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的肝区明显感到不适：憋胀，像塞了团乱麻，浑身软弱无力。到山医二院去化验，肝功能却正常。那时候对肝炎患者，由医院出具证明，每月可供应半斤白糖。我便将病历袋中化验单上的（一）改为（十），因笔迹不一致，记得一位姓陈的女大夫，用疑惑的眼光将我和化验单轮番审视了好几次，终因没有抓住我的把柄，给我开了半斤食糖供应证。
这儿所记述的，就是号称“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的一点真实情况。当时说是因为和苏联老大哥闹翻了脸，苏联撤走了援华的专家所致；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作中失误造成的。
饥饿的1960年，使我一生永远难忘。
山西省文联
山西省文联成立于1949年，最早在太原市精营东二道街。这里曾是阎锡山的干将赵承绶、王靖国的寓所，两处相连的两进四合院，房屋很精致，但房间较少；随着文联事业的发展，人员的增多，已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1956年春，驻在南华门东四条的太原市委要搬到西门外新建的楼房内，省文联主席李束为及先后回到山西的马烽、西戎、胡正四人便一起去找太原市委书记池必卿，希望把这里的房屋让给省文联。池必卿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说已经有18个单位想要这里的房子。他对文艺事业很重视，提出一个条件，希望他们帮助成立太原市文联，省、市文联先在一块办公。李、马等人自然愉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于是这里便让给了省文联。
1956年初夏，省文联搬到南华门东四条后即开始筹备省、市文代会。山西省第二次文代会和太原市第一次文代会于1956年8月16日至26日同时在海子边大礼堂召开。两个大会设一套工作机构，一份日程表。选举产生了省、市文联领导人员：省文联主席李束为，副主席马烽、西戎、姚青苗、郝汀，秘书长胡正。（姚青苗当时为山西大学副教授，不驻会。）市文联主席李束为，副主席唐仁均、寒声、张焕、胡正，秘书长张万一。
1960年夏，我和大学同班毕业的赵士元、刘金笙、张福生四人来到南华门东四条的省文联工作。这儿曾经是阎锡山的五妹子阎慧卿的住所（如今已挂上了《阎氏故居》的文物保护牌子）。是由两座小楼组成的花园式的一个大院落。院内有假山、花草、树木，环境幽美。西边是一座二层小楼，楼基全部用青色的石条砌成，有坚固的地下室。小楼建筑特别精致，屋内装修和灯饰十分豪华。楼内住李束为、马烽、西戎、孙谦四人，是他们的办公室兼卧室：二层楼上，西为李束为，东为马烽；一层西为西戎，东为孙谦。东小楼为三层，建筑没有西小楼豪华。二层东边住苏光，西边住胡正。一层中间是小会议室，文联党组会、主席会议就在这儿召开。
两座小楼的西边是两所相连的宽绰的院落，设有总务处、联络处，西房和南房即是《火花》编辑部。东边是相毗连的两座四合院，为家属区。最东边土坡上是一宽阔的大土院，东为一个小礼堂，北边是玻璃屋顶的花房，有一花工专门在此侍弄花卉。
当时住在南华门东四条省文联内搞专业的主要是两部分人，搞文学的和搞美术的。除几位驻会的专业作家和画家外，分别集中在《火花》编辑部和《天龙画刊》编辑部。《火花》编辑部人员我将在专篇中详述，《天龙画刊》编辑部人员，记得的有聂云挺、郝超、张怀信、魏振祥、姚天沐、董其中、王永豪、金以云、赵国荃、李师唐等。另外还有一位推光漆师傅任茂林，腿有点瘸，是从平遥请来的；剪纸艺人张民锦，晋北阳高县人，在工艺美术厂（就在文联院内）搞工艺产品。
以后的几年间，著名作家赵树理、郑笃，著名版画家力群以及《平原游击队》的作者邢野又先后来到文联，加强了山西的文学创作队伍和美术创作力量，阵容相当可观。
那时候山西省文联的机关气氛是温馨的，祥和的，不像一些行政单位那样等级森严，言必称官职。对省文联的几位领导，李束为、马烽、西戎、胡正等，从一般干部到勤杂人员，都一律称呼老李、老马、老西、老胡。只有我们刚来到文联的四位大学生，因为之前在接触中称呼李主任、马主任、西主任，不便也不想改变叫法，成了文联大院内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几位老一代作家，都是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经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与革命战火的洗礼，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生活十分俭朴，除在一些重要场合身着西装外，平时都喜欢穿中式衣服，脚穿平底布鞋，与机关群众，不论是干部、锅炉工还是花工，都能谈得来，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们除担负一些行政事务外，主要精力都放在创作上，有时到楼下散散步，或对机关院内几株果树刮刮皮，剪剪枝，作为创作之间的调剂。马烽居住的西小楼下东侧，有一棵叫不上名目的树，叶大像梧桐，树上结的豆粒大的圆形果实很好吃，我们一些青年人便用棍棒抛打树枝，马烽也混在其中，并且起哄叫喊：快抢啊，快抢！太原有一段时间指挥交通使用女交警，马烽戏谑说：女交警上岗，人长得太丑了，有碍市容；太漂亮了，尽发生交通事故。引得人们哈哈大笑。他们相互之间常常调侃，说说笑话，也和一般人员谈他们过去的一些笑闻。西戎说，他们在吕梁剧社和战斗剧社时，经常参加演出。马烽在一个剧中充当一个民兵，台词开头是一声“报告”，没出鬼门，就一个劲念诵“报告、报告、报告”，结果一出鬼门就喊成了“告报”；在部队艺术学校时，马烽是学美术的，刻了个斯大林像，到处征求别人的意见，人家说，你刻的朱老总还挺像嘛！李束为是个敲锣的，一次竟然睡着了。该敲锣时没有敲，别人提醒他后，不该敲了他又“咣”地敲了一声锣，弄得满台演员都愣怔了！只有人家胡正，是个大演员，演什么角色都很有派头。他自己则是乐队拉二胡的一把手。在乡下每晚演出后，每个人都可吃到两个枣儿火烧……
高鲁是一位四川籍老干部，有一段时间曾任《火花》代理主编。虽然名字叫高鲁，身材却很矮小，不足一米五的个子，讲话嗓门特别大。他们就说高鲁的笑话：一次开会，高鲁在台上讲话，人们只听见很大的一声“同志们！”到处找讲话的人，却看不到高鲁在哪儿！原来是被讲台桌遮住了。一次他们谈论北方的西瓜如何大，如何甜，高鲁说，我们四川的西瓜也好大、好甜啊！西戎就问，你们四川的西瓜有好大？高鲁用双手比画的如北方西瓜那么大，西戎又追问，到底有多大？高鲁便心虚地双手缩小了一圈。西戎说，我可也到过四川（西戎南下时在成都四川省文联）。高鲁双手便缩小得只有烧饼那么大了。
1963年11月，省文联召开了山西省第三次文代会。出席代表673人。我们同来的几位同学，我有幸也忝列其中；但我在大会文学组做服务工作，并未像其他代表那样听取大会报告和参加分组讨论。大会仍在海子边大礼堂召开。会期是11月5日至22日，历时17天。
在这次大会上，作协、美协、摄影学会分别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剧协召开了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出了各协会的理事、主席、副主席。省文联委员会选出主席李束为，副主席马烽、西戎、刘江、林菁华、贾克、苏光、郝汀。秘书长胡正。
那时候开文代会，代表们都很认真地听取工作报告，十分关注文艺创作问题，小组讨论也很热烈；都希望通过相互交流，对党的文艺政策有进一步地认识，对今后的创作有很大的收益。文代会上，名流演员纷纷登台献艺，会议气氛十分活跃，会议风气极正。不像后来的文代会，讨论工作报告只是走走过场，一些人关注点只在选举，会前会上拉票的小动作颇多，令人生厌。
《火花》编辑部
“文革”前山西省文联主办的《火花》文艺月刊，至今，许多当时的文学爱好者和广大读者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火花》，这是个多么响亮、亲切又让人怀念的名字。
《火花》的前身是省文联1950年5月1日创办的《山西文艺》，时间不长，于1951年6月停刊。1954年复刊后，为小开本，篇幅也不多。我在曲沃中学上学期间曾看到过，当时的范传芳老师在《山西文艺》上发表过两篇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省第三次文代会前，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著名诗人高沐鸿和省文联的几位领导，决定创办一个大开本的、篇幅较多的文艺刊物，受太原钢铁厂出钢时的壮丽景色的启发，起名为《火花》。由高沐鸿题写了刊名。《火花》于1956年10月份创刊。
《火花》文艺月刊的主编一直是西戎先生。其间，郑笃和高鲁二位先生曾以代理主编名义管理过一段时间刊物。副主编是韩文洲和陈志铭同志。我们到编辑部不久，韩文洲就到晋东南下乡去了，随后，工作关系也转到了晋东南文联；全面负责刊物的一直是陈志铭同志。编辑部主任为段杏绵，副主任是郁波。小说组，组长李霞裳，组员有王培民（经常发表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范彪（出版过中篇小说《汾河桥》）。有一位全编辑部年岁最大的郭维洲老先生，是在建国初办《山西文艺》时就做了编辑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曾长青，是时任省军区文艺处副处长的肖驰的爱人，肖驰也经常有诗作发表。我也分在了小说组。诗歌组组长彦颖不久被调去了晋中文联。有位年岁较大的苏伟光同志，听说英语程度极好，是因为属于旧社会留用人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并不担任组长，负责人是从部队转业的周彦杰，没见过发表作品，但是位共产党员。理论组组长王樟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经常以青稞的笔名发表诗作。一位是陈令霏同志，爱人是当时山西驻军的一位团长。还有一位是从《文艺报》来的孙培芳。赵士元、刘金笙分在了理论组。（张福生同学到文联不久，即因家庭变故离开了文联。）后来编辑部又陆陆续续增添了几个人：张彦昭到了诗歌组，小说组增加了蒋寿山、顾绛夫妇二人。蒋寿山原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做编辑，山东籍人氏，1957年被误打成“右派”分子，在伍姓湖农场劳教摘帽后被调来编辑部的；随后，其在《光明日报》社的妻子顾绛也调来了。李霞裳升任编辑部副主任后，顾绛接任了小说组组长。之后，小说组又来了位吴旸同志，其爱人是那时山西驻军某军的军长胡炜。著名诗人公刘也是被误划为“右派”分子在祁县劳教摘帽后，调来分配在了诗歌组。美术编辑，先后为李济远和王光宇。负责刊物画版、编排的先是吴静瑜（灵石人，其爱人郝超在省美协工作），后是陈仁友。范彪和陈仁友都是在省文联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摘帽后仍留在编辑部的，加上后来的公刘和蒋寿山，说明当时省文联的党组还是比较开放、重视和爱惜人才的。
刊物发稿采用三级审稿制：一般编辑审稿后，认为可用，填写推荐意见表交由各组组长，组长审阅通过后签署意见送编辑部正副主任，正副主任通过后签注意见送刊物副主编。每期刊物各类稿件的分量、搭配及排列顺序等重大事项，都由副主编通盘考虑、负责。刊物主编西戎只看副主编送来的每期刊物的重点稿件。刊物的审稿制度非常规范。
那时候，我们上班十分正规，上班时间是不允许干私活的；编辑们的个人创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当时的《火花》主要以发表短篇小说为主，来稿也以小说最多。小说组人员按当时的专区（相当于现在的市）划分，每个人看一个专区的稿件，另有一人专看外省的来稿。我曾看过晋东南和晋南的稿件，但看晋北（包括现忻州市、朔州市及大同市）的稿件时间最长。每个编辑都有看稿笔记本，每日的看稿均有记录。大伙儿看稿非常认真。每当发现一篇好的稿件，我们都兴奋异常，互相传阅，议论热烈，就像地质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富矿一般。所有来稿都有回复：不采用的一般稿件，便附了铅印好的退稿信寄还作者；重点作者不宜采用的稿件，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对于虽不是重点作者作品、但较有基础的稿件，我们均写信指出作品的不足和修改意见。有时我们还调作者到编辑部改稿。
经常有作者来编辑部送稿或谈稿。我们对每位来访者都予以热情接待，为来访者倒茶水，坦诚与作者交换意见；走时我们都送到编辑部门外，使每个来访者都感到很温暖。编辑与作者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
那时候的《火花》，因为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的全力支持，他们约定，写出作品，优先由《火花》刊出；著名作家赵树理，也不断有佳作在《火花》上发表，《火花》在读者中有很广泛的影响。马烽对刊物提出要突出“新、短、通”的特点，即反映新的现实生活，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形成了《火花》和山药蛋文学流派的重要特征。刊物非常受广大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的欢迎。《火花》的发行量达五万多份，在省级文艺刊物中名列前茅，受到中央宣传部的关注。1958年中宣部派《文艺报》副主编陈笑雨等同志来太原专访《火花》杂志，在《文艺报》发了介绍《火花》的专刊，扩大了《火花》在全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