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君清
恢复高考后，我在1978年初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77级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四校合并后，因工作需要，我于1999年8月奉命离开浙江大学，踏上新的工作岗位。21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使我对母校杭州大学充满深厚感情。母校的领导和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教育和培养都铭刻在内心深处，终生难忘！今年正值我的老领导沈善洪校长80寿诞之际，谨以此文记述一些杭州大学的往事，并借以表达对老校长的敬意和祝福。
我对五六十年代的沈校长所知不多，听一些老同志说过，沈校长是1951年入学，进入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即改为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的首批学生，并担任了校团总支的组织委员，以后又去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浙江工作。我最初知道沈校长是在1985年12月，他从省社科院院长调任杭州大学校长之后。不过那时只知道他是新校长，但并不直接认识。一直到1987年6月，我从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到学校党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因为工作关系，常会就一些干部问题向沈校长请示汇报，接触才逐渐多起来。后来我又担任了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党委副书记，作为校领导班子的成员，与沈校长的接触自然就更多了。这么多年在沈校长身边工作，沈校长成为我十分尊敬的领导，也对我个人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我由衷地认为他既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具有远见卓识的智者；也是一位敢于抛弃陈规戒律，勇于开拓创新的勇者；更是一位胸怀宽阔坦荡，全力奖掖后进的仁者。
正是在1986年1月至1996年6月期间，沈善洪教授担任杭州大学校长期间，与时任校党委书记的薛艳庄教授一起，带领整个领导班子，正确地把握学校在建设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排除了种种困难和障碍，敏锐地抓住历史机遇，以先进的理念，明晰的思路，果断的措施，推动学校上水平、上台阶，使杭州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地方综合性大学的翘楚，得到国家教育部和社会上的一致认可。沈校长在学校发展的关键时期所抓的几件大事，在国内高校也都是领风气之先，既看得准，又抓得实，对学校产生了重大影响，做出了特殊贡献！因此可以说，沈校长是杭州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功臣，是他带领杭州大学走向成功，创出了辉煌。
下面，我就沈校长在任时所抓的几项工作，谈几点认识和感受。
一、重视专业学科建设，构建综合性大学框架
众所周知，杭州大学原来所拥有的学科专业大都属于基础学科，据说“文化大革命”前夕，全校总共只有11个系，13个专业。“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几任校领导着手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也新设了少量的专业。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到处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应用型人才。杭州大学到底是继续沿着原来办基础学科的老路子走，还是要另辟蹊径，积极开办一些应用性的学科和专业？沈校长敏锐地看到另辟蹊径的必要性，坚决主张在保持和突出老杭州大学文史哲和数理化基础学科优势的同时，必须根据综合性大学学科布局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办一批新的边缘性、交叉性的应用性学科和专业。
于是，他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各系开办一些新的学科专业，组建一些新学院。如在此前老政治系已经分为哲学系、经济系和法律系，此时沈校长又同意将从政治系分出来的经济系再次裂变分为经济系、旅游系和财政金融系。一些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系相继升格为学院，如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人文学院、旅游学院、金融与经贸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等。就新专业而言，亦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如与经济建设直接联系的专业仅经济与管理类就有12个，应用性专业占到总专业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新创建的如外贸、旅游、财政金融、工商管理、经济管理、保险、法律、新闻、电子计算机、区域规划等学科专业，为浙江和全国提供了大量急需的人才，大大地提升了学校接轨国民经济主战场的能力和影响。
经过努力，到杭州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学校已经拥有13个学院，28个系，一个分校，4个教学部，58个本科专业，61个硕士学位学科，13个博士学位学科，形成了老学科老树新花，继续保持优势；新学科生机勃勃，富有特色的格局，变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
二、崇尚学术，积极推进科研工作
沈校长认为，高校就是做学问的地方。崇尚学术，营造浓郁良好的学术氛围是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这在一些小事上也能看出来。记得在1993年上半年，我在教育部的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参加干部培训，受邀去北京大学学习访问。正好遇到北京大学破墙开店的举措推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和讨论，因此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于是在我回校以后，也向学校领导班子汇报了北京大学的这一做法。正好杭州大学也有好几百米的一段南墙，地处天目山路的繁华地段，若是破墙开店，搞成商铺，估计会十分红火和抢手。加上杭州大学的经费情况也总是不够充裕，能额外为学校增加一笔收入是件好事。因此有同志主张不妨一试。在会上研究此事时，大家就此展开了充分讨论，各有见解。沈校长后来发表意见，认为此举不妥，不能为了赚钱，破坏了杭州大学校园的宁静和原来的学术氛围。此事已经过去了近20年，今日再回头来看，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不破南墙无疑是正确的。
另一件事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校内尚有一些教职工主张杭州大学应当以教学为主，不应过于突出科研。沈校长到任后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高度重视科研工作，把“科研与教学”看做是高校工作的两个中心，绝不动摇。他还多次强调杭州大学作为一所省属重点大学，应当出高水平成果。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杭州大学的学术氛围不断浓郁，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学术成果相当丰硕。
当年师生津津乐道的是杭州大学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三个“首”的佳绩，从中可见其科研实力之一斑。一是从1985年至1995年十年期间，杭州大学共承担国家级科研任务32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46项，国家社科规划项目36个。承担国家“八五”规划项目数列全国地方性综合大学之首（全国高校第13位）。二是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令人瞩目。在全国学术榜排名中列全国高校第40名，为全国地方性综合大学之首。三是1995年由教育部开展首次时间跨度从1979年1月至1994年3月，涉及23个学科的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评选，杭州大学获3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名列全国地方综合性大学之首。
三、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大力扶持青年教师成长
老杭州大学的人大都知道，沈校长对青年人才特别重视，特别提携。这件事情，因为我曾一度协助校长分管过人才工作，而且自己本身也是这方面政策的受惠者，所以有比较多的了解。杭州大学是一所老学校，实力较强，声名远播。但当时的规模并不大，师生人数也不多。“文化大革命”前，教授为22人，副教授为17人，讲师150人，教员19人，助教424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更使得人才零落，百废待兴。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刚从十年动乱的影响中走出来，杭州大学的教师队伍职务结构很不合理，高级职务教师很少，并且青黄不接，形成人才断层。教授、副教授比例只占教师总数的14％，年轻教授更是寥寥无几。这种状况既不能适应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日益扩大的人才培养规模，也很大程度上压抑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沈校长看到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对人才非常重视，真是到求贤若渴、不遗余力的地步。从1986年开始，他一方面竭力破除论资排辈的思想，大胆推出了年轻教师职称职务破格晋升的改革措施，及时提拔和使用了一批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另一方面，他又大力推进“优秀人才工程”，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工作做出具体政策规定。
在沈校长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重视青年人才，并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之后，一大批优秀青年教师很快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纷纷开始挑起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大梁，极大地弥补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所造成的学术梯队断层和青黄不接现象，从而使杭州大学师资队伍的素质和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据统计，从1987年到1995年，先后有179人（次）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或副教授，其中40岁以下晋升教授的有19人，35岁以下晋升副教授的89人。在校内一度被传为美谈的如心理学系的王坚，他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时年仅30岁；又如数学系陈杰诚被破格晋升教授时也只有30岁。随着一批青年教授、副教授的出现，高级职称的平均年龄明显地降了下来。如我校教授“文化大革命”后的平均年龄为70岁，在1987年教师职称晋升后就下降到57.3岁，到90年代则又有进一步降低。到百年校庆时，杭州大学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都已经得到十分明显的改善。当时全校有专任教师1241人，占教工总数的47％，其中博士生导师38人，教授164人，副教授509人，讲师584人。高级职称教师占教师总数42％，45岁以下的教师有797人，教师平均年龄则从1985年的48岁下降到1995年的43岁。这样的师资队伍在当时的兄弟院校中也是显得相当突出的，颇为人们所羡慕。应当说，沈校长以他的眼光和魄力在这项工作中居功至伟。
就我个人而言，在杭州大学率先实行对青年教师的破格晋升、推进中青年教师的博士化工程和选拔年轻人担任校院两级负责人的过程中，都是受惠不浅的。首先，在1990年6月，我申报了破格晋升副教授。按常规，我是1987年升的讲师，晋升副教授一般是在1992年下半年。但是正因为学校有破格政策，使我提前两年多就在首次申报中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其次是1994年，学校决定实行“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并积极鼓励已有高级职称但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攻读博士学位。这一举措在后来的实践中也被证明是十分英明的，确实在各兄弟高校中走在前面。正是靠沈校长的鼓励和支持，我才下决心克服诸多困难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从而解除了个人发展上的一个后顾之忧。再次，杭州大学当年不仅破格选拔出一批年轻人当教授、副教授，同时还在管理岗位上大胆任用年轻人，让他们在校院两级领导岗位上施展才华。我和徐辉、胡建淼等人在担任学校的副书记、副校长时都还不到40岁，另如史晋川、肖瑞峰、王坚和陈杰诚等一大批人任系主任、副主任时，也都很年轻，但他们都已经挑上了业务工作和管理工作两副重担，在学校的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促进开门办学，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沈校长是位十分严谨的学者，但是在主张高校承担和履行社会服务的职能方面，他从来都不保守。他坚持以改革开放带动学校发展，坚持发展要以内涵为主的方针，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为浙江和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那时候他的年纪已经较大，身体也不是很强健，但是仍然不辞辛劳地跑地县，跑企业。我曾跟随他花了一个多星期，跑遍台州的所有县区，与政府和企业谈交流合作。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杭州大学走出去，请进来，与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大型企业及兄弟院校搞了不少有声有色、十分精彩的合作项目，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如我校与义乌市委、市府共同创办义乌分校；联合省人民银行等金融单位组建金融学院；联合省新闻广电系统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省乡镇企业局组建乡镇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与中达集团等创建旅游学院；与德清县政府共建杭州大学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园；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实行校际合作办学；与省政法干校联合办学等。通过这些合作，使杭州大学不是把自己关在高楼深院，单纯地教书做学问，而是主动与经济建设主战场接轨，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互相促进。这样，一方面为杭州大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众多的机遇，大大增强了办学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也确实为社会和企业解决了许多人才和科技方面的困难，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作者简介]费君清（1955-），男，浙江宁波人。博士，教授，浙江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曾任杭州大学校党委常委、副书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浙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专家组专家、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陆游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社联副主席、浙江省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人文社科专家组专家等，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