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迷者，黄裳之粉丝也。这名号，我也是近来才知道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周作人迷，钱书迷，都过时了，现在读书界最时兴的是黄迷。
真的吗？我不太信。
我还哄你吗？！朋友有些不太高兴了。
我说，要是这样，我也算个黄迷。
朋友说，别不自量力了。黄迷不是那么好当的，这些人搜寻黄裳各种版本的著作，直可说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八十年代的旧版书，都卖到上百元。你啥时候下过这工夫？
我说，要是这样，我不是算个黄迷，而真正是个黄迷了。
就在我家客厅里聊天，我起身进了书房，片刻工夫，就抱出一摞黄裳的著作，计《花步集》（1982年花城版）、《珠还记幸》（1985年三联版）、《音尘集》（1996年辽教版）等十一二种，朋友大为惊讶。我说，还有一本《银鱼集》，不知塞到哪儿去了。
见朋友如此惊讶，我也就卖弄起来，说，我还做过当今的黄迷们绝没人做过的事儿。一九九四年春天，为了写《李健吾传》，我与谢泳同去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资料，因为李健吾在《周报》上发表过文章，便借出《周报》合订本翻寻。无意间看到黄裳在《周报》上连载的《关于美国兵》，以前就知道这书，遍觅不得，当即全文复印下来。试问当今的黄迷们谁手里有此书的复印本？
佩服，佩服。朋友不无嘲讽地说，当年爱之何其深，如今攻之何其烈，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
我说，还是下一句更适合我——此葛亮之所以为猪（诸）也。这么金贵的黄迷不当，却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什么《黄裳：这样的藏品也肯卖》。
为人处世，别人多是前倨而后恭，你总是前恭而后倨，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我当初喜爱黄裳，是喜爱他的文笔、意趣，后来发现此佬越写越差，早就没了先前的灵动之气。只能说还会写文章，难说多么会写文章，貌似高雅，实则俗媚。虽是北人，久居南地，过多地习染了秦淮的脂粉气，阴柔有余，刚健不足，敷衍成文，了无足观。先前以为是习染使然，现在才知道，是品格使然也。
前恭后倨，是我有所长进啊。
快别说什么品格，因人废文，我最讨厌这种论调。朋友大不以为然。
做别的要不要品格，我不知道，做文人还是要讲究品格的。不是说什么政治挂帅，立场鲜明，而是说人的品格，会影响到文的品格。比如奸诈之人，总要遮掩，做了坏事，总要粉饰，而世间事，不是都能遮掩，都能粉饰得了的。比如《山西文学》上最近发表的沈鹏年的《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中，黄以抢救郑振铎的一批书为名，借沈鹏年的银元金条，去买了嘉业堂散出的宋版书这件事。当初找那样的借口就错了，过后不还钱而以不副其值的书相抵更错，多年后又诬陷对方借他的书不还，更是错上加错。为了弭平这些凹陷，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章遮掩，言多必失，反而露了馅儿。常人都不会如此行事，黄裳是聪明人，何以出此下策呢？细看沈文才知道，原来沈退休后，曾在国外住过五年。黄先生大概以为沈侨居海外，不会回来，便可任自己信口编排了，没想到沈在国外住腻了又回来了。沈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回来知道此事，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骤起干戈，也就势不可免了。你能说这不是人格影响了文格吗？饰非之文，能说是有品之文吗？
你这张嘴呀！朋友无奈地说，可这么多黄迷，你总不能说他们都是有眼无珠吧？
当然不能这么说。不光不能这样说，还得说，凡黄迷都是好学之人、向善之人、谦恭之人。不尽黄迷如此，各类迷们都是如此。自己唱得不好，就迷歌星，于是歌迷生焉；自己长得不好，就迷电影电视上的名角，于是影迷生焉；自己学问不好，便迷那些有大学问的人，于是钱（书）迷、陈（寅恪）迷生焉。
太损了吧？
不，确实是这样的，不是刻薄，是我的亲身体验。我给你数数吧，改革开放以来，我当过多少迷：影视界，我最早是刘（晓庆）迷，现在是赵（薇）迷；主持人中，先前是李（修平）迷，后来是海（霞）迷；文学界，就更多了，依次当过郁（达夫）迷、胡（适）迷、李（健吾）迷、徐（志摩）迷，只有这个黄迷，是无意间当的，又是无意间舍弃的。我的体会是，凡是成了什么迷的，都会迷了心眼，缺了判断。歌迷影迷可以当，学问上，最好不要当什么迷。
为什么？
因为长得好，唱得好，有天生的，而学问上，没有天生的。再大的学问家，保不住也会有失误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良工不示人以朴”，他们粗糙的东西，隐秘的东西，我们不会知道，也就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最好的处置是，他哪一样好，佩服他哪一样，千万别迷——犯了迷糊。
试举例言之。朋友又叫起板来。
我顺手拿起前几天刚看过的一张《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3月23日），说，这里就有个现成的例子。三版上，这个叫张晖的北京作者，发了篇文章叫《黄裳早岁题跋一瞥》，说他最近一段日子，有福气时常阅读黄裳的旧藏。原来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里，看到许多钤有黄裳印记、写有黄裳题跋的明清人集部书，且抄录了三则未收入黄书中的题跋。但他到底也弄不通的是，这些黄先生的心爱之书，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为文学所所收藏。文末感叹，新中国成立前后，正是私家藏书散出的年代，这些“黄先生的可存之书，最终仍不免散出的命运，真是奈何奈何了”。这位张先生不知道，可叹的不是黄先生而是他自己。黄先生看了此文，定会嘿然而笑的。
这有什么！朋友不屑地瞥了我一眼。朋友是个极灵慧的人，只是此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福尔摩斯，而这位老兄则是那个憨厚的华生医生。我将报纸递到朋友面前，细细讲来。
可怜天下黄迷心！先卖了这么个关子，然后说，我一看就全明白是怎么回事。文中举的例子是清人的一部书，叫《荇溪诗集》，有黄的题记一尾跋二。题记中说：“此精刊本《荇溪诗集》，从原稿本订正若干字，亦嘉业堂旧物也，见诸又海架上，即购取以归。南浔刘氏书悉散出，唯清人集部尚堆置故里，此本不知何以在市上见之。三十八年二月廿日重阅因记。”也就是说，他的这本书，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以前买的。和他借沈鹏年的钱，买下那批宋版书是一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夕）。而且是在同一家书店。只是这位黄迷，抄录时将“文海”误为“又海”。黄在多篇文章中都说过，当时文海书店的主人韩某，通过某种渠道购进大批嘉业堂的藏书，“满布架上”，甚为同行艳羡。我不相信这“满布架上”的旧书，全是宋元刊本。除少数宋元刊本外，只能全是明清刊本了。明清刊本中，自然以集部为多。有这一基本事实，怎么敢说“刘氏书悉散出，唯清人集部尚堆置故里”呢？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明明是瞎话，为什么又要这么说呢？不外两宗，一是欺人，二是欺己。想黄当时还是初涉此道，欺己的成分要大些——人总愿意自己买的是稀世之书嘛。
就这点水平？朋友又撇起嘴来。
听我往下说。后两则尾跋可就大有讲究了。先看第一个尾跋。是这样写的：“此嘉业堂散出之书，余获之沪肆。案：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中有《梅会诗人遗集》，李维钧编，存十一种，此种在焉，或是其书焉也。庚寅三月廿七夜题记。”庚寅合公元一九五〇年，这时黄是《文汇报》的记者，时常去北京，眼界宽了，版本的知识也较前丰富，知道自己先前对《荇溪诗集》的评价过高了。既已收入《梅会诗人遗集》，就不是什么僻书。“此种在焉，或是其书也”，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不对吧，你往下看！朋友愤愤不平地说。
我要说的正是这第二个尾跋。你看，黄先生是这样写的：“《梅会诗人遗集》共十三种三十八卷，去年春余于武林旧肆更收得六种十六卷，此《荇溪诗集》亦有之，然此者有旧人据原本校迹，仍可存也。壬辰正月十二夜醉后漫书。”这就是胡说了。既没有见原抄本或最早的刊本，怎么敢说这就是据原本校订？所谓的“校迹”，谁敢断定不是冬烘先生的臆改？前提已这样可疑，那个“仍可存也”，就十分勉强了。自诩精于明清版本的黄先生，为什么还要下这样的诛心之论呢？看看落款就一目了然了。壬辰正月十二，是公元一九五二年二月七日。不难推断，这则尾跋，是黄要将此书出手前，为了抬高其价，匆匆补上去的。因为，按他第一则尾跋所说，这本书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梅会是嘉兴的古称，就在上海跟前，乡贤遗集合刊，在前清是寻常之事，既已刊刻，其数断不会稀少。订正若干字，就有多大价值，怕黄先生也不会相信。万一被人看破呢，先留了一手，说他是“醉后漫书”，自可作为日后的搪塞。于是这本书，就顺顺当当地进了文学所的书库了。狡猾哉，容鼎昌（黄的本名）！
你怎么敢断言是黄裳将此书卖给了社科院文学所呢？朋友几乎要跟我翻脸了。
且息怒。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又回到书房，取出一本《郑振铎年谱》，只三下就翻到第四八七页一九五三年条下，指着倒数第五行说，请看：“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郑振铎任所长。”时间似乎迟了十几天，可你要知道，这类机构的设立，总是先筹备，再正式任命。这段时间，黄在北京上海之间跑来跑去，不会不预先闻知，闻知了不会不无动于衷。
北大的文学研究所与社科院的文学所，有啥关联？
你再看下面这行小字：“该所一九五六年一月改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七七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新的文学研究机构成立，若有了办公的地方，第一件事是调人，第二件事就是买书了。该所虽说有何其芳主其事，调人与买书这样的大事，郑振铎不会不躬亲的。不一定是黄见机钻营，说不定还是郑振铎委托他购书的。他人书可购，自己的书当然也可购了。后来郑振铎与黄裳反目，原因种种，以我的推断，主要的，怕是郑先生识破了黄的这种伎俩。郑先生也是版本专家，这不是太岁头上动了土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噢，是这样的呀。虽不中，亦不远矣。朋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你说像张晖这样的黄迷，不是可笑复可怜吗？
不管怎么说，黄先生还是近世以来，版本学方面的大学者吧？
我说，学者不外两类，要么博，要么精。黄的学问在明清集部版本上，以博而论，不及写《贩书偶记》的孙殿起，孙本是书贩，经手的旧书不知凡几；以精而论，不及精于校刊的谢兴尧，老北大中文系毕业，一生从事编目校刊，连胡适都敬他三分。在这方面，黄先生学无根底，见识有限，只能说雅好此道，得其门径罢了。虽多年贩书，所获不菲，只能说是行商，还达不到坐贾的派头。虽有集部方面的著作，也只可说聊备一格，谈不上广博，更遑论精深。
老兄，别这么刻薄了，公道地说说对黄先生的评价吧。
这种事情，言人人殊，若不以言治罪，我倒是可以说几句的。才气还是有的，文笔也是一流的，早年文章，清新可诵，老年能写下那么多东西，也实属不易。一生那么多的书，将来能存世的，两三册书而已。一是《关于美国兵》，这是经历之书，他人无从替代；一是《旧戏新谈》，这是性情之书，也是他人无从替代的。朝代更替之际的文人，本来就难当，但也最见品格最见才具。以晚明作譬，张宗子他是当不成了，阮大铖嘛，又嫌低了些，只能说逊于宗子，略胜大铖吧。可怜的不是黄先生，而是那些黄迷们，他们中不少人是从周（作人）迷转业过来的，谁知道又认错了人，看来周—黄迷们，也要好好地反省一下自身的毛病。
说完，我瞟了朋友一眼。他正是这样的转业者。
二〇〇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