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词改编的范例
赵树理为什么要改编《赶车传》，用鼓词的形式写成《石不烂赶车》？这同他扶持、发展曲艺的一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这样说：
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许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演的却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我们虽称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广大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的东西，可见它是吸引人的。它的内容多半是封建体系为主，表扬“封建君主的尊严”、“某公子中状元”、“青天大老爷救命”、“武侠替天行道”、“神仙托梦”、“一道白光”等等，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封建性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可惜的事。虽然群众很需要新的文艺作品，而我们也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深入到群众中去，但两下接不上头、互相结合不起来。就天桥来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卖到天桥去。因此我们感到有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
这是赵树理发起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动机，也是他改编创作《石不烂赶车》的根本原因所在。《石不烂赶车》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后赵树理在曲艺上的第一个实绩，也是建国后新曲艺的一个硕果。
赵树理在鼓词的开头这样说：“朋友们！这可以说是各有各的路道。各人的爱好不同，有爱读诗的，有爱听鼓词的，可是诗不能当成鼓词唱。诸位想听鼓词，就听我的；想读诗歌请你再买一本田间同志的《赶车传》，《赶车传》是《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一本，新华书店出版。”言中所括之理有三条：其一，认为《赶车传》故事情节、主题思想好，但它是新诗，销路较小，改成鼓词后销路就会大得多了。其二，为了满足群众对鼓词的欣赏需求，占领一切文艺领地。其三，推广新鼓词，打开曲艺的新局面。
《赶车传》是诗人田间的代表作，并已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影响很大。《赶车传》发表于1946年，1949年编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1959年至1961年间，诗人曾把这部长诗发展为近两万行的上下两卷本，共七部分。上卷四部分，下卷三部分。分别为《石不烂赶车》《兰妮》《石不烂》《毛主席》《金娃》《金不换》和《乐园歌》，长诗中成功地塑造了贫农石不烂、农村姑娘兰妮、区委书记史明伟、牧羊青年金娃、支部书记金不换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革命斗争事迹与寻找、建设人间乐园的故事，记录我们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革和共产党的伟大力量。改写后的长诗，主题深刻，人物较多，结构宏伟，规模巨大，显示了诗人高度的概括力和艺术才能。
然而，我们这里谈的《赶车传》是1949年新华书店出版的版本，因为赵树理是根据这个本子改编创作《石不烂赶车》的。1942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田间从晋察冀边区深入到盂平县搞宣传工作。并先后到冀晋区党委任《新群众》杂志社社长，雁北地委秘书长，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在这期间，写了《赶车传》，于1946年发表。约有二千四百余行。除序以外，共写了十五个回目：第一回逼婚，第二回告状，第三回赶车，第四回骂猪，第五回烧楼，第六回顶嘴，第七回摔镜，第八回跪香，第九回歇店，第十回过岭，第十一回呱哒，第十二回换心会，第十三回请客，第十四回摆理，第十五回兰妮誓言。初版的《赶车传》表现了雇工石不烂和他的女儿兰妮与地主朱桂棠的尖锐阶级矛盾，描写石不烂从自发反抗到接受党的领导，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赵树理根据这个版本进行了改编创作，写成鼓词《石不烂赶车》上、下两部分，于1950年分别发表在《说说唱唱》创刊号和第2期上。
《说说唱唱》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会刊，最初由赵树理和李伯钊任主编。创刊号上发的作品非常慎重，都是经过编委会的再三讨论而定稿的。《说说唱唱》马上就要发稿了，赵树理当然要献礼。他很喜欢田间的新诗《赶车传》，可他白天没有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每当夜深人静了，他拖着一天的疲劳，弹起三弦，边看《赶车传》边编鼓词，把脱口唱出的鼓词立刻写到原书的空白处。这样，连写带改，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鼓词改成了。《赶车传》原书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鼓词。有人说赵树理写《石不烂赶车》不仅是飞笔，也是神笔。
任何成功的改编，都是一种辛勤的再创作。赵树理《赶车传》的改编并非只是单就诗的形式改为鼓词的形式，而且也是一次成功的再创作，从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思想内容的表达大都以原作为依据。但《石不烂赶车》毕竟是作家对原著的思想和艺术经过咀嚼消化后的产物，它溶化进了作家生活经历、美学思想和创作意图。在原著的基础上有着新的发挥和创造，体现了赵树理曲艺的创作思想，熔铸进赵树理鼓词创作的心血。赵树理把一个诗歌的生命转化为一个鼓词的生命，无疑是一次思想上的深化和艺术上的飞跃。
改编作品，不但受到文学体裁的限制，而且由于作家的风格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认识感受不同，其反映的思想题旨就要有一定的变化，这就直接影响到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设置等艺术处理问题。赵树理在改编《赶车传》时，原则上利用了原诗的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在这基础上有所增删，增强了故事的连贯性和真实性，使情节的发展和细节的描述更加生动、感人，更合情合理，突出了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刻画，挖掘了性格中原有的主要的性格特征剔除了人物性格复杂的成分，从中提取出人物性格中的精醇，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更富个性化，更加符合鼓词这一曲艺形式，充分显示了他严谨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石不烂赶车》压缩了原诗的很多内容，剪枝去蔓，增强了对地主朱桂棠荒年逼租，强逼石不烂将女儿兰妮顶租的描写；突出了地主与农民之间两个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从回目上看，加强了第一回逼婚，合并了第九回歇店和第十回过岭，改编了第二回告状、第三回赶车、第四回骂猪、第十一回呱哒、第十三回请客、第十五回兰妮誓言，删去了第六回摔镜、第七回跪香，扩充了第十二回换心会、第十四回摆理，并增强了闹土改的内容，加浓了翻身解放的气氛。
《赶车传》里的“逼婚”是石不烂和兰妮赶着车从地里回来，半路上出来了朱二黑把车拦住，一手拿着喜帖，一手提着酒壶，对石不烂父女俩威胁逼婚。鼓词中作家只写了民国二十五年遭荒旱，朱桂棠差狗腿子朱二黑来逼婚，这样更为简练、真实。石不烂进城告状，改写为他不会写状子，没有见到县老爷。但从石不烂与县衙门差役的对话里就足以看出了旧社会衙门的腐败，真实地反映了“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休进来”的事实。把石不烂告状的理由“今年歉收，本想卖车卖牛，也把租子打够，可是东家不要租，偏要咱交闺女”改为“朱桂棠说我欠他的租，要我拿闺女来顶”，这样更为有力，更富有说服力。在第三回“赶车”中，原诗写石不烂出于无奈，只好劝女儿上车，“你虽到虎口，救下三口人。”而鼓词是这样写的：“你的娘死后只留你一个，爹怎肯把你送给‘活阎罗’？今天我且不理他，哪怕他明天把皮剥，不怕朱家势力大，一个命顶他没话说。”石不烂由一个软弱、逆来顺受的性格变为一个性格刚强，宁死不屈的英雄。“烧楼”一段，把石不烂让兰妮脱身后脚搭在窗上，点把草扔进窗口烧楼，改成倒出灯油点着被褥烧楼，这样更为合理、可信。第六回“顶嘴”，石不烂点火烧楼挨枪后回到家中，爹娘都埋怨他，骂他招风惹草，村里也有人笑他干打雷不下雨，对这些，作家都做了彻底的更改。鼓词中在这里写出了两位老人对儿子的慈爱、抚慰和对地主朱桂棠的仇恨。鼓词对原诗中石不烂出走的原因也做了改动，删掉了烧楼引出祸害后遭到家人和村人的怒骂和嘲笑的部分，加强了烧楼惹祸无法生存下去而被迫逃走的部分，突出了石不烂和地主朱桂棠的矛盾和斗争，更能充分揭示主题思想。特别应指出的是，作家在这里把共产党员金不换的形象从原诗第十一回“呱哒”中，提前安排在这里出场。金不换在危难时刻帮助石不烂逃出虎口，出奔河北，显示了共产党的作用，增强了时代气息，取代了原诗中石不烂在牛棚中做梦，神仙显灵，给他指了路去河北的内容。为了使故事更为紧凑、内容集中，思想突出，作家把原诗第六回“摔镜”写朱桂棠看见兰妮偷望西边她的家，拿鞭子把兰妮赶下楼去，气得兰妮摔了镜子的情节全部删去。把第八回“跪香”朱桂棠让兰妮头顶一碗水跪香和朱二黑前来调情的情节也全部删掉。将兰妮情愿跪香“修个来生福”的宿命论思想也剔除去了。
鼓词还把原诗第十一回“呱哒”中金不换和石不烂在月光下大庙外闲呱哒，改成石不烂和邻居金不换见面后一块谈话。兰妮在大庙外月光下同他爹见面，改写为石不烂和众邻居谈话时，兰妮从门外闯了进来，这样穿插易集中表现刻画人物形象。石不烂从河北回乡报仇时，原诗写石不烂到朱家赴宴，大骂兰妮，改写时，作家很巧妙地安排石不烂刚进村就同朱桂棠派来探听信息的朱二黑相遇，朱桂棠使计送兰妮回家请石不烂赴宴，这样使兰妮逃出囚牢。鼓词还重点增加了五里村闹土改的内容，农会的工作，朱桂棠的活动。农会如何组织土改，朱桂棠怎样哄骗兰妮上当，暗地里抵制破坏土改斗争，并真实地再现了斗地主分田地分房子的情况。还描绘了农民翻身后，扭秧歌的动人场面。
作家对原诗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工作，有增、有删；也利用、也剔除。经过改编创作后的鼓词增强了时代感，加重了生活气息，人物形象更臻于完善，故事情节更为紧凑连贯，思想意旨更为突出，社会效果更好。
二、新的探索与突破
鼓词是一种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曲艺形式。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流行于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是最为广泛的一种群众性表演艺术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鼓词的种类丰富多彩，如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鼓、京东大鼓、梨花大鼓，还有东北大鼓、胶东大鼓等。赵树理改编创作的《石不烂赶车》属于山西上党鼓书。1962年11月赵树理作为全国文联和作协代表出席湖南省第三次文代会，赴广西参观访问时，曾对广西曲艺工作者谈到，他改写《石不烂赶车》，就是照顾他家乡曲种的特点而改写的。鼓书也分长篇、中篇、短篇。艺人叫长篇为“蔓子话”，短篇为“小段儿”或“段子话”。短篇半小时左右就可唱完，长篇一般可说三到四个月，更有甚者能说唱六至八个月，中篇鼓书一般说唱三五天（每天大约两至三小时），《石不烂赶车》算是中篇上党鼓书。
赵树理对曲艺有着精深的研究，对鼓词有很高的造诣。他一贯主张向曲艺学习，从曲艺中吸取养料，从而写出好作品，去占领“所有大众能够接触文艺的场合”。他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愿意向曲艺学习。这不是我偏爱它，而且它有用，对工农大众有用。”在京期间，他常到天桥一带去，天桥是曲艺的王国。他非常认真诚恳地向曲艺名家学习，向老艺人学习，虚心求教，细心研究，借鉴他们好的技巧和手法。他曾多次买票去听王少堂说《武松》，多次向高元钧登门救教，学习山东快书的表演技巧，还常同苗培时等人跑到崇文门外一个说书馆听说书。对自己家乡的曲种，赵树理更非常酷爱。在“文革”前，每次到太原，总要去钟楼街开化市狄来珍老艺人书场听鼓书。他不仅听，而且还亲自动手抄老艺人的“手本”“段子”。在60年代初，向襄垣盲艺人董财源（垣曲鼓书名艺人）抄录了襄垣鼓书的传统段子《烈女传》。1963年11月，山西省召开第三次文代会期间，赵树理专门到住处看望并拜访樊成瑞（中国曲协山西分会会员、名誉理事，吕梁盲艺人），并就曲艺的有关问题求教于樊成瑞。正是由于赵树理有一颗赤诚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心，有一个虚心向曲艺学习的态度，有一个占领一切封建文化阵地的目标，决心把曲艺打进文学正宗的行列。因此，他改编创作了《石不烂赶车》这样的典范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