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是50年代后期文艺界对山西以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和胡正等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流派的命名。因他们都是山西土生土长或长期在山西工作生活的作家，又被称为“山西派”，又因他们在建国后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为《火花》，亦被称为“火花派”。而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北方地域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有人便以北方农村最常见的土特产山药蛋来命名，谐谑地称之为“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产生并初步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山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太行山区和晋绥边区。这个流派的奠基人赵树理成长于太行山区。他早年的创作有旧体诗《打卦歌》、欧化小说《悔》和《白马的故事》等。30年代初期发表的长诗《歌生》、中篇小说《有个人》、长篇小说《盘龙峪》等，基本上形成了通俗化、大众化的风格。赵树理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当时，他确实已有意识地提出以文艺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口号，立下“宏誓大愿”，不做“文坛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去赶庙会。”1941年，赵树理到《抗战生活》编辑部工作，他同王春、林火等人发起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其成员还有袁勃、李庄、江牧岳、冯诗云、章容等人。他们以《抗战生活》为阵地，相继发表《通俗化“引论”》《通俗化与“拖住”》等文章，竭力倡导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但毕竟还没有形成大气候。直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才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潮。正如赵树理所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了他的方向，“批准”了他关于文艺必须通俗化、大众化道路的主张。赵树理于1943年写出了《小二黑结婚》，彭德怀看了以后批示道：“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小说出版后不断再版，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小二黑结婚》便成为山药蛋派的莫基之作。此后，赵树理又陆续创作了《李有才板话》《地板》《孟祥英翻身》《福贵》《邪不压正》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李家庄变迁》等。周扬和陈荒煤分别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充分肯定赵树理的创作成就和提倡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远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和茅盾也热情洋溢地撰文对《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至此，赵树理终于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
山药蛋派的主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人称“五战友”，是在晋绥边区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属于晋绥作家群的代表作家。晋绥作家群是在晋绥边区文联领导下形成的作家创作群体，是一个有理论批评家的理论倡导和作家创作实践的文学实体。这个群体的理论批评家是亚马、卢梦以及周文，他们也是晋绥边区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亚马写有《文化工作与群众运动》《谈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问题》《论发育成长中的大众文艺运动》等文章；卢梦写有《谈我们写作的主题》《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等文章；周文主要写有《〈吕梁英雄传〉序》。他们的主要观点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一致，强调文艺与群众相结合；作家要深入生活，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文艺创作要紧密地配合革命斗争。这些理论观点直接影响了晋绥作家群的产生。当时，马烽、西戎、束为、孙谦等人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回到晋绥，正值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件传达下来，他们回到自己熟悉的农村，担任基层领导工作和宣传工作，在共同的生活土壤上，都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和赵树理作品的影响，同时也得到晋绥文联负责人的鼓励与支持，因而都创作出了一批农民喜闻乐见的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1940年代发表的作品有：马烽的《金宝娘》等八篇小说，西戎的《喜事》等十篇小说，孙谦的《村东十亩地》等三篇小说，束为的《红契》等九篇小说，胡正的《碑》等四篇小说；马烽与西戎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孙谦写有四部秧歌剧，西戎、孙谦与别人合作了一部戏剧《王德锁减租》，胡正与人合作一部戏剧《大家办合作》。除“五战友”外，晋绥作家群还有胡海、杨戈、苗波、田家等人，他们或写小说，或写戏剧，或写评论。可以说在1940年代的晋绥边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青年作家创作群体。其中，马烽创作的通俗故事《张初光的故事》，西戎、孙谦、胡正分别与别人合写的戏剧《王德锁减租》和《大家办合作》等作品，分别获得1944年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时，曾在晋绥边区掀起“吕梁英雄热”，到1946年下半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引起国统区的关注。由此可见，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作为晋绥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他们创作的作品普遍受到农民读者的欢迎，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虽然赵树理和“五战友”直到建国以后才有机会在北京正式相识，后来陆续回到山西，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农村深入生活，创作出大批作品，从而形成山药蛋派。但是，在1940年代，相同的地域、政权、文化语境，相仿的出身、经历、艺术修养，相近的文学观念、审美追求、创作实践，促使赵树理同“五战友”初步形成文学创作流派的雏形，并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从创作思想上看，他们自觉地、忠实地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体现的文艺思想，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强调文学“为农民服务”，把农民作为主要的表现和读者对象，坚持用文学作品教育启蒙农民，陶冶农民，满足农民的精神和文化需要。
他们提倡并坚持作家要到农村的现实斗争生活中去，了解农民，了解生活，同农民共同生活和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同农民打成一片，坚决反对“走马观花”或“下马观花”式的体验生活。他们自己首先是战士、农民，其次才是作家。他们首先参加农村现实中的斗争、生产，然后才进行创作。他们大都提倡“问题小说”。在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洪流中，在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人事关系里，他们以参与者的切身感受，透过大量的生活现象与现实矛盾，洞察其本质，从而把丰富多彩的生活材料变成浸透着作家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的意象，从而把作家在工作中遇到的带普遍性的“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形象地反映出来，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寻求解决的办法，使其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
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作家应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从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清醒而真实地反映农村现实斗争生活，既要求努力表现新时代新生活中的光明面，热情地塑造和歌颂新人形象，也反对掩饰现实斗争生活中的阴暗面，勇于刻画和揭露反动人物的丑恶灵魂和阴险嘴脸，同时也要求敢于反映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冲突，对农民群众中落后人物的缺点，给予善意的批评和嘲讽，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第二，从创作实践看，他们的创作已基本形成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审美品格，创造出了为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们的创作，在题材上都反映了山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实际，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反映的是在辽县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基础上加工改编创作的，他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主要是反映太行山的农村斗争生活。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描写的是晋绥边区一位劳动模范，他同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则以吕梁山革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题材。
他们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农民形象。这里有小二黑、小芹、李有才、铁锁、张初元等敢于同农村反动势力和落后观念作斗争的新一代农民形象，有二诸葛、三仙姑、福贵、老秦等深受封建意识熏染的落后的农民形象，也有以金旺、银旺、阎恒元等为代表的农村反动势力的形象。从这些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出民主革命给中国北方农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看出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有的伦理关系、道德规范和精神状态在新时代的发展变异。这些形象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新文学宝库中的农民形象画廊。
他们的小说作品在结构上讲究有头有尾，首尾一贯，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赵树理曾经谈到：“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他们的小说总是从农民读者的欣赏习惯出发来结构故事，安排情节。如《小二黑结婚》的每一节都是一个小故事，同时整篇小说又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大故事。《吕梁英雄传》充分利用章回体来讲叙一个一个的抗战故事，既让读者看到故事，同时也塑造出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关于小说的语言，他们主张“要照着原话写，写出来把不必要的字、词、句尽量删去，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以说话为基础，把它修理的比说话更准确、鲜明、生活”。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自己的作品主要是写给农民读者看的。同时，他们创作的小说语言都是从农民的生活中，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在农民所使用的口语中筛选、提纯、改造和加工的，“土气”而不怪僻，通俗而不庸俗，鲜活而不落套，口语化又规范化，能雅俗共赏、南北皆通。不仅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是个性化、口语化的，而且作家的叙述语言也是口语化的，从而形成了质朴明快、通俗流畅、幽默风趣的语言特点。
山药蛋派在40年代的创作已经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他们的小说大都反映了山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太行区和晋绥边区广大农村的斗争生活实际，描摹了太行山、吕梁山及汾河两岸的自然风光，风俗人情，生存方式。在他们的创作中，根据地的民主斗争如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如父子弟兄、婆媳细娌、亲朋邻里间的矛盾纠葛，民间的婚丧嫁娶、吃穿住行、春种秋收的方式和习惯，无不原汁原味地反映出来，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山药蛋派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从举手投足的神情动作到语言表达、服饰打扮无不是地道的北方农民的形象，体现出北方农民敦厚朴实、机智幽默、粗犷豁达的性格特点。
任何文学流派都存在局限性，尽管山药蛋派在40年代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它在山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形成过程中，已经隐约地显露出某些局限性：战争环境的封闭性、农民意识的狭隘性致使他们的创作也呈现出封闭性和狭隘性。从创作思想到创作实践都显示出这一倾向性，以致到建国后这个流派的成熟时期，其创作所呈现的这种局限性更趋明显。
如果说山药蛋派在40年代已经在解放区开花结果，那么，荷花淀派也正是在同一时期的解放区含苞欲放的。荷花淀派作为文学流派，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在天津、北京、保定这个三角地区逐步形成。当时孙犁以其主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培养和团结了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一批青年作家，形成了较相近的创作风格，到70年代末，才被文学界冠以“荷花淀派”的称号。
荷花淀派起源于抗战后期的冀中和延安。它的代表作家是孙犁。孙犁的创作始于30年代末40代初。七七事变后，华北平原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震醒，孙犁参加了抗日的革命队伍，从事宣传抗战的工作，长期奔波于白洋淀一带，不仅熟悉这个地区的农民生活和风土人情，也了解这个地区所孕育的优美的艺术情趣和审美期待。那许多纯洁质朴、热爱和平的人民，那绚丽多彩、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就成为他诗情的无尽的矿藏和不竭的创作源泉。于是他陆续创作了《琴和箫》《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一系列具有白洋淀地区的鲜明乡土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文学界的关注与赞赏。
孙犁的小说创作已经呈现出鲜明的创作特色。他的作品始终反映冀中地区的现实斗争生活，体现出时代的主旋律，大部分作品表现了抗日战争中晋察冀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如《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作品，虽然较少描写与日寇面对面的激战，主要通过对八路军战士和抗日群众的刻画，表现出人民在这场正义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那无私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孙犁的小说始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以《荷花淀》为例，整篇作品都飘荡着那一群年轻妇女的欢笑声，仿佛战斗带来的忧愁与烦恼与她们无缘。其实，亲人参加战争，打击侵略者，她们内心深处无时不为之牵挂担心，但出于对抗战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她们不仅支持亲人打仗，同时自己也拿起武器保卫家乡。作品中始终洋溢着高昂的激情，充满着对人民正义事业的必胜信念，体现了人民无私的献身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形成了浪漫主义的乐观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