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作为上层建筑，与其相对应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制，是耕者有其田。领受田土获得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作为国家公民，当然要缴纳赋税，儒家主张“取民有制”。纵观一部中国文明史，土地制度、田税制度始终是任何王朝立国的根本，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上升到制度设计层面的古礼。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个性尊严的物质基础。如果每个国人的脚下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立锥之地，个人的任何权利与尊严都谈不到；推而及之，农耕文明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与无根之木。
耕者有其田
张：我1954年正式读小学，1955年全国开始实行土地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农业社。那是一场运动，既是运动，民兵枪杆子逼上地主富农游街、村公所里吊起落后分子什么的，一派恐怖气氛。绝大多数农民都不乐意入社，但国家政权强力推行的运动谁也不敢抵抗，抗也抗不住。伯叔们照例晚间来向奶奶问安，奶奶叹气，屋子里六七杆烟锅子明灭，关起门来诅咒臭骂，所谓庄稼地里骂朝廷罢了。
我的童年时代所有美好的乡间生活记忆，想来都是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亦即耕者有其田时代的记忆。
爷爷手里的老院，上房是几孔窑洞。靠西头一孔窑，做了牛圈，喂着牛驴。我们玩儿捉迷藏，会躲进牛圈，藏在老牛肚子底下，老牛吃草倒嚼（反刍），根本不会伤及孩子。牛驴下地耕作回来，和人一样喝的是绿豆稀饭，老牛一大桶毛驴一小桶。傍晚，几个大伯在牛圈跟前切谷草，宝山靠山负责筛草，院子里腾起谷草干干的香味。大娘在灶头煮饲料，饲料是专门种植的小黑豆，牛驴吃上最是生力气。闲下来的日子，我们到野外去放牧牛驴，捎着割青草、挖野菜。自己带着的干粮，会掰下一小块喂给老牛，老牛的舌头舔过手掌心，是那样湿湿的麻麻的感觉。山野里走动，无论是山沟的梯田、河槽两岸的滩地，我们都知道得非常清楚：哪块地是我们家的。谁家孩子砍柴割草，为抄近道偶或斜着穿越我家的地，一定会遭到我们的喝止。当然，我们也严守村里不成文的规矩，决不会上别家地里去糟害。
至于谁家分了地主富农的田地房产，老百姓断不了念叨：谁谁种的那疙瘩好地，那是人家锁爷家的！谁谁住的那三间客位，那是人家海泉老汉的。
我家早年地亩短缺，父亲弟兄七人几十年苦受积攒，到土改前夕拢共置下70亩地，均摊到七家，一家10亩地，在我们村列于下中农成分。我们家没有参与瓜分别家的土地房产，奶奶为首全家都觉得是一件格外自豪的事儿。勤俭持家，靠汗水苦水过光景，不怨天不尤人，穷富靠的是个人。我后来总结归纳，叫做“凭劳动吃饭，秉天理为人”，这成了我们张家的家训。
鲁：耕者有其田，各家种的是各家的地，而且那土地永远属于自家、可以传于后代，其间的那种感触我哪里会有？我出生在“文革”前，记忆是运动连着运动，土地是公家的、集体的，农民整年不得清闲，挣的是工分、吃的是固定的一天不足一斤口粮，脑子里有这样一个既成的概念。
后来农村实行了责任制，各家有了一点责任田。我们村紧靠城边，地亩紧缺，一人几分责任田，知道那土地归我家种，但所有权不是自己的。地亩不多，好好种也没多大出产，不种？谁替你种去？把人拴在那点土地上，收成勉强够个口粮吃喝罢了。
村里各家的老宅院，据说所占的地基也是集体的了，但在大家的心理上和说法上，都觉得那才是属于个人的一块立脚之地。三十年是一代人，爷爷手里留下的房屋，十年要小修、二十年得大修，到三十年就该重新翻盖了。我们弟兄三个，怎么能给我们几个都把成家立业的房子盖起来，成了我老爹老妈一辈子追求的人生目标和命定的责任。
一个农民，终其一生，好像就那么几件大事。养亲奉老，把老人好生打发送终了；儿娶女嫁，把闺女嫁出去，给儿子盖房起屋，娶回媳妇来。不知不觉，自己就老了，到了儿子该养亲奉老的时候了。
这些，仿佛是依循了乡村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顺序安排，说来就是生生不已吧。其中，起房盖屋是农家最为苦瘁的一项。
老契老屋
张：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叫农民工，其实农民进城打工、学徒，除了谋生，赚钱之后回老家买房置地，扩大家族的私有财产份额，这种情形古来就有，只是没人贬低他们是什么农民工而已。
我爹十七岁到太原打工，干的是脚行，扛麻袋、拉大车，干了几十年。当年在村里扛长工，每月工钱两块大洋，进城吃脚行，一天能挣一块。当然，没有一身钢筋铁骨头，挣不了那份钱。领工班长，工钱一块五；我爹的副手两名，包括账房先生，工钱两块；老爷子十八岁当上脚行大工头，每天挣三块大洋。他一辈子挣的钱，差不多都源源不断输送回老家红崖底，我给老爹总结，他是流了几十年血汗，扶了一辈子贫。
爷爷掌家的年月，我爹捎回家族的银钱大都买了田地。光景见了起色，几位伯叔先后娶妻成家，奶奶名下老张家有了几十口人，老院就住不开了。1952年我爹回老家购置地基盖房，一家伙盖了二十间簇崭新的瓦房。
在合作化之前，土地还允许买卖。地基，买的是村里本家八生老太的旧院。八生老汉下世早，没有儿子只有一个闺女，老太太晚年去闺女家生活，老院破塔坏寺的了。经人说合，就把老院出手了。一套四合院的地基多少钱？我没有记忆。后来询问父亲，说花了二百元人民币。当时的币值，四十颗鸡蛋一块钱，一斤老玉米六分钱。我倒是朦胧记得“铺纸”的仪式。
买房置地，产权转移，要签立契约，所谓说在纸上说不在纸下，村人称作铺纸。讲妥价格，买卖双方确认，八生老太有代理人，两造之间还得有做见证的“中人”。请来负责书写契约的人，也要郑重署名。契约一式两份，在同一张大麻纸上写好，中缝上要汉字大写年月日，然后不用剪刀，专门毛毛茬茬地撕开，假若日后有所争执要拿出原件对上茬口以确证无误。
那契约上，要写明房屋的“四至”。内地盖房，除了窑洞多是瓦房，瓦房是前后两披瓦出水，比方东至要写：东至东房后檐滴水。这儿所说的后檐，有房屋营造尺寸，二尺二的出檐你不能多出一寸去，不然就和邻家起了地界纷争。
四至之外，特别还要写明“出路”。春种送粪，秋收打粮，车马人口进出，都有固定出路。再威风八面的老财，你盖房不能遮挡了别家的出路。属于乡规民约，是极好的传统。而但凡殷实富户，尤为严格遵从，因为这会牵扯到家声名望：你是富而有德，还是为富不仁？所以山西乃至全国，都流传一个古来的美谈：有人居官在京，家族里因为屋后三尺宽的地基问题与邻家起了纷争，想借助官员势力打赢官司。这官员好生明智仁德，给家族里回信说：千里捎书为堵墙，让人三尺又何妨？结果，这家让出三尺地基来，对方也要做人，也让出三尺，于是，两家的宅院后房之间就出现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俗称六尺巷，大号仁义巷。
鲁：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联产承包，合作化公社化终于走到尽头。农民重获了一点有限的自由，即刻就吃饱了肚皮。村里人欢马叫的，歌子里唱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家家户户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盖房。几十年穷苦日子过下来，住房早已破败，况且儿成女大的，住处显得格外窄憋。
要盖新房，扩大居住面积，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地基问题。土地是集体的，不兴买卖，你就是再有钱哪里买一块地基去？于是村里就专门有了宅基地这样一个名堂。想盖房，得请村干部吃饭，包括送礼，想办法批下一块相对宽绰的地基来。
一来二去的，农民们是他有几个儿子就要盖几幢院。村子左近的大片良田就全部盖了房。
张：求神拜佛批下宅基地，上头盖起院落，那土地所有权也不是农户自己的。老百姓说，看着一幢四合院，青堂瓦舍的，其实咱只有一个上盖。这会儿说是自家的，谁知道日后算谁家的？即便如此，农民心理也是能够先占住就尽量多多占住。这实在是老农民对于现行土地制度的一种变相的不满。
由于买地基要铺纸，奶奶打开竖柜，翻出我们老张家的房契和地契来，奶奶特别锁在一只小木匣子里，平整如新。父亲一张一张翻看认读，原来这是我们张家这一支传了十几辈的东西。最老的，有康熙年间的买地契约，到如今是将近400年了。而凡是地亩，都是四至明确。特别是山沟洼地，每块梯田除了写明地亩几分几厘，与地块相连的山坡，所有权也归属这块地亩。坡面大小则是与地块宽窄相当，一直向上延伸到分水山梁那里。
话说是四海无闲田，一点不假。话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土地分给了万姓万民，每一寸土地都有着具体的主人。
父亲后来给我念叨，那些地契里，竟然还有一张落款是“洪宪元年”字样的。洪宪，是袁世凯称帝定的年号，看来已经行文天下改了正朔，老百姓遵令奉行开了。我想，以当时的交通信息速度，太行山里的小山村红崖底买地铺纸书写洪宪年号的时节，洪宪皇帝袁世凯已然驾崩，短命的帝制闹剧已然谢幕了吧。
房子是种出来的
鲁：辛亥革命到今年是一百多年，这是大历史。对于老百姓，或许就是几代人，对于植物，大概是一棵老树的年龄。
我们家乡一带，一家人谋划盖房，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首先要种树。不然，盖房的木料哪里来？孩子七八岁，家长便带孩子收集各类种树。槐树在秋天结荚，榆树则在仲夏落籽，杨柳诸木插枝可活，木材树之外，桃、杏、枣这些果木是点种培植长成。识别树种，跟分别禾苗种类一样，是农村孩子在七八岁时已经完成的必修课。树栽在各家房前屋后，地边路旁。十年树木，十来年工夫，树木有了足够的高度与径宽，差不多成材可用。
栽树的同时，要逐步积攒足够的建材。今年准备扎根基的石料，明年买砌墙的砖头，还有苫盖房顶的栈板。我村挨着黄河，河里满是能烧制石灰的青石，田里劳作一天，收工时顺手将一块大石头搬扛回来，日积月累就堆起一大堆，准备烧制石灰用。到临近盖房子的那几年，家里还必须准备充足的余粮，好做将来招待工匠之用。
这个漫长的过程，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梦。它随着树木的年轮在一圈一圈扩大，十多年之后，这个梦终于轮廓初现。乡村的民居，不是盖起来的，而像是一点一点种起来的。就在这个过程中，我母亲的鬓角有了白发，父亲一天天谢顶，那时候，他们才四十岁出头一点。
张：我爷爷1946年下世，1947年我出生，那年红崖底搞土改。家族里老掌柜的不在了，弟兄七人按乡俗分了家。说是分家，只是分开了地亩，老宅的房产没有分，大家就那么住着。到1952年我父亲回老家主持盖房，说来就是他出钱、弟兄们出力的一件事儿。盖了二十间房，到1964年奶奶去世，方才正式分开了房产。结果，我父亲名下没有要半间房子。奶奶辞世之前，还和我说起：你爹给家族里出了多少力，自己连一个猪窝都没有。让老弟兄们居者有其屋，事实上也等于变成了我爹的一个梦。
他看似随口言说，却是给我解释道理：“好儿不住爷房。我从来不指望你爷爷的房产，我看你也不是个指靠爹妈的把式。起小家贫，你四大爷、五大爷和我三个秃小子，冬天挤在憋屈的小西房一盘土炕上，铺的是破席子，三个人和盖一张薄被。白天劳累，夜饭喝上一肚子清汤，三人比赛似的尿炕，一张薄被没有巴掌大的地方是干的。我但有一分奈何，总要让弟兄们住上宽绰些的房子，睡觉铺上个褥子。”
1952年动工盖房，我就记事了。有了地基，盖房的木料哪里来？我们县南面有个路家村，说起财主李家那叫名头响亮。慈禧西逃路经山西，李家贡献的银子比榆次常家、祁县乔家不少。著名的隰县寺庙小西天的对联，是知事李亭龄所拟，这李亭龄便是盂县李家子弟。土改了，李家的楼院分给贫农团，这些人好吃懒做、踢腾破败，不几年穷得开不了锅，起意要拆卖楼院，我爹就一举将那楼院买了下来。当初出动了七八辆大车，大梁立柱、门窗隔扇，拉回来小山似的一垛。
大伯们有的在河槽里搬青石烧石灰，有的到窑上拉运砖瓦，石匠瓦匠画线起地基，院里大小木匠五六个动工割门窗、下口料。宝山靠山们十来岁，跑腿当小工；几个大娘分了工，有的专门上碾磨、有的专门蒸干粮、有的专门负责全家连带工匠几十口人的一日三餐。奶奶是掌家几十年的老太太，指派女人们有条有理；我爹当过大工头的，组织领导整个工程井然有序。半上午、半后晌，按规矩给匠人们都要有歇工干粮，不是油糕便是包豆窝窝。正餐开饭，有解渴的豆汤、下火的凉粉，凉菜一大缸、烩菜一大锅，这边压河捞、那边煮米饭，初一十五自不待言，但逢三六九还有烧酒上桌。
新房看着往起长，我爹着人采买布匹褥单被面，给哥嫂们人人缝制了一床里表三新的铺盖。记得四大爷平生头一回躺在绵绵的褥子上，笑得合不拢嘴：活了四十岁，咱也总算知道褥子是绵软的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整个家族和谐美满，那样的喜庆气氛、天天过节似的日子，持续了有大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