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一六〇〇至一九〇〇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
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照“发”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着《毛诗古音考》、《曲宋古音考》等些书。他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一六〇九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意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里当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玛（Houdvery）、牛顿（Newtu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黎汶豪（Ieeueven Hoc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
黎汶豪是以鉴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
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功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们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年青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功夫，我们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
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巴士鸠（Pastw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怪”，出示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变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他动物身上试验着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她请医生以死马当作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
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居（Koe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时，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代（Harley）尝说：巴士鸠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经把法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上的，像西方的奈端和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
我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606药水”，是法国某医生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的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