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谦的创作流程中，不仅开始影现出黑体字的“人”，还应注意的是，从他的短篇小说《奇异的离婚故事》中，可以反窥到作家创作流程的“黑箱”中的又一道光束。这个小说写一位老干部进城后遗弃了在战斗环境中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的、并在他病中辛勤侍奉过他的贤良妻子而另找新欢的故事。这种敏锐、大胆地“干预生活”，揭露共产党员、老干部进城后腐败堕落的现象，昭示着作家主体意识框架中，代替他过去浮浅的歌颂意识而升腾起一束忧患意识的光焰。显然，孙谦已开始认识到生活中并非总是“农家乐”，也确有“离婚的故事”，在漂亮的女子旁边，也站着丑陋的男人。
《夏天的故事》等作品输入社会引起不同凡响，如《大众电影》发表《赞美吧，青春和劳动》的赞扬文章，《中国青年报》和《文艺报》则展开了争鸣。这些反馈信息（肯定与否定）传达给孙谦，经过他现实主义自控系统的同化，促使他的创作不断增值。不久，连续写出了四个电影文学剧本（其中《伤疤的故事》和《奇异的离婚故事》根据他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六个短篇小说、五篇杂文（与海默合写三篇）。这些作品得到不同程度的反响，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这些反馈信息，每次都按照同一的信息反馈程序，经过作家认知结构功能的同化作用，引起作家创作流程的变化，导致输出作品的价道也发生变化。这一正反馈循环期是在这样一个“文艺场”中完成的：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双百”方针，接着文艺界先后开展了关于现实主义、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这种良性循环的正反馈，不断促进了孙谦的创作趋于现实主义的快步增值。
在这个阶段中，孙谦发现与选择对象主体是用近焦距的审视与摄取的手法。人物形象造塑的引发功能，表现为从生活实际出发，塑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形象。这些人物各自有着不同的性格逻辑、情绪轨迹与心灵旅程，克服了过去以人造物，以人写事的弊端。
我还注意到，《奇异的离婚故事》改写为电影文学剧本，标志着孙谦忧患意识开始强化。他不仅关心个人的命运，而且关注一家人的命运，甚至对社会的一些领域也引起极大的注意。他的杂文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意识，如暴露机关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的《油漆的优缺点及其他》，揭发“一刀切”的弊端的《会爆炸的副食品》，指责某县委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的《言大必空》。
孙谦创作流程中现实主义因子的增加，引起他的作品输出的审美价值趋于增值。其一，出现了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农民出身的大老杨历尽炮火的洗礼、革命的锻炼，克服了重重困难，由大老粗变成为一个有政治素养的、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领导干部（《未完的旅程》）；还有热情、忠厚、带有书生气的崔琦（《春山春雨》），热爱农村、献身农村的小广东（《新麦》）；更为人称道的是《伤疤的故事》中的陈修德和陈友德兄弟俩，其中陈修德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茅盾语）。其二，这些作品写了人情美、人性美和命运感。《伤疤的故事》曾被错误地批判为是描写人性的“力作”，在陈友德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优美的人性，人性寓于党性之中，党性包容着人性，两者有机融合，使他成为一个有理有情、真实可信的共产党员形象。《爷爷·儿子·孙子》写了大成爷爷一家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反映出这一家人的命运，洋溢着人情味与人性美。其三，艺术风格呈现出多样化。有幽默诙谐的《未完的旅程》，有生活情趣浓厚的《春山春雨》，也有淡雅、悠远的《爷爷·儿子·孙子》，憾动心灵的《伤疤的故事》。
在这一阶段，孙谦已基本上实现了他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电影美学追求：形象化，接得上，话要少，性格冲突依靠完整的故事。
从1953年到1958年初，是孙谦创作历程的“第二正反馈期”，它的反馈信息的“合力”为强向量的正反馈，是他现实主义创作历程的成熟期。
1957年底，《火花》相继收到一批来稿来信，对孙谦的《有这样一个女人》提出意见《火花》（1957年11月），认为孙谦走着一条“自然主义的倒退的路”等。不久，文艺界“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的大跃进张力，大大冲击了孙谦的作品，这些反馈信息，通过他认知结构功能的“顺化”作用，不断调节，并影响作品输出的价值。《腊月二十九》《半夜敲门》等小说就明显存在徘徊状态，现实主义开始减值，形式主义逐渐抬头。到写出短篇小说《大红旗与小黑旗的故事》《一封感谢信》和电影文学剧本《一天一夜》，创作流程中更表现出一种狂热意识。这些作品问世后的信息反馈使孙谦开始认真思考。从《未完的旅程》和《红军万岁》这两个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发表，就看出作家主体意识的困惑，他自己也“确实模模糊糊感觉到了跃进为时过早”。
1958年，在长春召开的电影会议上，孙谦受到批判，《中国电影》等报刊载文批判他的《谁是被遗弃的女人》等作品。到反右倾运动中，又被“炒了一次回锅肉”。1960年全国的许多报刊，如《人民文学》《电影艺术》《火花》《山西日报》等都发表文章，对孙谦展开大规模的批判。在党内，他被错误地定为反革命分子，并给予留察和降级处分。
这一阶段为孙谦创作历程的“第二负反馈期”。它的反馈信息的“合力”为强向量的负反馈，导致他现实主义创作的快速减值，虽然有些作品也呈现出顽强抵抗力，但从他的整个创作历程看，抑制了作品人性、人情较深层次的开掘，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徘徊期。
四
1961年党开始调整文艺政策，连续召开了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孙谦在组织上、行政上的处分得到甄别平反。这些反馈信息，经过孙谦的感受机制，主体意识的“同化”功能发生作用，使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趋于增值，相应地调节了他的创作流程，影响输出作品的价值。如果说第二正反馈期孙谦在作品中对人物的精神层次作了一定程度的开掘，那么这一反馈期，孙谦则重在对人物形象作了实践关系描写的开拓。他为了更好地把握人物，带病到农村深入生活，遵循现实主义的审美标准，去发现与选择作品所表现的对象。人物造型的引发原型也是在生活中曾使他感奋的活生生的人。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出，孙谦是在表现一种抗争意识。这种意识来源于作家参加农村中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伟大斗争生活。这种为生存与自然抗争的主体意识，表现在《灾荒年月》，反映了农民群众抵抗自然灾害，自力更生夺取丰收的壮举；在《南山的灯》中，则表现出人们改造自然实现电气化的力量。这与其说是作家的抗争意识，不如说是中国农民的抗争意识，作家是农民的代言人。
如果说第二正反馈期孙谦从人物形象造型的审美功能表现了人情美和人性美，那么这一阶段则突出地显示了“力”的美。同时，还塑造出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爽朗、机智、富有自信感的冯有梅（《南山的灯》），实实在在、依靠群众的领导干部杨丙宽（《太行高风》），时刻关心青年一代成长、性格善良的魏老奎（《入党介绍人》），泼辣与能干的“一枝花”乔玉霞（《队长的家事》）等。这些人物形象的“合力”，体现出中国农民不可战胜的威力，给人以自信、昂扬的美感享受
这一阶段为孙谦创作历程的第三正反馈期，它的反馈信息的“合力”为常向量正反馈，导致他现实主义创作稳步增值，是作家现实主义创作历程的又一成熟期。
“十年动乱”时期，文艺事业遭到空前浩劫，孙谦的所有作品被彻底批判，全部查封。他本人也丧失了人生权利。这一时期为他创作历程的第三负反馈期，它的反馈信息的“合力”为极向量负反馈，导致他现实主义创作遭到摧残性的打击，属于孙谦现实主义创作历程的破坏期。
五
粉碎“四人帮”以后，孙谦与马烽等人合作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高山流水》。这个剧本明显的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已听到现实主义复苏的声动。1978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孙谦自编一本小说集给予出版，他的作品越来越被得到肯定。这些反馈信息，在“文艺春天来临”、现实主义回归的“文艺场”中，经过孙谦的感受机制，非常敏锐地输入他的大脑，唤醒他多年失落的主体意识框架中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发生同化作用，爆发出强烈的创作欲。他同马烽连续合写了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新来的县委书记》和《唱们的退伍兵》拍成电影后分别荣获全国多项奖，赢得评论界与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
《几度风雪几度春》也引起了一些争鸣。这些反馈信息，每次都通过孙谦认知结构的同化作用，不断调节、加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这样不断循环，不断趋于增值，每次反馈于“同化”，都使他的创作流程发生变化。
怎样发现与选择创作对象，这在孙谦创作流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他不仅坚持从生活出发，而且坚持从生活中的人出发，突出了人在创作对象中的主体性地位。他注意克服过去深入生活的片面性、机械性，力争做“局中人”，“一户一户地做调查”，“一个人一个人去了解”，做到点与面相结合。《新来的县委书记》就是他同马烽跑了七八个县，了解和熟悉了一些人，并考察了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后创作出来的。其他作品也无不是经常不断深入生活发现与选择创作对象的。
创作方法具有对作家形象造型的引发功能。在创作流程中，人物造型取决于作家对生活中人的了解与熟悉程度。孙谦认为“时间久了，便有些使你激动的人物，在你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你忍不住地要写”，“你跟着这些人物一块儿苦恼，一块儿欢乐，一块儿哭，一块儿笑”。《咱们的退伍兵》等电影文学剧本，都是作家有了“脑子里经常活动的几个人物”而创作出来的。孙谦对于人物形象的造型，既注意人物社会实践性，同时也在精神领域进一步开掘，加强主体性。
在这一阶段，孙谦的主体性突出地表现为民本意识，他的民本意识又集中表现为农民的民本意识。这是作家过去忧患意识与抗争意识的融合与发展，是他和马烽合作写电影文学剧本获得成功的根本所在。县委书记朱克实在危急关头到地委、省委为民请命；云务本时刻想着“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方二虎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都突出地体现出作家的民本意识。尤其通过县委书记、大队支书和普通退伍兵三个不同层次表现出来，更具典型意义。论者一般提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观点，归根到底其核心也在于“民本意识”。
这一反馈期，孙谦电影文学剧本的审美价值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美。这是他过去表现的“人性美”“人情美”与“力”的美的融合与发展。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已突破了过去作品中表现的个人和小家庭的狭小范围，拓展到社会的广阔领域。朱克实、云务本和方二虎是广大群众人性、人情的集中体现者，他们的言行都闪耀着人性与人情之光。朱克实毅然批准“反革命分子”曹毅的儿子曹坚坚上学，孩子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云务本未处罚因偷南瓜被抓的鲁招弟，反而送给两个南瓜，因为农民快要丧失吃饭的权利；方二虎拿起铁锹给陷在泥坑里的水仙出嫁坐的面包车挖稀泥，爱情不在人情在。更撼动人心的是，他们一切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为农民着想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此外，作品中描写农民的各种人际关系，诸如母子、父子、远亲、近邻、朋友等，都显示出农民的人性与人情味。
作品中还突出表现了中国农民“力”的美，朱克实带领人民同“四人帮”的爪牙展开激烈斗争的爱憎分明的力；云务本领导农民在那“现实的贫困”的时代，战胜了无数困难，终于挺了过来的韧性的力；方二虎组织起闲散农民自办炼焦厂，取得成功的进取力。人们正是从这“力”的美感享受中，受到感奋，看到农村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在这一反馈期中，孙谦的电影艺术风格更臻完美，是他过去电影文学剧本与小说创作艺术风格的融合与发展，表现自然、流畅、和谐、完整、质朴、幽默。这种艺术风格表现在电影文学剧本的各方面，是作品总体性的整体体现。
这一阶段为孙谦创作历程的第四正反馈期。它的反馈信息的“合力”为强向量的正反馈，导致孙谦现实主义创作的迅速增值，为孙谦创作历程的发展期。
小结
一、从孙谦创作的反馈系统很明显地看到，“文艺场”的走向、力度、氛围，对作家的创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规范着的反馈信息的输出者），因此，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要继续创造更为适合作家发挥创作个性的“文艺场”。
一般地说，正确的反馈信息（包括肯定的与否定的）对作家的创作起很大的促进作用，错误的反馈信息（包括肯定的与否定的）妨碍、影响作家的正常创作，因此，反馈信息的输出者一定要强化主沐意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作家必须强化主体意识，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要经常输入和正确处理反馈信息，勇敢地实现自己的美学追求，创造出符合人民利益的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