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生活困苦，为何不向君主禀报？擅自散发私财救难，看在别人眼里，似乎是在沽名钓誉，且目中无主，因此必须立刻停止这种做法，否则你将引火烧身，将被逐出季氏之门。”
由此不难看出，孔子心目中所谓的政治家应时刻作为君主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并依循道义说服君主，来为人民谋幸福。
受过孔子这种公私分明的教育的人，即使偶尔和君主对立，也不至于像阳虎那样图谋不轨。
孔子活跃在鲁国的政坛，先是任县令，后来又担任建设厅长，再升为司法部长，但这些官职在正史中却未见记载，孔子很可能被抛弃在政治之外。有位学生就曾冒失地问孔子：“老师！您为什么不当一位政治家？”
“《书经》上说：事亲以至孝，必能和兄弟和睦相处，政治只是在社会上扩大而已；如今我从事教育工作，不正是政治的本身吗？所以不一定参与国政才算是政治。”
乍听之下，似乎有些答非所问，但却将孔子一心从政的愿望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出来，他因不能从政而露出不满情绪。
每个人都知道，孔子有参与政治的热望，虽有数名弟子早已入政坛，但孔子本身却无一官半职。当然任官的弟子也都没法为孔子出谋划策以便让孔子出任，结果，孔子担任了一个毫无实权而仅供君主咨询的顾问官职。
但是，孔子终于在政界有了一席之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孔子一展宏图、施展抱负的好机会。
孔子的从政理想
孔子第一个目标，就是将政权夺回还给君主，以压制称霸一方的权贵，并在鲁国率先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模式，等鲁国实现后，再向全社会普及推广。
第一步从三个大姓开刀。
季氏、孟氏、叔氏为三大权势，他们分别在距国都不远的地方，建立了许多城堡，拥有大量兵力和武器。因此，只要破坏这些城池，分散他们的军队，就可削弱他们的力量。
最先毁城的是叔氏，季氏也在孔子的帮助下毁掉，只剩下孟氏。孔子一行人乘胜追击，逼迫孟氏毁城，但孟氏采取拖延战术，不听劝告，这是因为有人向孟氏献策：
“城堡是孟氏权威的象征，我反对毁掉它，君主只要装着若无其事就行了。”
眼见即将成功的计划毁于一旦，于是孔子主张攻城，请求国君出兵，由于被孟氏看出了企图，以致没有达成愿望。
第二年，孔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据说孔子是因为对鲁国绝望后，欲寻求理想的国君才周游列国，其实孔子是受到放逐的处分。他在外度过十三年的流亡生涯，写下了不少思乡的诗篇；那些在官场中的弟子也先后被驱逐出境，追随孔子的寥寥无几。
理想不灭信念不死
当孔子来到郑国国都的城门时，有位男子看见孔子的模样，便说道：“惶惶如丧家之犬。”
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人，其下场最为可悲。孔子如同寻求主人的野狗一般，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除了边远之地，无所不至，在这期间他们倍受冷遇。
对孔子抱有强烈敌意的各国士大夫们，他们心想——若孔子一来，情形就会和鲁国一样，鼓动国君削弱贵族势力，所以他们常常妨碍孔子一行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据记载，孔子曾遭受三次危及生命的险境。
对孔子较礼遇的国君，也不过提供孔子衣食所需，丝毫无任用之意，孔子感到“天命”的存在，人力是无法改变的。
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预谋反叛，要求孔子参与他们的行列，孔子的弟子深怕世人对他们的评价越来越糟糕，因此强烈反对参与这项活动，虽然孔子不愿轻易放弃任何一次从政的机会，但语气却不似先前那般强烈：“有句古谚：真坚者砥不薄，真白者染不黑。更何我又不是条苦瓜，怎么能甘心被别人嗤之以鼻呢？”他们明知，若事情不能妥善处理，就会有乱臣贼子的恶名，但他们仍然无法消除追求功名的念头。
有次，孔子喃喃自语：“唉！难道就没有人了解我吗？”
子贡在旁听了，很不以为然地抗议说：“想不到老师竟说出这样的话！”
子贡的意思是，至少我们深知老师，才愿意追随他，而孔子答道：
“不！我并不是怨天尤人，我是为万民的幸福努力，这番苦心只有上天知道而已！”
孔子有时也会不经意地说：“德不孤必有邻。”
有些人以冷静的态度观察孔子的烦忧，这群人被称为“隐士”。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对政治和社会都有敏税的批判，这点是和孔子一致的，但他们认为没有为此去努力的必要，凡事追波逐流即可，他们要求悠闲地度过一生。
对此，孔子叹道：“但愿如此！对我而言，人类的世界更复杂，不能使人轻闲。”
又说：“天下没有秩序已经很久了，难道人类只能稀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生活吗？因此我更坚定了革新的想法。”
十余年来，虽然足迹踏遍天下，却一无所成，在度过隐士的生活之后，孔子对自己有了更新的认识和觉醒，再也不在乎世人是否接受他的政治理想，只愿朝着自己坚信的道路大步迈进。
鸟择木而宿，木无由选鸟
孔子一行人被陈、蔡诸大夫包围在原野中，无法动弹。由于粮食已绝，一行人又饿又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有孔子丝毫不为所动，神色自若，依旧读诗、弹琴，朗朗而歌。
疲惫不堪的子路，对孔子说：
“君子也会陷入穷途末路吗？”
“君子当然也免不了穷困，但却不像小人那样慌乱不堪。”
这时候，连一向被称为俊彦的子贡，也一脸不高兴。见此，孔子说：
“你以为我是无所不通的万能之人吗？”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我只是个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勇往直前的人罢了！”
虽然如此，但弟子们的信心都渐渐动摇了，孔子决定找他们个别谈话。他首先叫来子路说：“诗经上有云：非犀非虎，独我于旷野徘徊！尽心修道，作引导天下的指南针，但是却不能要求天下人均接受其教导。你不致力于修道，只一味思量如何被人接受，是否太没有志气呢？”
最后被召见的是颜回，颜回答道：“夫子之道仰之弥高、瞻之弥坚，是以天下人无以授受。然而问题不在于能否为人接受，我们应该以怠于修道为耻。如果我们坚定信心修道而不被采用，此乃为政者之耻，就今日的时局来看，不受赏识才是君子所为。”
孔子露出会心的笑容：“你的见识实在令人钦佩，如果你是位家财万贯的富翁，我愿意给你当奴仆。”
由此可见，不管所处环境有多么恶劣，孔子都不会因困难丧失了希望，只会让自己尽心尽力，不在乎结果是否令人满意。已经花甲之年的孔子，虽然对于漂泊的游历生活感到厌倦，却仍然拥有一颗平静的心。
“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这句话最能说透孔子执著于理想，绝不妥协的心。虽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四处奔波，并且没有人采纳他的主张，但是孔子却能将自己的理想贯彻始终。
借助教育实现政治理想
孔子离开后，鲁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孔子遭放逐的第三年，鲁哀公继位。鲁国被齐、吴两个大国侵扰，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季氏族长季桓子死亡，临死之前，他很后悔放逐孔子一行人而导致国力衰微，遗言聘请孔子回国。
嗣位的季康子，有意实践父亲遗志，又怕族人反对，于是先迎请孔子门下的冉有回来，给予家臣之职。冉有就职之后，一直伺机安排孔子一行人回国。不久，子贡也回到鲁国。
冉有、子贡、有苦三人，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十分活跃。为解救国家的危机，他们都马不停蹄地积极活动，更加深了世人对孔子门下人才济济的印象。放逐处分被解除之后，孔子重新踏上阔别十三年的故国。这时候，孔子也年届七十岁高龄。
从回国到去世的五年间，孔子一直过着学者和教育家的生活。虽然鲁国授与他大夫的官职，也不干涉他对政治的批评，但孔子对从政已很淡薄了。
他将《诗经》《书经》等古典名著重新整理编撰，并详细调查、记载鲁国的年代，执笔写成《春秋》一书。为了实现自己没有完成的理想，全力培养弟子，凡天下有志之士，不分贵贱，都依附在孔子门下。孔子规定入门的条件，是干肉一束，这是《礼》的最低要求。
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作为教授学生的课程。孔子以前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孔子去掉其中的射、御等武技，使其成为高度的文化教养，并以培养依德从政的新知识分子为教育目标。
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已经成功了，历经汉代至今达两千年历史，可以发现政治家必出自知识分子的原则，成为中国政治独有的传统。
就整个历史潮流来看，人类社会终究会走它该走的路，到达它应到达之点，然而孔子一生终究无法亲眼目睹历史最后的正确方向。
官场没有接纳孔子，才使孔子成为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一生可以说是向历史的不合理挑战。虽然他未能亲眼目睹辛苦斗争努力的成果就与世长辞，但他向不合理的命运挑战的勇气，和终生追求理想坚持到底的执著，却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真正意义的为官，不在于他的权力，而在于他的理想和政绩，这是迷惑于权力、玩弄权术的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