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甘宁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文艺整风运动，认真检查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文艺界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等严重问题，开展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43年3月14日，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召集在延安的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并发言，凯丰、陈云分别作了题为《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和《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报告。陈云的报告集中针砭一些党员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弱点——自视特殊和自大自满。他尖锐地指出了文艺工作者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问题：究竟是一个以文艺工作为党内分工的党员呢？还是一个附带做党员的文艺家？前者是党所要求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后者是党所反对的，因为那样的话，党就变成了“各界联合会”，因此，这是一个党员文艺工作者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这次会议对文艺工作者思想作风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整风运动也迅速展开。晋绥根据地较早传达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当时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郁文很快回到边区首府兴县，向边区文联和剧社的同志传达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组织学习讨论。不久，鲁迅艺术学院晋西北分院院长欧阳山尊，也从延安回到兴县蔡家崖，根据会议记录传达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此后，晋西北区党委根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具体指示，开展整风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作风问题，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克服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弱点，实现与革命的结合，与群众的结合。经过学习整顿，“把以前存在于我们之间争来争去的，对文艺理论的一切不正确、不完善、不确切的说法搞清了。我们首先明确一条，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就需要了解工农兵，到工农兵中去，同工农兵学习”。1942年11月，晋绥文联和部分文艺工作者，有计划地分为三组奔赴基层第一线，分别到农村、部队和工厂。文联主席亚马约法三章：其一，要像普通基层干部一样，服从当地领导，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改造思想；其二，不要看到一点材料就匆匆忙忙搞创作，要认真积累生活工作经验和创作素材；其三，要给报纸当义务通讯员，写消息、写通讯，要为当前政治服务。在组织制度上，安排文艺工作者分赴各自的岗位，连党组织关系、供给关系也转到新去的单位。因而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基层，参加根据地革命实际斗争，了解农民的思想感情，学习农民的优良品质。
在太行、太岳根据地，通过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贯彻，纠正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思想倾向，“文联工作才真正明确了方向”，“才使我们认真考虑了‘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且使我们认识到要为工农兵服务，首先要向工农兵学习。而为此首先要深入工农兵，真正与工农兵结合”。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展整风，真正理解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意义。太行文联于1943年下半年发动了一场向农民学习的热潮，具体办法是深入到工农兵中间去，尤其是到农村去，从农民群众中去寻找创作题材，并利用工农兵所熟悉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
晋察冀边区于1942年5月掀起整顿三风的热潮。边区文协结合本地区的创作实践，集中讨论创作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并成立了以沙可夫为首的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整顿三风委员会，统一指导文化界的整风学习。他们开展了对“人性论”“艺术价值论”“政治落后于艺术论”“‘化’大众论”“艺术至上主义”等错误文艺观点的批判。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军区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了解真实的战争生活，在烽火弥漫的战场上去丰富自己的生活材料，如果关起门来写东西，是不能很好反映现实的。”他号召“有创作力的同志，到连队去生活一个时期，真正体验一下战斗生活，在必要时，扛起枪杆跟战士们一起战斗，那一定和今天的生活大不相同，会写出很多真实的东西来”。边区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回民支队剧社、新世纪剧社以及军分区剧社等，认真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落实边区领导指示，纷纷深入部队、农村，长期同英雄模范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成长过程，用他们的事迹进行创作和教育群众。中共中央华中局以及淮南区党委等也都先后召开文艺座谈会，推动本地区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展，促进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繁荣文学创作。
延安及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王实味等人的文学思想的批判。随着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等人形成的一股与工农兵文学运动相异的文学思潮的兴起，延安文艺界立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解放日报》发表许多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中央研究院多次召开会议揭发批判王实味。由思想批判上升到政治定性，王实味被判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后来在转战中遭到处决。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文章也受到批评，其他作家的文学观点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这股文学思潮在文艺整风运动中因受到严厉的批判而迅速消解。
与延安文艺界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相呼应，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开展了类似的批判运动。1943年4月，晋察冀边区开展了对“艺术至上主义倾向”的批判，延安的《解放日报》先后对小说《腊月二十一》和《纺车的力量》展开讨论并进行批判。1942年下半年晋绥文艺界批判了小说《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此外，还对何其芳等作家的创作进行过批判。
在文艺界整风运动中，通过对王实味等人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这股文学思潮最终被同化并归属于工农兵文学思潮。除王实味的强硬、高长虹的执拗和极少数作家的沉默外，丁玲等大多数作家转换观念、调整创作，汇入汹涌澎湃的工农兵文学潮流中，并作出重大贡献。不过，主张暴露的同志并非是用敌对的眼光看待根据地的生活，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希望把边区建设得更好。因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把这些持“暴露”观点的文艺工作者视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是在发泄对革命根据地的不满的批评也有失偏颇。当时，丁玲、罗烽、艾青等人相继受到严厉批评。他们的文章尽管有“暴露黑暗”的思想，但正如周扬在后来指出的那样，延安“不是没有缺陷，有时甚至是很多”，因向往光明从国统区奔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除了为革命圣地唱赞歌之外，总会有某些失望、苦闷和不协调，这些是可以理解的。周扬认为，作家也应有“创作自由”，要写出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要因为哪个作家说了一两句延安的不好的话（而且并不是说整个延安），就以为他是在反对着我们了”，因而不应在争论中把小小的意见分歧夸大到敌我问题上，应该说当时对主张“暴露黑暗”的文艺工作者的批判尚缺乏充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看，为配合当时全党整风，肃清党内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度过抗战以来最严峻的困难时期，团结全党，巩固根据地，争取全国胜利，因而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有效性，但明显存在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缺憾。以政治的评判取代文艺批评，从政治立场出发，用革命的激进的功利性要求评价文艺作品，特别是以政治斗争取代文学论争，由对王实味的政治审判来终结文学思想的论争，这种极端政治化的文艺批判给解放区文学乃至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沉重而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勃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勃兴，中国新文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工农兵文学思潮是以工农兵为对象和接受主体的文学思潮，它的源头是苏区文学，它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勃兴与发展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辟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工农兵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产生了相应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其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使工农兵文学思想政策化、权威化，成为解放区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明确提出文学大众化就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思想，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工农兵文学思潮的理论纲领，推动了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勃兴与发展；第三，出现了一大批致力于工农兵文学创作的作家群，其中既有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作家和文学青年，也有从解放区脱颖而出的土生土长的作家；第四，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深厚土壤、广大民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是工农兵文学思潮形成的重要基础。
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的工农兵文学思潮。为了促进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发展，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保证工农兵文学思想的贯彻执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评奖活动，以资鼓励。1944年，晋绥边区举办了“七七七文艺奖”活动，评奖要求在内容上以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对敌斗争、减租生产、防奸自卫为总的方向，题材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并须贯彻毛泽东“组织起来”的精神。在形式、语言、构图、音调上必须力求通俗，能为工农兵群众知晓。评委会由林枫、吕正操、张平化、张稼夫、周文、亚马等人组成。获奖作品包括戏剧类、散文类、图画类和歌曲类等，其中获戏剧类甲等奖的作品有华纯、刘五、郭瑞集体创作的《大家好》和西戎、孙谦、常功、卢梦集体创作的《王德锁减租》；获散文类乙等奖有李欣的小说《新与旧》、马烽的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这些作品“在内容上，都能符合于当前边区的政治任务，在形式技术上，大都能够普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且多样化”。太岳行署为树立在写作上为民立功的模范，颁布1946年文化奖金，行署特聘崔斗哲、李哲人等组成评选委员会，获奖种类有新闻、文学、曲艺、美术和教材等，关宋耀的戏剧《挖穷根》、太中剧团的《胜败图》、赵树理的小说《催粮差》等都在其中。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于1947年举办了一次文教作品评奖活动，其中赵树理小说获特等奖。获奖作品还有毕革飞的小说《张苦孩挖穷根》、袁潮的小说《李家沟反特记》、王克锦的散文《二等家庭》、襄垣人民剧团的剧本《李有才板话》、阮章竞的诗歌《圈套》等。
以上各根据地的评奖活动产生的优秀作品都是经过文艺工作者和群众共同评选的结果，在根据地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评奖活动表明，在敌后根据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战斗的环境虽然艰苦，但只要正确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深入生活，一定能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推动工农兵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解放区树立了赵树理这个典型，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学习。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的负责人、晋冀鲁豫文联、太行文联、华北新华书店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认真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陈荒煤根据与会者的讨论和意见，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作为边区文艺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陈荒煤对赵树理的创作特点作了认真总结，第一，作品政治性很强；第二，选择了活在群众中的口头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赵树理方向”的提出，为解放区工农兵文学创作树立了一面旗，推动了工农兵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在解放区文学运动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