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先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他知道在中国，大学是什么地方，是园地——培养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人才的园地；是阵地——阻击任何有违这一宗旨的人与事的阵地。对他为完成这一神圣任务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我们只有表示敬意。这叫守土有责，这叫奋勇杀敌。我们能够想象得出，那么文弱的、一副书生模样的郜元宝先生，昂然站立在阵地前，手持（假想的）冲锋枪，向着（未必假想的）敌人，“嗒嗒嗒”地扫过去，其精神是何等的豪迈，其心情又是何等的舒畅。
如果事不关己，仅仅作为一个老朋友，看了这幅景象，我会在一旁放声高唱：“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然而，毕竟事情关己，也就没有了这份豁达与公正。不说反驳了，那是无理也无力的；引颈受戮之前，辩白几句，该是人之常情吧。所谓关己，所以辩白，是因为我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一书出版后，郜元宝在二〇〇六年第四期的《南方文坛》上，发表了一篇讨伐的檄文，名曰《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贬鲁崇胡”之风》，说我书中的立论全是错的，全是坏的，破坏了中国现行社会的文化格局，违反了中国现行社会的文化逻辑。
我还要忍痛祝贺。就是因为这篇战斗檄文，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方文坛》在广西北海某大酒店举行的颁奖大会上，郜元宝获得该刊二〇〇六年度优秀论文奖的头奖，并作为获奖作者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还得声明。在坚守什么与反击什么这一层面，我和郜先生没有任何冲突，就是他的冲锋枪把我浑身打成了筛子眼，临咽气的时候，我也要这样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一点也不计较，且分外欣赏年轻人的勇气。战斗正酣，操枪便射，谁也不知道子弹会飞向何处。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应当允许伤及无辜。这绝不是客气话，也不是多余的话。不说明这点，我们就不会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对话。若是那样，等于是不战而胜负已定。
现在我们是平等的。我要说话了。
对郜先生的大作，我已写了《让我们一起谦卑服善——致郜元宝先生》一文回应，据说《南方文坛》也会刊载。按说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但也不会这么简单。郜先生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又发表《犹在“二周”之间》，对我的回应作了批驳（或许是在我的博客上看到），仍是一无是处。当然，不是全文都针对我的。宰鸡焉用牛刀！他是在谈他一年来读书的体会时，用鲁迅的战法，顺手给敌一击，自以为便可致敌于死命。我虽然不会鲁迅的“啮镞法”，所幸还没有当即倒地。
不愧是“鲁研界”的人物，不光战法是“鲁迅式”的，连笔法也是“鲁迅式”的。一开始先仿鲁迅在论战中惯用的“轻蔑法”，说他对《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的批判是“并撰一文，与之捣乱”。这号话没人会信。且看这题名：“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且看这副题：“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贬鲁崇胡’之风”。立论多么庄重，用语多么坚定，似乎都能听到牙齿咬啮的磔磔声。退一步说，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南方文坛》）能把这么一个年度大奖授予郜先生，便可见其分量之重、意义之非同寻常了。郜先生说得那么轻巧，不过是说他的武艺高强，堪比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温酒可斩华雄，三鼓未尽便可取老蔡阳的首级罢了。
《犹在“二周”之间》文中，郜先生说：“我批评他非要在胡、鲁之间妄分轩轾是无谓的，他却把我的意思歪曲为全盘否定胡适。”韩石山这一套，是在胡、鲁之间搞“文人比较学”。
这真是奇哉怪矣！我分了“轩轾”，就是“妄”；你分了轩轾，就是不刊之论。在那篇长文中，你说：“从一九一八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到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鲁迅的成绩谁人能比？”比，跟谁比，你可以说是跟许多人比，敢再问一句，你的许多人中，不包括胡适吗？
非独此也。郜甚至说，虽然胡适在留美期间，认真研究过美国的民主政体，但他对西方民主的文化渊源及其现实处境并无系统深入的研究；而鲁迅呢，其思想行为中并非没有可以与自由主义相通之处，早期甚至对西方议会民主有过相当深入的了解。还说这种看法是“学术界的共识”。这不是在比，且比出了鲁高于胡吗？
当然，根子不在郜元宝这儿。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说白了就是一个比。毛泽东说，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有了“最”，当然就有“次”；没有“次”，哪儿来的“最”？有民族英雄，当然也就有民族败类；没有民族败类，哪能显出民族英雄？“鲁研界”的专家学者们，自受命以来所做的，就是“南书房行走”的工作，代圣上草诏，代圣上立言。“立”不了就“圆”——圆圣上之说。圣上说了“最”，他们就引经据典，说确实是“最”。为了证实这个“最”，只能是把进步营垒里的其他作家降为“次”；为了证实这个民族英雄，只能是把非进步营垒里的作家贬为民族败类。没有郭沫若、茅盾这样的“次”，哪来鲁迅的“最”？没有胡适、梁实秋这样的“民族败类”，哪来鲁迅的“民族英雄”？
此中，郜元宝的建树也绝不可小觑。鲁迅早年在日本，用文言文写的那几篇文章，连鲁迅本人都说，为了多得稿费，“简直是生凑”（《坟·题记》）。郜却写了长长的文章，说这几篇“生凑”中，学问是多么的博，见解是多么的高，还有什么“立人”的思想在金子般的闪闪发光。
郜先生的《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一文，通篇也都是在比，跟中国比了还不够，还要跟外国比。先判我个“文人比较学”，为了证明这个“文人比较学”多么荒谬，郜先生气势十足地“比”道：
在英国，至今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乔叟还是要莎士比亚？”在法国，至今还没有聪明人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左拉还是要福楼拜？”在德国，至今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在俄国，至今也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托尔斯泰还是要陀思妥耶夫”？
多么有道理！
我来回答：他们没有把一个定为战犯且明令通缉，把另一个定为三个“最”且不容置疑；他们没有把一个压在十八层地狱，几十年不出一本书，而把另一个捧上九重天，光注释本的《全集》就出了一次又一次，时局一有变，马上就另作注释；他们没有把一个丑化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妖魔，不让中学生接触他的著作，而把另一个尊为共产主义的经师，光中学课本上就选文达十七篇之多。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部颁的中学教材上才羞答答地选了胡适的一首小诗，而鲁迅的作品仍触目皆是。如果这些国家也这样做，你还怕没有“戟指向天逼问”的吗？只怕比这要严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