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间修桥与市镇发展的关系
《大学》曰：“以义为利”，通过义行来修桥是如何统一义利关系的呢？即民间修桥给江南市镇带来哪些好处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经济建设与社会风尚两方面来证明。
一方面修桥对市镇经济建设的作用有三利：一是“水利”，即控制了市镇街区的水流，以利舟船往来安全。《明史》曾经记述苏、松与浙西各府水患灾情，“频年旱涝，缘周环太湖，乃东南最洼地，而苏、松尤最下之冲，故每逢积雨，众水奔溃，湖泖涨漫，淹没无际”。江南地区虽为平川沃野，然而受到浙西天目山诸水影响，多急湍频发的洪水，对舟船行驶与市镇建筑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市镇民居及商业区内，除及时开浚市河，加筑堤塘，还必须通过修桥来“治水”。桥梁既能控制水势之冲，又使风有屏障，不仅利于舟楫行泊，还对民居住宅、堤塘路堍起了特有的保护作用，志书记载：吾里僻处乡陬，受郭南苕水分脉，水自西南来，贯于镇中，一分北条，一分东条，惟东条河道稍窄，去势纡缓。其间有清风桥，当两条分界之额；而独受东条一派，故水自东而北去，水潆洄，固地势之溪曲便然，抑实有兹轿之先受其冲，而扼其湍急，使下流以次旋绕也，桥之为水利也如是。
再如菱湖镇有西湖，直达龙溪，“水势壮阔，地形疏散”，有好义者“始筑梅水墩于中，又于南北各架一桥，南曰‘长生’，北曰‘襟带’，又植杨柳于堤，由是水有约束，风有屏障”，舟楫往来不再“视为畏途”。由于修桥对“治水”的有效作用，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成舟航辐辏之地。通向四方的定期航班停靠各个市镇船埠，有些市镇还增添夜航船，“载客及寄书带货往来近处各城市”，极大地便利了商业活动及社会交往。
二是“地利”，便于城镇之间、乡村之间的陆上往来，形成密集的道路网络。如双林镇清风桥，“桥际闹市。分路垮两圩，南属五四，北属常三，虽长不过三十余尺，阔不满十尺，而来往交驰。视履相即，行人称极便焉，桥之地利又如是”。一方面，桥梁是陆路交通的“孔道”，如塘栖镇落瓜桥，“循而南达于仁和之上乡，放而至海北则吴兴，诸郡冲行而过此桥者，牵纤之夫，日数千百人焉”。明弘治年间，朱泾镇“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置邮走两浙、达两京者不少辍，实为要津”，而过朱泾镇必经一大石桥曰“万安”。双林镇虹桥，“东接乌镇、琏市，西通苕事、菱湖、程、安，纳赋之乡民，丝绸通财之贾客，昼夜往来，舍此靡由而济”。不仅远程商贾、邮递、绅夫、官宦必经这些桥梁，过去以舟代步的乡民也以车拉肩挑奔陆路赶集了。另一方面，市镇里民改变过去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方式，令市镇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市镇中心桥梁密度甚大，几乎三五步就跨一桥。镇上居民少则上千，多则上万，生息于河道纵横的街区之内，桥梁对人际交往与文化生活作用非凡。如明代嘉靖初年，双林镇里民重修化成桥，百姓受益，“来往利涉，行止称快，兼以工制坚硕，形势壮伟，屹然为一镇巨观。
每风晨月夕，酣笑嬉游者自摩袂接，盖不特为利济之具而已也”。
三是“市利”，由于“陆则行旅骈肩，水则征帆接影”的交通网络，江南市镇本身不仅在周围数十里范围内形成市场圈，还打开了国内外贸易市场。如双林镇包头绢，“妇女用为首饰，故名。本镇及近村乡人为之，通行天下，闽俗男子亦裹首，北地秋冬风高沙起者罩而护目，通称‘清水包头’”。该镇加工的绫绸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远销国外。此外，市镇常常以桥为中心形成若干市场。许多桥梁周围有桥埠、桥堍，方便船只停靠，人货上下，某些运送专业产品的船只也相互集中一起，从而使水上、桥边、桥上联成一个大市场，有专门产品经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修桥义行引领乡风民俗向好的方向转化。
首先，美传好事推动了修桥佳风的传承与扩大，当时社会上流传不少故事、民谣歌颂修桥的“义人”、“义事”。《青镂杂笔》曰：
浙西之水发源天目，由塘栖东流人携李，径邑境五里许，有桥跨其上，曰“松老”。相传昔有老人于此义舟作渡几五十年，所取渡值铢积寸累，遂建此桥。后老人化为松桥，因以名。
这种传说显然是激励后人修桥的动力。方志设有《桥梁》章节，其目的不仅限于记录桥梁名称及地理位置、年代，也有引领风尚作用：“津梁之设，所以利行人，虽司土之职，抑亦好义者所乐助也，志之以存往绩，用劝方来”。为此它不仅列出修桥者姓名，还着重桥碑与纪文，“一以著前贤之能创，一以鼓后哲之能兴”。修桥义行还通过落成仪式扩散开去，如新塍镇和丰桥建成，“济人无深厉浅揭之苦，亦无停车问津之烦”，“落成之日，观者数千人，于以见利涉为可乐而人心有同然也”。
民间修桥在江南市镇形成代代承传的佳风。有的建桥者生前未了，即委托后辈继续修建。如清乾隆二年（1737）徐行达筹划修复南浔镇北回桥，未及兴工就去世了，其子徐诅彬继承父志，也未修成，于是“嘱张、吴诸君捐资，率先并悉力以为之赞襄，而其桥以成”。更为感动的是，乌镇监生胡应中，“病已笃，闻里人募造（太平桥）不果，慨然出白金二百有奇独立建复，视昔有加，桥垂成而身殁，同镇惜之”。有官吏将此风带至他乡，如“（明）乌青镇唐世涵，万历己未进士，出守汀州，以城垣卑薄，设法赠筑，创宝珠门壅城，移慈济阁为戌楼，又捐俸造万安、济川二桥，以利涉民”。
其次，修桥义行推动了义路、义亭、义渡、义浚等义行。如双林镇化成桥建于元代，屡废屡修，“吴兴赋壤，在东南者方百里适郡必经是桥”，而自化成桥由经湫溢至旧馆凡十八里“值雨雪泥泞，胫没膝陷，一遇水潦，阡陌沉沦，披榛涉莽，跬步为艰”，人皆苦之，尤其是“老弱适市，负戴而行，踣仆枕藉，颠踬接踵”，里民陈元叔在修桥后“伤之思砥矢是路”，崇祯十三年（1640）与里人凌宪协力倡募，率里民修路，“于是道如砥，梁如带”，其“为德于社，为民于乡”的义举受到里中父老的称颂。人们还在桥上、桥边加修亭阁，使过路人可以遮雨避阳，远眺纳凉，甚至在亭阁为路人施茶、施粥。如双林慎里民修太平桥时，以阁易亭，在桥面盖以瓦椽，“行者假道亦得荫息其下，而饿莩、邮传、过使视庐舍如归，诚有济于众生非浅也”。有些地方先有渡，后建梁，也有地方无梁或梁圮以渡济，也有梁渡并举的。清光绪年间，周庄镇俗语“数为善者，必推陶张”。因他们两人均设义渡，前者陶唐谏“设方舟以济人，并捐田以食操舟者，至今称陶公义渡”。后者张士隆“亦割田设渡，并设沈舍港渡船，远近桥梁或修或建，补唐谏所未及”。
最后，修桥义行对于乡风民俗起了正确的诱导作用。明代万历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风尚起了巨大变化，而“尚奢”观念则是其中之一，衣食行住高消费暂且不论，有人在游宴交结、求神拜佛等活动中一掷千金，毫不吝惜，然而为修桥募捐集资时，他们却常常斤斤计较，坐观成败。《南浔镇志》记乾隆年间世态曰：
嗟乎！人心之不可解也久矣，凡遇游戏宴佚，赛会迎神，往往不吝费甚，且感于因果布施僧道，争捐金数千而不惜，至于补路修桥，利益万人，为眼前实际，每赤面涩声，较量锱株焉。
此处并非指责消费“尚奢”现象，而是强调修桥的公益性，无偿地为社会公事捐款出力与“尚奢”的社会风气是有冲突的，修桥义行表现了生活观念的一种进步，至少引导人们将金钱投资于社会公益事业是有进步意义的。
桥梁专家茅以升认为：“桥梁，从一开始就以属于人民公用公有的社会性而出现，……唯有桥梁，在私有社会里却是社会公有的，无论是官修私建，都有它普遍的公用性。”《易》曰“财以聚人，义以正人”，综观上述修桥义行及其带来的影响，可以清楚看到，“义”与“利”虽然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统一的一面。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推崇、肯定公利范围内对义利进行的争辩，往往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这种将义利完全对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私利”的存在及其作用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介，既要看到它具有将一切利益都视为正当的缺陷，同时也要看到它客观上利于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对儒家重义轻利论，一方面重视它在舆论导向中的积极作用，另外也应肯定陈亮等人关于义利并重的观点，建立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以推动当今整个社会的道德与经济和谐发展。
[作者简介]莫小也（1955-），男，就读杭州大学外语系、历史系，历史学博士，曾于1991-1994年师从沈善洪、陈植锷先生在职攻读专门史（文化史）硕士生。现任浙江理工大学教授，艺术史研究生导师，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发表《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专著及60余篇论文。课题《澳门美术史》获文化部“十五”艺术学科资助。本文为硕士毕业论文，未曾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