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事后感叹说：“周先生想得真是太长远了，抗战还没打完，正面战场刚刚遭遇败绩，就想到国民党在为独裁统治做准备了。把他们的征兵当成独裁的准备，这种分析让我瞠目结舌，不得不佩服。”
数据服人
再优美的语言，胜不过确凿的数字。周恩来把一些关键数据一摆，人们就不得不服了。
沟通过程中往往会涉及一些细节问题，如果能把这些东西解释清楚，一定会收到奇效。数字是干巴巴的，但却是最有说服力的。数据王牌之所以独具魄力，这是因为确凿的数据代表着无可辩驳的事实，它反映了“物质”的内涵。这种魅力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极强的效应，使人对它深信不疑，乃至盲目趋同。所谓胸中有数，百战不殆。
周恩来在工作中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词，他格外注重数字，总是喜欢用准确的数据来说服人。他常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
有一次，周恩来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谈中，列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以及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伪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向工商界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夺的真相，使到会人士惊叹不止。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
周恩来曾经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建设国家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他多次讲过：“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
1957年3月，他又分析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6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16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3亩。城市人口不算，3亩多一点。”
他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
周恩来正是以此教育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
他用生产和消费的数字比较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他说道：“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
1963年，周恩来又指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亿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他还运用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布不均等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有所区别。1956年5月，他说，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4%，其他民族占6%。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占我国总面积的60%，汉族居住的地区占40%。中国有两句话：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指汉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中国。
他经常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1957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港湾城市市长访华团，交谈时说：“日本9000万人口，却生产1100万吨钢、700多万吨化肥，我们6亿人口现在只有520万吨钢，才产50多万吨化肥。日本每町步地产粮6吨多，我们才产2.2吨，日本是我们的3倍。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
由于周恩来重视数据，善于算账，那些浮夸数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1958年“大炼钢铁”，河南新乡市一天放出生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
周恩来算了算账说：“我们在鞍钢，炼1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两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10多吨。河南新乡一天生产102万吨生铁，要1000多万吨运输量，这怎么可能呢？”
对于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周恩来也算了一笔账。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算计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万万4千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万万5千万一乘，数目就大了。”
他用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是不可取的。
再优美的语言，胜不过确凿的数字。没有比具体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周恩来把一些关键数字一摆，人们就不得不服了。
对比说理
借助比较对照的方法，引用确凿的数据或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进行反驳，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不得不服。
在外交和交际场合，周恩来经常借助比较对照的方法，引用确凿的数据或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来说服对方。
1959年，西藏反动农奴主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西藏一小撮反动派和妄图侵略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说什么这是因为同情西藏人民，要帮助西藏人民获得幸福。周恩来严正地批驳了这种虚伪的滥调：“西藏，包括昌都、前藏、后藏三部分地方，共有人口120万，参加叛乱的人只有2万左右，其中多数是被欺骗裹胁参加的。而在西藏要求改革的劳动人民和赞成改革的上层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就有110多万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同情西藏人，他们却没有区别自己所同情的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是同情110多万要求和赞成改革的劳动人民、进步分子以及可以说服的中间分子呢，还是同情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呢？我们希望好心的朋友（这里我们所说的好心的朋友，是指那些愿意坚持同我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人们）对于这种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
在这里，周恩来通过120万和2万的数字对比，说明同情和支持西藏广大要求和赞成改革的人才是正义的。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西藏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
周恩来当即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印方耍赖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回击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700多年都被人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