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道佛诸家思想的融合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随着佛教经典著述的大量翻译和传播，至南北朝大为兴盛，且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及此前的道家和儒家思想互相糅杂。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即有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的趋势。不过，那时主要表现为儒佛并存，佛道并存，或儒道佛并存，又各自独立，互不相混。由于汉儒特重章句之学，繁琐哲学使之僵化，有碍发展；而佛道两家却乘机有较大的发展。
到唐代，佛道两家的教义和有关学说都盛行于世，其声势凌驾于儒家之上。中唐时，韩愈以儒家正统自诩，既排斥佛老之说，又受佛教内部那些“定祖”和争“道统”的影响，撰写《原道》篇等论文，具有徒摹佛教而为儒家明确道统和“定祖”的双重意义。李翱写《复性书》，亦是为了与佛道争夺思想领地。但韩、李搬用儒家这一套还未自成体系，不足以与佛道相抗衡。唐以降，儒道佛三家既相排斥，又互为融合，但只有到宋儒才完成新的学术体系，形成新儒学。
其一，从儒佛关系上看。佛教传入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与儒家思想既相对立又相沟通，魏晋以后则趋于融合。从总体上说，这是大趋势。在大趋势下，佛教内部各宗派出现了逐渐融合；佛与儒之间，出现了佛教大师与儒家学者交往密切的关系。接着，是佛教方面的高僧援儒入佛，融合儒佛。例如，天台名僧孤山智圆，与西湖隐士林和靖是好友，孤山著有《闲居编》五十一卷。在《闲居编·序》中，智圆自称“好读周、孔、扬、孟书”，自号中庸子。他说：“尝谓三教之大，其不可遗也。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儒有焉。绝圣弃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仅妄归真，俾千变态，复平心性，释有焉。
……”认为合儒道佛为一，才是真正的“道”。智圆提倡《中庸》，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光作《中庸广义》之前。陈寅恪先生释智圆：《闲居编》卷三十四，《病父传》。
说，智圆“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又如，云门高僧契嵩，与欧阳修、陈舜俞、苏轼均为好友，契嵩所撰诗文、杂著，后人编为《镡津文集》二十卷，大谈孝道、皇极、中庸，宣扬儒说。他认为，佛与儒均有益于治道；佛、儒皆为“古之圣人”，“心同而迹异”；佛家的“五戒”，即儒家的“五常”。契嵩是沟通儒佛的重要人物。这两个例子说明，佛儒之融合和新儒学的诞生，已有很有利的客观条件。
其二，从儒道关系上看。“道”，包含道教以前的道家思想和道教思想。宋代儒道的融合，主要是与道教思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道：
及乎北宋，此种融合儒释之新儒学，又有道教中一部分之思想加入。此为构成新儒学之新成分。
陈寅恪先生在对该书的审查报告中亦很强调这一点。
大体上说，宋代儒道之融合，主要表现为三：一是主张三教虽分，“道乃归一”的观点，如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的《悟真篇·序》，即是例证。二是道教吸收儒家思想，如南宋道士白玉蟾的《无极图说》，实际上是《道德经》与《周易》的混合物。他的思想实为道家、儒学和禅宗等思想成分的糅合。三是儒家学者吸取道教的一部分思想，如范仲淹、周敦颐、邵雍等人都受过道教思想影响。这一点，以往有的学者认为范、周等人是儒家正宗，不受道佛思想影响。其实，毋庸忌讳。道教思想亦确有其合理的内核。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思想渊源很复杂，但就民族性言，它更易于与儒家相融合，有些思想成分甚至是同出一源。所以，宋儒在与佛、道争中，侧重点在辟佛。不过，辟佛的同时，也吸取其有益的思想成分。
其三，从儒道佛三者关系上看。由于佛、道的兴盛，刺激了晚唐以来许多儒家学者萌生一种意识：要把儒家独尊的地位重新恢复起来。于是，有人从儒家经典著作中选出《大学》、《中庸》，就前者阐明治学和治国经邦的程序，就后者吸取其抽象的义理以与佛道相对抗；也有人专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把佛道都作为异端而加以排斥。更有人致力于佛道两家以及法家学说的钻研，然后援法入儒，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其目的是要重振儒家学派，使其能凌驾于佛道之上。而要达到此目的，首先就需要把儒家的学说加以丰富、充实。援佛道以入儒，或援名法以及诸子百家以入儒，都是围绕这个目的。经过长时期与佛道相互抵排、斗争和交融，遂使“宋代的儒家学说真正蕴有了内圣外王的内涵，到达了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这就是宋代的新儒学。
综上所述，儒、道、佛诸家思想的融合，始自南北朝，经唐代，至宋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宋王朝力图糅合三教，是顺应这种必然趋势，而且促使这种趋势更向前发展。正是在这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儒学的学者们，才有可能以儒家为核心，出入佛老，包容百家，开创自己的学术体系。
（四）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
宋代新儒学之形成，标志着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完成。其开创者谁？以往论者因循旧说，以理学代替宋学，又把周敦颐、二程奉为宋学开创者。真正的宋学开创者和奠基人，却成为理学的“附庸”而存在。对此，学术界有不同见解。笔者以为宋学的开创者当推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是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范仲淹不仅是北宋首次政治革新——“庆历新政”的领袖，而且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在政治上、文学上的盛名掩盖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或因此为人们所疏忽。究其根本，范仲淹的政治、学术、文学实为三位一体，正体现宋学勃兴的新精神、新气象。
钱穆先生说：“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可追溯至中唐的韩愈。韩愈的名著《师说》，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即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是其主要者。因为要改变士风，陶铸人才，开拓学术新天地，关键在于学校教育。一般所说“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即传此道，是开宋学风之始。诚然，上述三先生和欧阳修等人，是活跃在北宋中期宋学勃兴初期的代表人物，但最先登上历史舞台，为宋学之勃兴，开端引绪者，应是范仲淹。
其一，从偏重于教育方面考察。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应晏殊之聘，掌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学，在应天府书院讲学期间，“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孙复始游范氏之门墙，即在此时。当时，孙复为奉养老母，极为困难。范仲淹给予接济，又给他一份月薪三千钱的学职，使他能安于学。孙复及其高足石介等人在范仲淹领导下开义理之学的先声，为新儒学（宋学）之兴起开辟前进的道路，从这时（天圣五年）就开始了。范仲淹到苏州创州学，又请孙复去讲学，后来范仲淹还推荐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在太学任教。孙复成为著名教育家，得力于范仲淹的提挈。胡瑗在苏州办私学，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时为知州）聘胡瑗为州学教授，次年又向朝廷推荐胡瑗参定雅乐。庆历四年（1044）宋政府建太学，范仲淹又推荐取胡瑗的苏湖教学法，著为“太学令”。可以说，胡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能推行于全国，首先是范仲淹推荐之功。《宋元学案》卷一《安定<；胡瑗>；学案》，卷二《泰山<；孙复>；学案》，均列高平（范仲淹）为“讲友”，而卷三《高平学案》则案：“安定、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而高平实发原于睢阳戚氏”。这充分说明，范仲淹对宋学之兴起有绝大的贡献。
范仲淹从一开始，就很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有其独到的见解。范仲淹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初任广德军（今安徽省广德县）司理参军时起，就注意延揽人才，创办教育。此后他在南北十几个州郡担任地方长官，所到之处，首重兴学。例如：在广德、睦州、苏州、饶州、润州、延州、邠州、邓州、杭州等办学，原有州学的，扩建宿舍，增强师资，整顿学风；原来没有学校的，开始创办。无论是在通都大邑或贫困山区，或荒凉边塞，无论在政事纷繁的年代，或是戎马倥偬的岁月，他都孜孜不倦地兴学育才，办学成绩卓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提出“精贡举”、“兴学校”，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考虑，作为革新政策的立足点。可见，他不是为教育而教育，是把改革科举与教育同革新政治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这正体现“宋学初兴，注重教育精神与师道尊严的风气，很快就转移到政治运动上”的新特点。范仲淹是宋学的开创者，又是初期宋学中第一位把重视教育与革新政治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的政治家。庆历兴学是宋代学校之启蒙，范仲淹是兴学的倡导者。
由此可见，两宋学术文化发达，英才辈出，群星灿烂，追溯其本，实由范仲淹倡导兴学育才，以开其端。这与宋学之勃兴密切相关。
其二，从推进儒毕及其学术思想上考察。如上所述，学校教育是培养宋学的温床。全祖望写道：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公正，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
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兴学育才、奖掖后进方面所作的努力，对推动当时士风、学风的转变，从而推进宋学的发展，均有先导之功，他们在宋代学术发展史上是关键人物。《宋元学案》列胡瑗、孙复为宋学开宗，而在《胡安定传》与《孙泰山传》之前，都冠以“高平讲友”，胡、孙两人与范仲淹关系密切。上面提到，胡瑗的教学方法及其在教育上的成就，全赖范仲淹多方扶持。孙复从一个穷秀才到成为一代名师，更是全靠范仲淹的帮助和激励，还授以《春秋》之学。另外，北宋一位讲究实际的学者李（李泰伯）聚徒讲学，从学者常数十百人，他善论《六经》，很有学问，也是靠范仲淹的举荐，才入太学任助教，后为直讲。
其有关经术文章，亦因范仲淹的赞许而推广。不仅如此，范仲淹对关学开创者张载授以《中庸》，对张载等人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
范仲淹不仅提挈后进，推动新儒学发展，而且自己除从政之外，亦从事于讲学和学术研究。他“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士多出其门下”。
《宋元学案·高平学案》传授表中，除其四个儿子外，列富弼、张方平、张载、石介、李觏、刘牧、吕希哲等为其门人，胡瑗、孙复、周敦颐为“讲友”，韩琦、欧阳修为“同调”。这些都是名重一时的儒士学者，或为当代军国名臣。朱熹在谈到宋代学术渊源时说：“本朝道学之盛，岂是衮缠？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敦颐）、程子（程颐）、张子（载）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诸公。”在范仲淹周围聚集了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张载等一批教育家、思想家，他们研究《易》、《春秋》和《中庸》等经典作为治学的根本，此实开濂、洛、关学之先道。同时，范仲淹本人在学术思想方面亦造诣很深，其著作对宋学之勃兴实有开创之功。传世的《范文正公集》中收入有《易义》、《蒙以养正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材赋》、《乾为金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易》学论著，还有其他诗、文，都充分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以《易兼三材赋》（自注：“通彼天地人谓之易”）为例，足以说明范仲淹的学术思想。
综上所述，范仲淹是宋学开创者为无疑。元代学者李祁写道：
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范仲淹不仅是开启宋代学风的核心人物，而且是倡导“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一代士风的第一人。朱熹在谈论振作士气时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推崇范仲淹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从儒学的角度看，范仲淹一生的最大成就，应当是他对学术的贡献，为宋学之勃兴开新启后，扭转一代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