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放区的文学运动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毛泽东提出革命的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把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强调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改造思想，获取丰富的艺术源泉，并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遗产，然后才能创造出真正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讲话》所阐述的文艺思想，是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以来文学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一个重大发展。它所确立的原则，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晋绥根据地较早地传达了《讲话》精神。根据地党委根据《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具体指示，学习《讲话》精神，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是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作风问题，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克服知识分子身上固有弱点，实现与革命的结合，与群众的结合。经过学习整顿，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基层，参与根据地革命实际斗争，了解农民的思想感情，学习农民的优良品质。
在太行、太岳根据地，通过对《讲话》的学习，纠正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思想倾向。晋察冀边区于1942年5月掀起整顿“三风”的热潮，开展了对“人性论”“艺术价值论”“政治落后于艺术论”“‘化’大众论”“艺术至上主义”等文艺观点的批判。推动这一地区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展，促进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繁荣文学创作。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发生过一件影响很大的事，即批判王实味等人的文艺思想。从1941年到1942年上半年，王实味、丁玲、艾青、萧军、罗烽等人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和《谷雨》《文艺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文章和一些小说，其中影响大的有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等。这些人的思想观念中有不少共同点，一是都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二是认为边区充满光明，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阴暗与缺陷，三是强调文艺的特殊性、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形象性，反对文艺“粉饰和欺骗”。延安文艺界在战争的环境中，主要为迅速统一内部的思想，去争取胜利，来不及细致地辨别文艺问题的复杂性，对这些人开展了猛烈的批判。《解放日报》发表大量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中央研究院多次召开揭发批判王实味的各种会议，王实味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丁玲的《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以及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也受到批评。对王实味的批判，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它告诫人们：不能对文艺问题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法，不能把文艺论争变为政治斗争。这种极端政治化的文艺斗争方式，给解放区文学以至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毛泽东的《讲话》思想，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工农兵文学运动的发展。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还采取多种措施，举办多种形式的奖评活动，推动工农兵文学运动的开展。
在《讲话》精神指导下，经过解放区文艺整风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解放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工农兵文学运动，这一文学运动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是群众文艺运动空前高涨，许多村庄建立了俱乐部，组织业余剧团、秧歌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其次是作家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前线，创作出一批崭新的人民文艺作品，像丁玲、周立波等从国统区来的作家取得了新的成就，赵树理、孙犁等土生土长的作家则别开生面，成了解放区文艺的杰出代表。再次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和宣传取得了新的成绩，并成了推动工农兵文学运动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工农兵文学运动催生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纂与出版发行上。1948年由周扬主持编纂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先后参加编选工作的有柯仲平、陈涌、康濯、赵树理、欧阳山等。这套丛书选编了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各种体式的优秀作品。丛书收入戏剧作品（包括秧歌剧、新歌剧、话剧、新平剧、新秦腔等）里，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白毛女》及延安平剧院集体创作的《逼上梁山》等二十七种。通讯报告有周而复等人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等七种，小说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十六种，诗歌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五种，曲艺有韩起祥的《刘巧团圆》等两种。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关于解放区文学创作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丛书，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次对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全面总结与检阅，是工农兵文学运动实绩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解放区取得的丰硕成果。周扬明确地概括了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运动的成就：“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的人民的文艺”。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了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影响了国统区的文艺发展，成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制订文艺政策和文艺方针的主要理论依据，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评价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由于1949年以后文艺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重大失误，到“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如何科学地、历史地评价《讲话》的问题。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提出了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许多弊病。把为政治服务规定为文艺的唯一任务，“显然是不合适的”，进而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观点。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讲话》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显然是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减少“左”的政治对文艺的干预、强化文艺自身的审美属性的一个意义重大的举措。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对《讲话》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如刘纲纪和吴强指出“文艺从属与政治”是片面的。王春元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给共和国文艺实践带来负面影响。《讲话》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让文艺从属于政治，充分发挥文艺的战斗武器作用，使文艺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讲话》的历史局限，也正是在于片面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从而让极“左”政治扼杀了文艺的生机。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思考，针对着《讲话》的不足，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促成了新时期初的文艺繁荣和发展。当然，这些质疑和批评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讲话》的历史价值和总体理论意义，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依然高度地评价《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历史意义。
《讲话》是一份历史文献，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实践运动的一个理论总结，是与中国现代革命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讲话》的评价，只能是历史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对《讲话》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如黄曼君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一书，就比较好地体现了这样的历史与理性相统一的精神。全书分导论、孕育篇、奠基篇、发展篇、波澜篇、特征篇、比较篇等，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生成，发展和特征，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中国文艺实践的巨大历史影响和伟大理论价值，同时论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外古今文艺思想的关系。与40年代的文学运动紧密相关的“奠基篇”，叙述了在解放区整风运动背景下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兵文艺运动，取得了新人民文艺的胜利。《讲话》对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里影响到了随后的人民共和国文艺的发展。其中论及《讲话》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时，作者写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是中国文学转向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学的理论纲领和实践宣言。它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和文艺政治学中国化、民族化和通俗化，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及文学历史背景上为合理地解决革命文学的发展问题，作了最可靠、最必要、亦与时代和人民联系最紧密的探索。在文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上开拓了全新的思路。将文学的社会性、功利性、艺术性及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问题紧密联系，使现代文学史中所提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以及民族的抗日文学运动在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沿着健康的方向蓬勃发展，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且深刻影响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前途。”《讲话》，“当然，也有一些方面被实践证明是需要修正的”，诸如“文艺从属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这样的观点是比较全面的、理性的和实事求是的。
2010年4月
解放区的革命文艺运动
1942年解放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引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文艺运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了以王实味等为代表的文艺思想，推动了工农兵文学运动的勃兴与发展，取得了“新的人民文艺”的胜利，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
一、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开始了全党的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年4月，周扬在鲁迅艺术学院作了整顿三风的动员报告，拉开了文艺界整风的序幕。5月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开始学习整风文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整风运动，逐渐掀起高潮。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文委和各边区政府都努力做好传达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工作。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重新认真学习。中央总学委向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出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强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认识，纠正各种错误的认识”，“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决定》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解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要警惕反动派所派遣的奸细的破坏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认为“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的教育材料”。从此，《在延妥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成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工作的最高方针、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