、王曼如和我，均是省文联的。
后东旺坪村位于离石县北一条大川的东土崖上，绝大多数村民都是居住在土窑洞内。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这里的群众生活十分艰苦。由于气候寒冷，不能种植棉花，多数群众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看不出原来是件什么颜色的衣服。虽然是山区，却不产煤，每家每户在上冻前要进后山砍够全年的烧柴，没有交通工具，全靠肩膀挑背回来。远远望去，每家窑洞前都垛有黑黑的一个柴堆，像无数个筑在地上的鸟巢。有多少个鸟巢，就有多少户人家，是这里独有的一道风景线。无论冬夏，各家的烟囱里都冒着袅袅的白烟。吃食以杂粮为主，白面极其稀少，顿顿稀饭煮钱钱——黄豆用开水氽后砸扁，像铜钱的样子。我们吃派饭剩下一块玉茭面窝头，房东孩子像获得了宝贝一般欣喜。夏天吃到最高级的饭这儿叫做“尖尖”，三分之一的莜面条，三分之二的山药蛋丝。旧历年群众吃上一顿没有糖馅的油炸糕，就是过大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