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上海区第四行动大队副队长万里浪投靠“76号”，并设计抓捕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差一点得手。陈恭澍急忙安排郑撤退。这年年底，随王天木投敌的陈弟容被军统击毙后，所遗“76号”第一处处长职务由万里浪继任。万里浪是个穷凶极恶的人，他上任后拼命给李士群卖力，到处搜捕军统人员，并残酷地对待被捕者。他利用过去当忠救军指导员时结下的关系，把原忠救军分队长、现任上海区第一行动大队第三分队长的周西垣拉了过去。当陈恭澍请命制裁万、周时，戴笠却对这份报告拖延不批，有消息说，这是因为万里浪投伪是戴笠的安排，但从他对上海区的破坏情况来看，即使是戴的计划，那么这时戴也是哑巴吃了黄连，有苦难说了。1941年6月28日，新任上海区第一行动大队队长刘原深又被万里浪绑架，接着区内人员连连被捕，特别是刺杀日本官兵最多的第三行动大队，到10月，大队长蒋安华以下六十余人只有一人幸免。上海区人员大批被捕，陈恭澍无法阻止这“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提出了大规模换人的计划，欲将上海区人员撤走五百余，再从忠救军调入千余，让万里浪无人可捕。正在此时，区长陈恭澍也出事了。
1941年10月29日，上海区有十余人被日伪搜捕，其中包括区会计和大量的记录有关行动与关系单位人员的账单，立即成为日伪的追查线索和依据。
陈恭澍得到内线报告，马上向戴笠发报告急，接着去找区书记齐庆斌商量对策。但齐已被捕，陈恭澍也被留守的汪伪特务抓获，送往“76号”。万里浪在李士群安排下得意洋洋地对陈进行了审问和劝降。
随着陈恭澍、齐庆斌的被捕，军统局上海区被汪伪特务组织“76号”全部破坏。11月28日，汪伪《中华日报》公布《渝方蓝衣社上海区组织系统及其名单》，将军统局上海区十个部门、八个行动大队、五个情报组组织人员全部公布，其中相当部分被捕人员被吸收参加了“76号”伪组织。李士群甚至利用被缴获的电台给重庆军统局发报，欢迎戴笠来南京投汪，气得他几天闷闷不乐食不甘味。这是抗战开始后，蒋、汪特务在上海滩较量，军统方面的又一次大失败。奇怪的是，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出于内部斗争、对外寻后路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被俘的陈恭澍、齐庆斌等人并未为难，只是要求他们投降，与日伪合作，以“绝对不能再走回头路”（指再与军统联系）为唯一的条件，而先期被捕的军统局上海站长钱新民、副站长尚振声就是因被捕后又“走回头路”而被汪伪特务杀害的。
在得到陈恭澍的允诺后，李士群竟然冒着得罪汪精卫夫妇的危险，为河内刺汪的主将之一陈恭澍打了掩护，也不知他怎样说服了曾在审讯时对陈恭澍破口大骂暴跳如雷的汪妻陈璧君，使汪精卫夫妇破例答应不再追究往事。
这不仅使陈恭澍保留了性命，而且得到了任用，被派往杭州伪“政治保卫学校”任教育长。李士群死后，陈恭澍又得到了日本特务“梅机关”中岛信一、晴气庆胤等人庇护，组织了一个为日本人搞情报的“第一委员会”，由日军方直接供应经费物资，以至连伪政府要人周佛海也要向他讨好，得以渡过重重危机。其间，他暗中又与重庆军统恢复了联系。抗战胜利后，陈恭澍立即被军统委任为上海区第三站站长，半年后的1946年春节前夕，他忽然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刑十二年。一年半后又被释放，转任“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后又任“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开赴华北参加反共内战。
关于陈恭澍在被捕后的经历，仅凭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只向日伪交代了一些“他们所知的情报”和不会对重庆方面造成直接危害的情况而言，就是在一般的推理上是说不通的。李士群和日本“梅机关”不是傻瓜，而汪精卫夫妇更是对试图暗杀他们的人痛恨至极，他们一定不肯轻易放过历次追杀汪的行动主持人之一的陈恭澍，而陈自己解释的日伪认为他“有用”、李士群和“梅机关”各有矛盾及有所图等理由，其前提是陈要答应“合作”才行。所以，有情报说陈已供出了先期打入汪伪政权的唐生明真实身份等重要情报，才得以被“76号”放生和收编，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如何，从汪伪政权调查统计部发言人在陈恭澍被捕后发表的谈话来看：“陈君为汪主席的伟大精神所感召，深悟过去盲从抗战之非是，在沪受人利用主持卑劣的暗杀工作，尤觉痛心，愿率所属干部百余人，脱离残酷罪恶的组合，要求自新，参加和运，拥护汪主席和平救国之主张，重新为党国效力，以赎前愆。并将秘密电台九座，枪支数十，弹药数千全部缴呈调查统计部驻沪办事处，表示其投效之忠诚。”陈恭澍也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本来中日事变，在日本为求友人，而非打敌人，可惜中国初即受共党的挑拨利用，复受英美的操纵怂恿，致有抗战到底的谬论，而高唱迄今……”现在要“决然自新，跃出残酷罪恶的组合，迈进于和平建设之营垒，深愿追随先进，拥护汪主席和平救国之主张，以达成共存共荣之领域。”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足以说明，陈恭澍已完成了叛国投敌的手续，沦为抗日的叛徒。难怪国民党在战后要把他关进监狱。
从军统在沪特务被汪伪逮捕后的一般情况来看，大多数人是与汪伪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才得以保命并“落水”；而后，他们中一部分人又“走回头路”，与军统重新建立了联系。戴笠当时对这些人基本采取羁縻政策，先准其反正，用起来再说，胜利后再算账，但对其中有用者，处罚判刑也只是个走过场而已，陈恭澍的经历就是明证。
陈恭澍作为军统局的得力干将，在抗战前后参加和组织了多次重大的刺杀行动，后来又投靠了日伪，再得以复出，他的个人经历跌宕起伏，充满危机与变数。退台之后，他撰写了回忆录《英雄无名》丛书五册，虽然立场反共，且行文啰嗦，但文中记载了不少军统活动的事实，作为一家之言，也可供研究者参考。
军统局上海区几次被日本及汪伪特工端了老窝，陈恭澍的叛变是终结性的一幕。其关键在于蒋汪之间在反共政治立场上有共同点，唯一的对立就是对日“战”与“和”的不同，所以他们虽然杀来杀去，但一旦军统特务们被捕，在生死抉择面前，往往立即选择投汪，并出卖抗战事业，而后再寻机向重庆忏悔，以求两面讨好求生，这些特务是没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的。事实也证明，蒋介石、戴笠对他们的这种叛变最终是采取了原谅与包庇态度的。
戴笠在上海区活动的组织领导上也有重大失误，他在军统内部强调个人信仰而忽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使得其部下认为只要最终能得到他的宽恕，什么事都可以做。陈恭澍、钱新民等重要的中层骨干们被捕后的经历都证明，他们认为先投汪以保命，而后再向戴笠请罪立功，就可以免于杀身之祸，至于民族气节立场，都没坚守得住。而戴笠将各大区人员频繁调动，互相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破阵，引起的连环崩溃效应无法阻止。王天木投敌事件，最后几乎使军统局在华东、华北沦陷区的组织丧失殆尽；陈恭澍叛变后，戴笠被迫下令撤走了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最后一支在沪力量。此后，军统局完全丢掉了上海。
第六节“抗日杀奸团”活跃于南北敌后
平津沦陷后，战前在天津的青年救亡联合会中一部分学生，基于强烈的爱国精神，自动组织了一个敌后武装团体——“抗日杀奸团”，专门进行刺杀敌伪头目和准备与日合作的动摇分子，并进行抗战宣传。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他们起先与戴笠的军统组织并无关系，但戴笠看上了他们，派天津站书记曾澈加入进去。
曾澈，浙江瑞安人，1932年秋毕业于上海法学院，由林蔚介绍给戴笠，加入军统。
1938年年底，曾澈被派往天津，他潜入南开，与耀华中学孙若愚、孙惠书接触，加入“抗日杀奸团”。由于该团处于松散状态，曾澈及时利用其经验与社会关系，在团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在内部组织了由他任总负责人的干事会，李如鹏为组织干事，孙若愚、袁汉俊为行动干事，祝宗梁为技术干事。
1939年3月，曾澈升为军统局天津站站长，他把“抗日杀奸团”当做军统的一个外围机构，但内部团员们并不明了这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