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担当
我们畅家在西王智是一个大家庭。父亲在兄弟四个中排行老大，是家里的顶梁柱，婚后仍与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虽然生活过得很清贫，但兄弟们相处和睦。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三岁时，父亲因病离开人间，那时母亲仅二十三岁。为了不拖累大家庭，我与母亲另立锅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由于孤儿寡母，我从小念不起书，到了十三岁时，才走进学堂念了一年书。
当时教我们的老师叫张启昌，香乐村人，知识渊博，又长得精干，我心里很是佩服。后来才知道张老师是党的地下干部。在学堂一年下来，也认识了一些字。但看到母亲为了家庭、为了我上学，那么辛苦，哪有心思继续读书，只好退学。退学后，为了帮助母亲度日，开始学着大人们纺织口袋，赚点零花钱。从此，我挑起了家中重担，逐步减轻了母亲的生活压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情世故见的也多了，思想渐渐成熟起来。少年时的苦难磨炼了自己，养成了不怕吃苦，不服输的秉性，做什么也能做出个样子。并立志要让受苦受难的人过上好日子。
初识王明
王明，原名宋宝亮，一九二一年出生。革命时期化名为王明。他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四○年左右，我们这一带是二战区勾子军的天下。王明是这一带的地下共产党员，我是民兵。刚认识王明，第一印象他是个读书人，当时是罗城村的一个书记员，一个年轻后生。表面看是多念了两天书的学生派，后来才知道他是铁北三区的共产党地下党支部书记。我那时候也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们两人经常在一起，渐渐熟悉了的时候，谁也开始愿意掏心窝子说话了。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说：“打日本鬼子，单凭咱们几个民兵游击队是不行的，咱们主要还得依靠共产党八路军，他们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你听说过么？”我说：“嗯，倒是听说过，但没有见过。”他说：“以后有机会我让你见见他们。好好努力干吧，把日本鬼子赶走，咱们才有活路。”
一九三九年我加入民兵，一九四○年下半年担任了民兵队长，这样与王明接触的更多了。他先引见我认识了当时的宋淳修，以后和成克等县里的领导人都熟悉起来，特别是成克，因为和王明是连襟关系，经常在一起碰面，他们的思想和工作态度时刻感化和激励着我。所以，我任队长后更加努力工作，我们的民兵工作也越做越有起色，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一九四五年三月正式加入共产党。王明年龄和我相差不大，无论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都很好。他后来担任平介三区区长，解放后还担任过平遥市（县级市）副市长。市县合并后任城关区委书记，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后调往太原，曾任山西省工业厅处长，太行仪表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在兰州七号信箱时曾经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发射工作。南下后又在一个军工厂担任领导职务。他一生走了好多地方，来往较多，回来几次都要互相看望。改革开放后县里还邀请他们回来，共商家乡发展的事情。他去世后，县里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就是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
一生交往于公于私，王明都是难得的知己，也是精神上的一份财富。
王明一家和他母亲的故事
解放后，王明同其他许多搞地下工作的干部一样，想改回原来的名字，但组织上没有批准。据说是全国这样一批人都改一下名字，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况且还可能涉及其他好多问题。
王明出身于农民家庭，在旧社会，他家既无官府做事的，也无读书识字的。其父亲宋启增，与妻子宋任氏，生有五儿一女。全家单靠几亩旱碱地苦度日子。不过，跌来打的孩子们总算大了点的时候，便有三个儿子扛长工打短工，十三岁的女儿给香乐村的李家当了童养媳。王明母亲是一位好强精明的女性，她意识到这样下去，只能永远受穷，夫妻俩商定，不管想什么办法，总得培养一个儿子念书去，将来好有个出头的日子。四儿子宋宝亮（王明），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家里供他上的学。
王明是在汾阳河汾中学上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当时他经常和进步学生冀月明接触。冀月明的母亲樊俊当时是抗日教师，是曾任八路军吕梁军区政委罗贵波的老师。时任平介县县委书记的成克经常带同志们去她家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在成克的介绍下，王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意思的是他俩都成了冀家的女婿，成克娶了大女儿冀英，王明娶了二女儿冀月明。他们就在敌占区开展了强有力的秘密革命活动。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培养了不少革命堡垒户；对敌人的民卫军展开思想攻势，策反他们带枪起义；并开辟了延安与晋冀鲁豫解放区之间的干部往来、文件传递的地下交通线，使当时西王智、三家村、赵家堡、羌城、罗城一带成为名极一时的“小延安”。这位平介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价也提高了，敌人当然也对他们进行多次清剿搜捕，口号是“抓住王明，票票秤斤”。也就是由于他的影响，宋家兄弟几个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明的大哥叫宋宝生，参加革命时化名武汉，是一九一一年出生，比王明大十岁，一九四一年参加游击队，曾任武工组小组长，以后参加八路军。一九四七年汾孝战役时任排长，在净化村一带组织群众召开秘密会议时，被阎军逮捕。当时处于日薄西山之际的阎军，怕夜长梦多，匆匆忙忙就把他枪杀了。净化村的老百姓挖了个坑把他埋了。解放后由政府出面重新作了安葬，追认为革命烈士。二哥宋宝辉，一九一三年出生，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任平介边区政府（汾阳三道川）财粮科长。解放后任罗城村农会主席，大小队干部。一九七八年去世。所养子女都出息成才。咱们县原工商局长宋天清，邮电局（现网通公司）的宋天海都是他小子，只不过宋天清过继给了老大宋宝生家顶门。三哥宋宝光，化名子祥，一九一六年出生，一九四二年三月结婚。当时宋家已经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家人成天东躲西藏的，深夜回来，一大早出去。宋宝亮结婚后的第十三天，天麻麻亮，他刚穿了一只袜子，听到外面响了一枪，就往外跑，这一跑，八年没有音讯。全家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直到一九五○年才得知人还活着。他跑出去后参加西北第一野部队，加入党组织，曾任骑兵排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后伤残转业回乡任信用社主任，直至离休。五弟宋宝耀，一九二七年出生。一九四四年被迫出去谋生，到北京一个颜料店当了伙计，解放以后一直在首钢工作。
特别应该说一下王明的母亲，是个开明有见识的女人。一家人被逼的都躲到了山上，小脚女人经见了枪林弹雨的日子。解放后回来，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原来的女人都没有名字，他给她和媳妇女儿都取了名字。她给自己起名字叫任福英，也就是要托共产党的福在新社会好好活一把，把昔日的穷苦农家闹得红红火火，鼓励后辈儿孙努力工作好好做人，一家老小对她无不敬重。
地下村长的磨难
“地下村长”的称谓，是在残酷的对敌斗争年代特有的，也就是不敢公开身份的村长。这在当时的解放区当然不需要“地下”，但在我们这样的敌占区或“拉锯”区，我们的干部就不得不以隐蔽的身份出现。事实上那时我们许多同志都是双重身份，有的就以当地一个普通农民出现，也有的公开身份是教师或医生，还有的就以村长身份出面，公开是敌人委派的村长，而实际上是为我方做事，又叫“两面村长”。
我做地下村长，是从抗日时期就开始的，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以这种身份与敌人展开斗争，到后期就基本转入公开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要照顾自己的家庭，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好我方干部军人的家庭，担子很重，工作很艰难。当时我们地方干部中的年轻人都想参加八路军，跟上大部队走，要痛快地和敌人干。但事实上这也不现实，一方面有家庭拖累的问题，另一方面，组织上也不允许地方的骨干都跟大部队走掉，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必须得有人做，所以我们这样的一批人就不得不在极其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与敌人周旋。敌人绞尽脑汁地破坏我党地方上的地下组织系统，残酷地围剿追杀我方工作人员。特别到后期身份逐渐公开后，我们不得不经常东躲西藏，有一个阶段我就曾带着八十多名我方干部和家属辗转逃难。那是非常艰苦的一个时期，由于敌人的残害，在当地已经不能待下去了，只能拖家带口四处逃难。为了保证安全和生存，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先要考虑安置生活，靠我们特有的手艺，织口袋、纺线线等维持生计。邻村堡子村的四牛，是原晋中行署副专员张松龄的哥哥，是村里的村副，也是地下干部，经常一起带领群众转移逃难。四牛逃难时就曾经被安置在一家协助纺线线，他不会拉线，就让他摇纺车，另一个妇女抽线。反正他也不敢回本村了，好几年就呆在那里，依靠这个营生混口饭吃。他的本家父辈张润是咱们这边的人，当过参议员，都是为革命做了贡献的人。
那时候任平介铁北县政府县长的安平生为方便我带领我方人员转移，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原文如下：
各村长财粮干事：
兹有三区西王智村村长畅启宝同志率领难民数十人在各村逃难，希各村干部积极帮助解决食宿问题，所借食粮由畅启宝负责归还，倘有故障，有本府负责。
此致
敬礼
安平生
平介铁北民主县政府
六月十日
实际上我们当时是代表抗日县政府行事，没明没夜，随时都得提防，一旦遇到敌情，损失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带着两个幼小儿女和群众逃难到介休磨沟一带时，由于孩子忍受不了冻饿疲劳的折磨，相继死在路上。作为父亲的我，只好眼睁睁地把他们撇下，继续带领逃难群众东躲西藏。
那种日子在咱们这里是平常的事情，因为二战区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但就是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里，所到各地的我方地下组织互相照应，渡过了一次次难关。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样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和敌人作斗争的。敌人貌似强大，但最终他们也没有逃过失败的命运。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腐败无能，与人民为敌，失去了民心。作为一名地下干部，我们没有任何想法，怎么样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是天大的事情，没有任何特权去顾及个人私利。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批革命干部，历尽磨难，不怕流血，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火烧“王家院”和“徐黑子”其人
“徐黑子”是当时老百姓给平介独立大队队长徐正全（也叫徐一）送的敬畏绰号。抗战时期，徐黑子、石黑子（原名张学满）是平介一带有名的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抗日游击队头领，留下不少传奇故事。我们当时与他有过一次配合作战。有一次，我们与西北野战军独四旅十四团配合在香乐村截火车抢了日本人的一批军需武器，当时指挥我们作战的是七连连长康廷俊。拦截成功后，游击队带着战利品迅速撤离，日伪军一路追来。这次徐队长带领的游击队在西王智畅家院附近与日伪军接火，经过激烈战斗，日伪军吃了败仗，我们抓了他的一名小队长，打死两名鬼子。气急败坏的日伪军疯了似的到处搜查烧杀。我和王长庚等知道村里肯定是待不住了，带领群众随部分游击队员一起撤离，躲避到官地一带。
远远听见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非常激烈，只觉得耳边隆隆作响，不一会儿看见村里火光冲天，知道日本鬼子在报复撒恶气，相跟的人说，畅启宝，看，咱村东南角一带着火了，肯定是日本鬼子点了你家的房子了。后来回来才知道敌人点的是王长庚家叔叔的房子，现在被烧的痕迹还在。当时的抗日政府给了王家一笔赔偿费，让重新再翻盖，只是这家后人也没再起家修院，直到现在这块地还在，一直空着，这是日本鬼子祸害咱们这儿的罪证。
“徐黑子”原来是江湖出身，孝义市楼东村人。小时候父母双亡，十二岁拜太谷形意拳大师武玉山为师，结交了不少武林界朋友。后来因为拒绝交纳盐税，拳伤官差，浪迹江湖。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薄一波发起的“牺盟会”。一九四二年来三区时，刚反正过来，和王仁、王信、王润一起，带来一辆车子，两包烟土。后来当过平介县游击大队长，武艺高强，胆大机敏，日本人见了也害怕三分。就是没有文化，每当上级有书信，他只让人给他读开头，往往把信的重要部分折叠起来，知道谁的来信后，他便亲自找写信人当面说事。这一次战斗中，我从缴获的战利品中拿了一支手枪，为这事儿我们两人还发生了争执。那支手枪好长时间由我佩带使用，我和我们的民兵弟兄拍了一张照片，可惜这张珍贵的抗战纪念照，在我家相框里前些年不知怎么丢失了。
解放后，“徐黑子”在汾阳大会头村安家。由于某些原因，村里老百姓不认可这位江湖英雄，于是我派侯山林用马车把他接到西王智安了家，他闺女就嫁到本村。他本人和儿子在我受迫害时，回到孝义。“文革”期间，这位战争时期的大英雄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不明不白地被黑枪打死，至今没有破案。这个传奇人物，也是受争议的人物，可以说没有享受一天好日子，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是个人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