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青于1939年8月10日赴渝向戴报告，他向戴请命说他可运用与王天木的关系回沪宁去再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戴笠批复说：“吾弟忠勇为国，思虑周详，至为感佩。沪上环境险恶，我固不愿弟赴沪工作，但为打开目前之僵局，与挽回工作之劫运，以期得到最后胜利，亦不得不派弟一行。兹以另电冠夫同志，拨弟国币5000元，希即妥为部署，秘密赴沪，万希胆大心细，严密进行。事之成败，系于弟身。”戴笠又另附一信交刘戈青带给王天木，信中再次劝说“余遇君素厚，弟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惟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邀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矣。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
刘戈青10月4日抵沪，6日见王，出示戴函，要其杀汪，王天木阅后紧张得汗流浃背，瘫于沙发上，思考再三后允诺之。但王天木对戴笠其人已完全看透，决计分手，他对刘戈青说戴的为人是“违仁背义，男盗女娼”。
王刘表面上议定刺汪计划在双十节阅兵时下手，将刘化装为汪卫士，伺机行动。但后来因伪政权未能如期成立，阅兵式取消，刘戈青甚为焦急，认为在汪伪“开府”前下手意义最大，更怕日久暴露。
戴笠送王天木四万元以为活动费，但王收钱后拖之不办，借口力量单薄，要拉陈弟容加入。刘戈青与陈见面，陈提出要让戴释放其被扣家属作为条件，戴笠听从了刘的意见，放其妹陈弟燕，并派刘旧属朱三元送其到沪，面交其父劝说他回头的信函，陈弟燕跪求其兄不要再做汉奸，陈佯允之。
不久，有与刘戈青同住的军统人员被捕，巡捕房到处抓刘，王天木闻讯胆战心惊，害怕刘被捕供出刺汪计划牵涉他自己，便指使陈弟容杀了刘。陈不忍下手，又不懂王的真实意图，结果自作主张地把刘戈青带到了“76号”，这下王天木吓得躲了起来，后听说刘没有将他供出才又露面。
刘戈青被捕次日，李士群亲见他并宴请，套问其来沪任务，并许以高职劝降。刘戈青对李士群称：军统在沪力量强大，只要一个电话，会有人敢来“76号”看他。李不信，让他打，说如敢来，可让他们自由交谈。刘立即电召朱三元在商人包天擎陪同下来到“76号”，李一面恭维其有胆量义气，一面道“少陪”。刘写条给朱，附上手表转交戴笠，朱即离去。其后包天擎三天一去探视，李士群也没干涉。后来刘戈青曾被严刑虐待，最后在军统人员活动下历经艰苦于1941年5月逃回重庆，戴笠为他还开过欢迎会。
戴笠又下令南京区长钱新民、范之并立即制裁王天木、陈弟容。但因南京区6月10日在伪维新政府宴会时，派人在厨内下毒，毒死了华中日军司令部高参三浦大佐、日领馆书记船山、宫下吉玉三人，其余日军官严村中将以及“维新政府”汉奸头目梁鸿志、温宗尧、高冠五等皆中毒未死。日伪在全城大捕疑犯，钱新民等避往江北浦口，因此暂时不敢行动。此前8月19日，陈弟容曾会同日伪捕获留在南京城内的军统组长谭质文，威胁其叛变，再于9月11日破获军统南京电台。南京区派出书记兼行动组长尚振声，在和平门、挹江门一带化装活动，试图在南京恢复工作。
王天木在北方从事军统工作多年，熟悉情况。投汪后，他便派斐吉珊与张奉馨二人北上，抓捕军统人员，为日伪效力。9月27日，在天津捕获“抗日杀奸团”团长曾澈；28日凌晨，又会同英法租界捕房捕去天津站长陈资一、军事组长郑恩普等人。次年5月13日，陈资一在天津被害。
军统局青岛行动组长赵刚义，原本与王天木关系较好，他在赴沪领经费时被王诱降。11月15日，赵刚义领日本宪兵回青，胁迫青岛代站长傅胜兰召集电台人员，结果傅胜兰允降而通讯员王志超不降，反而斥责赵等投敌，最后被判刑十年，抗战胜利后方出狱。
11月24日，王天木投敌风波波及北平，北平区副区长周世光、电台台长张树德等多人被捕，于1941年9月8日被杀于南苑。
戴笠听说王天木又出卖了刘戈青，遂彻底绝望，命令仍在上海的吴安之不惜一切杀掉王天木一伙。吴安之运用他与王的保镖马河图的私交，以同乡之谊及国家大义，劝马及岳清江、丁宝龄等人“归队”军统成功，他传达了戴的指示，并令在“76号”中的内线丁宝龄与岳清江配合之，立即刺杀王天木、陈弟容。
12月25日圣诞节之夜，王天木、陈弟容、何行健带马、岳、丁等十多人去各舞厅游玩。深夜时分，人渐散去，当他们走出沪西愚园惠尔登舞厅大门时，马河图三人突然拔枪射击，陈弟容、何行健当场倒地死去，但王天木却无恙。是他们有意放了王，还是传说的王躲进了女厕而侥幸逃脱？说法不一。后来王虽因搞不清的原因未被刺死，却被“76号”抓去，李士群要他对陈弟容、何行健之死负责，关关放放前后审查两年多，直到1942年冬才由李士群派任为伪华北特务工作团的副团长，这“等于废掉了全身的武功，再也施展不开了”。行动之后，吴安之偕马河图离沪去了河南。
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因王天木等的投敌破坏而面临崩溃。为挽救局面，戴笠派其亲信同学姜绍谟秘密去沪组织第二区，以图另起炉灶。
姜绍谟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国民党军东路指挥部少将参议、浙江省党部委员、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后加入军统局。他去沪后，除书记陈祖康及随身带的电台人员外，皆不用军统网络，让人以为他是来加入汪伪“和平运动”的，从而较好地隐蔽了身份。他利用与汪伪财政部钱币司长梅哲之及伪政府文官长徐天琛的关系来搜集情报，利用汪伪军事委员会常委、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之弟任西平的关系来策反他，最后使得任援道上书蒋介石，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要戴罪立功。姜绍谟还利用旅日华侨王某的关系，买通了驻南京日军“登部队”的译电员与打字员，及时报告了日本飞机计划轰炸重庆罗家湾军统局的情报，使之得以避免损失。但姜绍谟的活动对于军统上海区恢复工作局面并无多大作用。
与此同时，戴笠还派“忠义救国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强前往上海租界，任军统“策反委员会”主任兼“忠救军”驻沪办事处处长，直接受戴笠的领导，专事对汉奸的策反工作。他还代表戴笠参与“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活动。这一机构是国民党运用上海帮会等力量来协调中统、军统、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等进行地下活动的。文强在沪的活动不受军统上海区管辖，但有横向联络关系。
戴笠放出姜绍谟、文强来沪活动，是他狡兔三窟之举。鉴于上海区人员的不争气，他不得不为在上海的组织和工作做万全之“备份”。但他绝没有放弃重建上海区的努力。
1939年8月初，戴笠派出了他的得力干将、擅长行动的陈恭澍从香港转赴上海，出任上海区区长，试图在与汪伪特务的斗法中全面扭转被动的局面。
当时，陈恭澍刚从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受训毕业，戴笠召见他说：“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到全部情况，而且仍在恶化中。我决定你去处理这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的继续执行。”
陈恭澍到达上海后，首先对区本部进行了调整，为短期内见成效，他计划将行动与情报一元化，并加强行动力量，拟订了一份《人事组织调整方案》呈递戴笠，得到批准。戴笠复电说：“兄处所拟扩展沪区行动组织之计划，弟已批准，请兄物色忠勇人员，迅行成立，所需武器，请兄设法收买。”
戴笠连连催促陈恭澍行动，甚至打电报来斥责他：“兄乎！河内一击未成，竟胆小如鼠乃耳！”于是，陈不能不硬着头皮加快行动，组建了上海站直属新编第一组、第八行动大队各组织。戴笠电文指示：“今后行动应具必死之决心，集中全力，孤注一掷，非大流血不足以寒敌胆，而发扬我民族抗战精神也。”他们遵照干了不少事。据陈恭澍自己称，在上海站主持工作的两年内，“制裁大小汉奸走狗一百余名，破坏日寇军事设施及焚毁军需物资等五十余次。另外，最使敌军丧胆的是格杀了日本现役武装官兵约四十名。于此，我方牺牲之惨重亦可想见。”他们刺杀的对象中包括了与军统为敌的法捕房督察长程海涛、“76号”伪特工第三行动队队长赵刚义、机要处副处长钱人龙、叛变投靠“76号”的原军统人员邵炙九（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堂侄）等一批对头分子。影响比较大的则是刺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和投日的黑帮大亨张啸林。
在制裁汉奸的同时，有军统人员提出不能只杀汉奸而对他们的侵略者主子不加打击。于是，上海区提出了一个歼灭日本军人的计划，要求军统局本部授权他们相机行事，在上海日占区范围内刺杀日本军人，不论其军阶高低，无须事前报备，有机会就立即格杀，以达震慑之效果。隔了四五个月后，戴笠回电批准执行，但没有具体说明要求事项。
据当时的报刊所载，军统上海站和“抗日杀奸团”由此在上海地区开展了针对日本军人的武装行动。其中自1940年9月到1941年10月共行动五十余次，毙伤日军六十人以上。其战果据陈恭澍自己统计如下：“民国三十年（1941年）10月底，‘上海区’发生重大事故，抄去大批文件，敌方于同年11月28日（星期五）在《中华日报》及《新申报》上发表了一份经他们记录再加整理后的‘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表中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汉奸的制裁，第二部分是‘破坏’、‘扰乱’及格杀日本军人……”
以上全系该“统计表”内所列，大致接近事实，但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确。其中被惩罚日人官阶最高的是赤木亲之，他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警务副总监。1941年6月17日，在愚园路地丰路交界处，由军统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第四组李亮组长布置，副组长叶东山率四名行动员“踩点”埋伏后刺杀。
陈恭澍自己在书中说，“上海区”的上述“奸敌专案”“的确震撼了上海地区的日本驻军。最明显的事实，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穿制服的日本军人除了结伴成伙，互相戒备之外，绝不敢单独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横眉怒目擅闯民宅的事很少发生了……我们认为这就是打出来的效果。至于陷区人心大快，那就更不用说了。”
军统局上海站对日军官兵的刺杀，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侵略者，但其作用并不大，也不能对中日战局发生多大的影响；而且每次行动的结果，都会引起日军的疯狂报复，使行动地区的人民蒙受了损失。当时的报刊都有报道，如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10日载中央社香港电称：“敌方戒备之伪中央市场，有日籍稽查员一名，被人枪杀毙命，事后敌将无辜菜贩捕去数十名。”“日军在闸北大举搜查，逮捕居民五百余人……以照片一一对认，结果并无一人相似。”陈恭澍也在其书中承认说：“至于说到波及当地居民，也就是因为杀日本兵而害了我们无辜同胞的事，过去已屡见不鲜。每逢一次行动破坏后，日军总是封锁现场，任意逮捕附近居民，除严刑拷问外，且乘机肆意掳掠奸淫，无恶不作。其接近大都市的地方，因耳目众多，或许还稍有顾忌，到了穷乡僻壤，那就更为所欲为了。举个实例来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笔者在北平亲率王文诸同志制裁第一号伪头目王克敏一案，事后日本军方立刻封闭九城，切断了一切的交通出入，在一夜之间，全面大搜查，总共逮捕了三千多人，其中与我们有关系的也只有武汉卿夫妻二人而已。其余的都遭到池鱼之殃。”“每发生一起枪击日军的案子，事后最倒霉的还是当地的居民。”
1940年年初，戴笠一时兴起，两次致电上海站陈恭澍，要他们在沪发动开展“工人运动”。电文说：“在目前情况下，吾人对上海各业工友，应加紧运动，密切联系，以制敌伪之死命。弟意，应即秘密组织一‘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请兄等联络在沪同志从速进行，所需经费当由中央负责也。”“对工人之运用，至关重要，因今日之特工，需要多数深入之路线与社会普遍职业之掩护也。弟意应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即请虞洽老、赵子刚、刘绍奎、刘俊卿、蒋福田诸先生为委员，吾沪区亦可选派人员参加其工作，月需经费若干，决由中央负责。事机急迫，请兄即洽商进行。”但当时上海站长陈恭澍认为工运组织非内部产生很难插手，而且他们又没有工运的经验，为了应付戴笠的催促，只好在区内成立了一个由戚南谱负责的“工运办公室”，下面在“新一组”内设了一个“工运小组”，“我的原意是，一切要看南谱兄的开拓情况再做决定。”“最不可解的是戴先生嗣后再也没有询问过这件事。”这件事说明了当时戴笠对军统局工作指导的随意性和他个人的做事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