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行的方面，达摩一派是“奉头陀行”的。《续僧传》说：“可常行，兼奉头陀。”头陀（Dhuta）是佛教中的苦行方面，原义为“抖擞”，即是“抖擞烦恼，离诸滞着”。凡修头陀行的，在衣食住三方面都极力求刻苦自己，须穿极少又极简单的衣服；须乞食，又不得多食；住宿须“阿兰若”，即是须住在远离人家的荒僻处，往往住在树下或坟墓之中，又须常趺坐而不横卧。达摩的教义本来教人“苦乐随缘”，教人忍受苦痛，都无怨怼。头陀苦行自是训练自己忍受苦痛的方法。
《续僧传》说慧可在邺宣传“情事无寄”的教义，深遭邺下禅师道恒的嫉妒，恒遂深恨，谤恼于可，货赇官府，非理屠害。［可］初无一恨，几其至死，恒众庆快。
末句不很明白，大概应解作：慧可受屠害，初不怨恨，只希望自己的一死可以使道恒一党庆快。但慧可并不曾被害死。传中下文说：可专附玄理，如前所陈，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
火烧斫处（这是消毒的方法），血断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
这个故事，因道宣原文不很明白，就被后人误解作慧可被人害死了。
如《传灯录》（卷三）《慧可传》说他于莞城县匡救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林会。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盘经》，学徒闻师阐法，稍稍引去。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说，加师以非法，师怡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时年一百七岁，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岁（593）三月十六日也。
《传灯录》全抄袭《宝林传》（卷八）伪书，《宝林传》改窜《续僧传》的道恒为辩和，改邺下为莞城县，又加上“匡救寺三门下”，“邑宰翟仲侃”，“百七岁”，“开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等等详细节目，看上去“像煞有介事”，其实全是闭眼捏造。7世纪中叶的道宣明说慧可不曾被害死，明说“可乃从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然而几百年后的《宝林传》却硬说他被害死了！7世纪中叶的道宣不能详举慧可的年岁，而几百年后的《宝林传》却能详说他死的年月日和死时的岁数，这真是崔述说的“世愈后而事愈详”了！
《传灯录》又根据《宝林传》，说达摩在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而坐，神光（《宝林传》捏造慧可初名神光）朝夕参承，莫闻诲励。
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光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师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
师遂因与易名曰慧可。
这也是《宝林传》的闭眼瞎说。道宣明明说是“遭贼斫臂”，而《宝林传》妄改为自断其臂。自从《传灯录》采此伪书妄说，九百年来，断臂求法之说就成为公认的史实了，我们引此两段，略示传说演变的痕迹，使人知道道宣《续僧传》的达摩、慧可两传是最干净而最可靠的最早史料。
《宝林传》与《传灯录》记慧可死在开皇十三年（593），这是完全无据之说。慧可初见达摩时，年已四十；跟他五六年，达摩才死。我们假定达摩死在魏永安三年（530）左右，其时慧可年约四十五六。《续僧传》说：林法师……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
北周毁佛法在武平五年（574），但慧可在齐都邺下，邺都之破在北齐承光元年正月（577），齐境内毁佛法即在此年（齐境内毁法事，详见《续僧传》卷八的慧远传，但传中误记此事在承光二年春，承光无二年，当是元年之误）。其时慧可已九十二岁了。如果“与可同学”一句不作“与慧可的同学共护经像”解，那么，慧可大概就死在邺都灭法之后不久（约577），年约九十二岁。
慧可的死年在灭法时期，大概不误。《续僧传》卷七的慧布（摄山三论宗的大师）传中记慧布：
末游北邺，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名见，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布］乃纵心讲席，备见宗领，周览文义，并具胸襟。又写章疏六驮，负还江表，并遗朗公（开皇寺的法朗，也是三论宗的大师，死在581），令其讲说。因有遗漏，重往齐国，广写所阙，赍还付朗。
慧布死在陈祯明元年（587），年七十。传中说他“末游北邺”，又说他“重往齐国”，可见他和慧可相见，当在北齐建国（550）之后，灭亡（577）之前。看“末游”之句，可见他两次北游已在晚年，当在邺都破灭之前不久。所以《续僧传》记慧可活到邺都灭法之时，大概是可信的。
（4）林法师
林法师也附见慧可传下，也许就是那位记录《达摩论》的昙林。他也是一位博学的和尚，起初本不是楞伽宗，《续传》说他在邺盛讲《胜鬘》，并制文义，每讲人聚，乃选通三部经者，得七百人，预在其席。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
如此说来，林法师不是达摩的《楞伽》一派，只在避难时期才和慧可同学，共护经像。《续传》又说：慧可……遭贼斫臂，曾不告人。后林又被贼斫臂，叫号通夕。可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饼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无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无臂。复何可怒？”因相委问，方知有功。故世云“无臂林”矣。
这更可见林法师与慧可平素不相识，到此方有同患难的交谊；也许林法师从此变成楞伽宗的信徒了。
四、楞伽经与头陀行慧可传中说：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这是楞伽宗的起原。《楞伽》即是《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或译为《大乘入楞伽经》（Lankā vatāra Sūtra）。此经凡有四种译本：
（1）北凉时中天竺沙门昙无忏（Dharmaraksha）译四卷本。（约在412至433年之间。）此本不传。
（2）刘宋时中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译四卷本（在元嘉二十年，443）。此本存。
（3）北魏时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Bodhiruci）译十卷本（在延昌二年，513）。此本存。
（4）唐武后末年（704）于阗沙门实叉难陀（Sikshānanda）译七卷本。此本存。
此书的十卷本和七卷本，分卷虽然不同，内容是相同的，同是前面有一篇请佛品，末了有一篇陀罗尼品，和一篇总品。这三品是四卷本所没有的，显然是晚出的。菩提达摩提倡的《楞伽经》是四卷本，大概即是求那跋陀罗的译本。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承认求那跋陀罗为楞伽宗的第一祖，达摩为第二祖，可证此宗所传是求那的译本。
慧可传中说：每可说法竟，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
这是一种“悬记”（预言）。道宣在《续僧传》的“习禅”一门总论里曾说：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审其［所］慕，则遗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
这可见道宣的时候，达摩的派下已有“诵语难穷，厉精盖少”的风气，慧可的“悬记”就是指这种“诵语”的信徒。
但这一派里也很多修头陀苦行的风气。慧可的苦行，我们已说过了。他的弟子那禅师，那禅师的弟子慧满，都是头陀苦行的和尚。
那禅师也是学者出身，年二十一，居东海讲《礼》、《易》，行学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说法，乃与学士十人出家受道。诸门人于相州东设斋辞别，哭声动邑。
他出家之后，就修习头陀行：
那自出俗，手不执笔及俗书，惟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往不参邑落。
这正是头陀戒行。
慧满也是一个头陀行者。
慧满者，荥阳人，姓张，旧住相州隆化寺，遇那说法，便受其道，专务无着。（无着是不执着。）一衣一食，但畜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自述一生无有怯怖，身无蚤虱，睡而不梦。住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
贞观十六年（642），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见昙旷法师，怪所从来。满曰，“法友来耶？”遣寻坐处，四边五尺许雪自积聚，不可测也。
故其闻（宋、元、明藏作间）有括访，诸僧逃隐，满便持衣钵周行聚落，无可滞碍。随施随散，索尔虚闲。有请宿斋者，告云：“天下无人，方受尔请。”
故满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议论，殊乖大理。”
后于洛阳无疾坐化，年可七十。
这是一位更严格的头陀行者。这都可见楞伽宗的初期信徒，虽然也有“诵语难穷”的风气，其中很有几个苦行的头陀，能维持慧可的苦行遗风。
以上所记达摩一宗的初期信徒，都见于《续僧传》的卷十九。
（高丽藏本卷十六）道宣撰《续僧传》，自序说“始距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645），一百四十四载。包括岳渎，历访华夷。正传三百四十人，（宋，元，明藏作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人。”这是他的初次写定时的自序。但道宣在自序写成后，还多活了二十二年，直到高宗乾封二年（667）才死。他在这二十二年中，仍旧继续搜集《僧传》的材料，继续添补到他的原书里去。即如玄奘，当贞观十九年《续僧传》初稿写定时，他刚回国，直到高宗麟德元年（664）才死。现今玄奘的传占了《续僧传》卷四卷五的两卷，必是道宣后来补作的。在玄奘传末，道宣自叙他和玄奘同事翻译时，他对于玄奘的人品的观察，娓娓百余字，可证此传不是后人补作，乃是道宣晚年自己补入的。《续僧传》的最后定本，所收正传与附见的人数，超过自序所记数目，约有一百九十人之多。附见的人，姑且不论。我们检查《续僧传》的各传，有许多事实是在贞观十九年以后的，但没有在道宣死后的事实。最迟的不过到麟德与乾封之间（664-666）。例如“感通”门新增的法冲传末云：“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这都可见道宣老年继续工作，直到他死时为止。
这一段考据《续僧传》的年代，于我们考证楞伽宗历史的工作，颇有关系。因为道宣叙述这一派的历史，起初显然很感觉材料的缺乏，后来才收得一些新材料；越到他晚年，材料越多了。我们在上文所用的材料，见于“习禅”门的第一部分（卷十九）。在达摩和慧可的两传里，道宣曾说慧可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绪卒无荣嗣。
这是说慧可门没有“荣嗣”。下文又说：时复有化公、廖公和禅师等，各通冠玄奥，吐言清迥，托事寄怀，闻诸口实。而人世非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可痛矣！
这是很沉痛的感叹这一派的史料的难得。但道宣每收到一些新材料，他就陆续加进慧可传里去。所以这一篇传的后半，很显出随时涂乙增加的痕迹。有些材料是硬挤进一个写成的本子上去的，经过不小心的传写，就几乎不成文理了！例如下面的一段：
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此下应该紧接每可说法竟，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
然而今本在这两段之间，硬挤进了慧可斫臂和林法师斫臂的两段故事，共一百十个字，文理就不通了。又如此传之末附慧满小传，其末云：故满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议论，殊乖大理。”故使那满等师当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不爽遗委。后于洛阳中无疾坐化，年可七十。
这一段文理大不通！“故使那满等师”，是谁“故使”呢？应该是慧可了？决不是慧满了吧？然而下文“无疾坐化，年可七十”的又是谁呢？又像是说慧满了。
这些地方，都可见作者随时添插的痕迹，不幸被传写的人捣乱了，割裂了，就不可读了。我疑心“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一段二十九字，“每可说法竟”一段二十字，和“故使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一段二十九字，——这三段本是一大段，添注在原稿的上方，是最后加入的。传写的人不明白这三节是一段，抄写时，就各依添注所在，分别插入本文，就割裂成三处，成为不通的文理了。今试将此三节写在一处：
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每可说法竟，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故使那满等师当赍四卷《楞伽》，以为法要。随说随行，不爽遗委。（“故使”之“使”字疑是衍文。因为慧满死在六四二，不会与慧可同时。也许“使”但作“使得”解，而不作“使令”解。《景德传灯录》卷三引此文，无“使那满等师”五字。）这一大段的恢复，很关重要，因为这是“楞伽宗”所以得名的缘起。
道宣早年还不知道达摩一派有“楞伽宗”之名，所以他在达摩传中和“习禅”总论里都不曾提起这一派是持奉《楞伽经》为法典的。
达摩传授四卷《楞伽》之说，仅仅插在慧可传末附见部分，可见道宣知道此事已在晚年添补《续僧传》的时期，其时他认得了楞伽宗的健将法冲，又知道了这一派的大师道信的历史（详见下节），他才明白达摩、慧可一派并非“末绪卒无荣嗣”，所以他才添注这一段达摩传授《楞伽》的历史。但道信等人的历史只好另立专传了。法冲的长传似乎写定最晚，已在道宣将死之前，所以不及改编，竟被编入“感通”门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