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畜饮水的村子不独五村，还有沿途其他十多个村落，怎么办？五村之下再按就近原则，每村带三个两个附属村落，由五个村子再行分配。当然，这样的分配是有代价的，要收取一定费用，这些费用将用于沟渠、泊池、水窖的维修。
单从水系分配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管理体系，能够维系八百多年纹丝不乱，让人叹为观止。
清代有一通碑，记载着四社五村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上游村庄堵了水渠，下游村庄人畜吃水受到影响，告到县衙。县衙依据“水簿”、偏认“水规”，当下杖责上游村的社首六十；而下游村不在社里解决矛盾，“诉出里社”，社首也杖责六十。从此，很少有人再因为水事冲突求告官家，水社的威信日高一日。
张：人畜饮水，那是村社的生命线。是生存活命需求，一地民众协调磨合出那样一个了不起的会社和大家尊奉的水规。
我们村古来缺水。天旱时节，旱井见了底，村人到山泉取水，任你是民兵大爷党支书，你也得排队等水。这几乎也是不成文的“水规水簿”了。村干部你或许能把持粮库，监守自盗，却也没有发生过公然霸占山泉的事实。
而那县衙的处置极为理性，见识卓越。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培植扶助民间会社来自我管理。不是抓权揽权，不是越俎代庖，不是自封为大救星。
鲁：张老师你前面提到文学社团，这方面的话题咱们相对熟悉。知道其产生成长的过程，也能见出其文学之外的社会学意义。
单说咱们省的女子文学社，就我接触到的，有忻州岳美莲她们组织的“忻州女子文学社”，还有平定李月丽她们组织的“红鬃马女子文学社”。岳美莲是个农民，爱好文学爱到痴迷，上世纪80年代与十几个朋友开始结社，每年千方百计搞一些资金将大家的作品结集成书，令人感动。而李月丽她们组织的“红鬃马文学社”，以石评梅为榜样，多是女诗人，也搞得有声有色。
张：我看这其中至少有两重意义。
一者，行政干预一旦松动，民间社团就要生发出来，有着此消彼长的一种趋势。民众需要爱好，哪怕是无关生计的文学爱好，总归是要寻求表达。
一者，虽然号称文学社团，社团的功能恐怕并不那么绝对单纯限于文学。何况文学本是人学，思想交流、精神抚慰，一定是连带发生的。文学，以结社的方式介入了参与者的精神生活层面。
女子结社
鲁：说的是。咱们省，偏是女子文学社顽强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女子结社，自古以来是体现精神层面需求者居多。远的不说，中国近代以来，妇女为解放、为自由、为求女权而结社者不知凡几。
女子结社自古就有。著名的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在山东济南生活时，经常带领妇女们郊游会诗，就是女子结社的典型例子。在外人看来，一帮贵妇成天疯疯癫癫，结伴嬉闹仿佛不成体统。这样的结社集会，却诞生了一个李清照。也许正是有了李清照，这个女子结社的例子才让后人们津津乐道。
再细一想，我们身边未必就没有这样的例子。我小时候，村里有三个老婆婆。我们那地方称上了年纪的女人为“婆儿”，连读如“怕”。三个老婆儿分别是老许婆儿、老赵婆儿、老张婆儿，在一起供佛上香，初一、十五定时相聚。据说其中一位还顶着一个什么样的神圣。三个婆儿敬神信佛，说话在理行事端方，她们的话在寻常村妇心里简直就是金科玉律。谁家婆媳不和，子女不孝，争执起来，往往拿三个婆儿的话来理论。老许婆儿说甚来，老赵婆儿说甚来，老张婆儿说甚来，引用一番，理亏的声气就怯七分。争吵不下，请动三个婆儿中的一位前来调解，婆儿盘腿往炕上一坐，先从兜里摸出一个糖蛋或者一块点心递给地上的小娃娃，随后一抿头发就开讲：“多大个事嘛！”不消几句老成话，行孝积善的几句百姓道理，矛盾已经化解。若三个婆儿拄着拐杖同时出现在街巷里，连男人们都噤声屏气。
旧时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交往圈子有限，谈不上什么社会交际，精神空间的逼仄可想而知，求神结社的情况普遍存在。遇到社会动荡，男丁应差抓兵，家里只有女人来撑着，女人结社集会显得更为必要。老许婆儿，丈夫早逝，儿子当兵，大军南下之后，年年见信不见人；儿子知道老娘不识字，一年打两封信，信瓤子里没有一个字。老赵婆儿三个儿子，二儿子在1949年吃了蒙古军的枪子。老张婆儿倒不受制，守着儿子过日子，但娶了媳妇子是五六年不见孙子的动静。三个老婆婆虽然没有明确的结社条文，但一起求神拜佛，互相解忧排难，进而影响到村里的妇女们，事实上已经是一种结社集会的行为。
张：社会失范期，兵荒马乱的，这世道怎么了？懵懂无知的农民之下，妇女们就愈加懵懂无知。惶惑之下，或是求神，希冀神灵来保佑，或是抱团，挨挤在一块儿以壮胆。女人结社，往往迷信色彩更浓。
注意到你上面讲的，一个老婆儿“顶着什么神圣”。这就是统称的神婆，乡下干脆就叫“顶神的”。赵树理的小说开山之作《小二黑结婚》里，塑造了一个三仙姑，便是神婆。这类女人，几分聪明、几分风骚，男人窝囊、婚姻不幸，装神弄鬼的，招摇张扬，引动许多男人来关注，这首先是自己的精神需要。男人们恶骂诅咒，她满高兴，她要的就是这效果。其余的等而下之的村妇，精神疾患、见神见鬼，也需要这样一个神婆来抚慰。
赵树理对三仙姑是一概批判的态度。我的序列小说中，有部中篇塑造过一个绰号“官碓”的风骚神婆，那是给三仙姑做翻案文章。评论家们颟顸迟钝，又是没有读懂。
——理智男性，正派农民，是非常讨厌神婆、极力诅咒臭骂自家女人接触神婆的。但在乡下，神婆神汉偏偏禁而不绝，又有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缘由。
鲁：也是敦煌出土文件显示，在唐代和五代时期，当年敦煌社区里面有着大量的妇女结社集会存在。社会动荡，男丁出征讨伐，留下妇女在家，妇女们自然组织起各种名目的社团，互济互助，条款森严。其中一则资料开宗明义说明结社的目的：
盖闻至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遇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言条件与（于）后，山河为誓，中（终）不相违。
这在乡村社会里，实在是屡见不鲜了，拜个干姊妹，结个干亲家，家中若有大事，银钱互通，一切力助。有一次听张老师说起过红崖底妇女曾有结香社的事情，不妨说说你的亲历见闻。
张：乡下女人，两三人相好合得来，结个干姊妹；因了孩子认义哺育，两家结成干亲家；所在多有。但还不到结社的规模程度。我所说过的女人结社，又和信佛信教大家共同祭拜敬仰某一神灵不同，是真的结社。
记忆中，有那么七八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都是已婚妇女；个别的没了婆婆，虽有婆婆的也分家另过，属于自主的家庭主妇；回想起来，人还都精干利索，穿着时色领导村中的服装潮流。为什么结社？我那时太小，也不很清楚。回想起来，她们家道都不错，夫妻也和美，不属于“奴隶式的”抱团取暖。有人想参加，婆婆可能干涉的、邋遢糊涂的，人家还不吸收。相互之间，经常往来，一块做针线，推广服装新花样。男人的袜底烟荷包，往往与众不同。各家汉子们就有意无意炫耀，另外的汉子回家臭骂自己的蠢女人。她们还交流厨艺，一样的米面，人家总能做出不一样的吃食，然后村里才流行开来。比如，用山药自制粉条，是她们不知从哪学来，才在红崖底传开的。春天换季，人家商量好了，一色换成鱼肚白褂子、盖天蓝裤子，头上顶着一样花色的头帕，村里就乍然出现一道亮丽的风景。
结社之初，拜的是苌池西头的观音老母。然后每年都有聚会祭拜活动。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九月十九观音涅槃，相跟了去上庙烧香。苌池东村，集市大镇，一条正街就叫店子街，合作化之前还是店铺林立、生意兴隆。女人们拜过观音，要集体在店子街正经下馆子，好生吃喝一顿。说法也叫过会。
早上离家的时候，理直气壮的，大呼小叫的：不能光兴他们坐会吃喝，咱们也体体面面地坐会、香油辣水的吃喝一顿去！
记得奶奶有过评说。上句说：“嚯！没听说女人坐会吃席，可把些女人们放不下啦！”下句说：“唉！大足大手的，人家自己就到店子街吃席去啦！”颇有点羡慕嫉妒的意味。
分析起来，那是自民国以来解放妇女运动在乡间的滥觞。男女要平权，女人要自由。
鲁：民间结社集会，里面透露出许多信息。说它是民主自治可能有些夸大，但至少是一种民主自治的表达。而且事实上曾有过数千年成功的表达。它是亲缘、族缘之外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若没有这样的形式，乡村社会不可能保持持久的生生不息的活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对这种曾是常态的事物，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张：自上而下，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劲疾；小政府、大社会的诉求，也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表达。
但是，集会结社的再兴与复苏，又不是单凭号召愿望可以达成。如同我们前面分析的，它是与“耕者有其田”不可分割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