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系里有一个藏书十万、期刊基本齐全的资料室。历史系的资料室在全校是出名的，许多外系的老师也到历史系查阅资料。系资料室由几人组成，设主任（楼子芳）管理，进书、编目、修补工作不断开展，尤其是线装书、外文书、民国时期的书，设有专室，现在看来许多书也成为“文物”了，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也有七八十年了。可惜现在取消了这个资料室，无人管理。
四是系里有一个独立的文物室，是多年多人收藏积累而成，我曾请省博物馆的专家来鉴定过，其中国家一级的文物有好几件。文物室内有玉器、钱币、青铜、瓷器（如宋的五管瓶），还有甲骨片。
五是在沈校长任内建了一座历史大楼，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规模不大，只有几千平方，五层，至今仍基本上由历史系单独使用（可惜被肢解）。更可贵的是，在沈校长任内，我们系被评为国家教学基地，成为当年十几所高校的历史系教学基地之一。沈校长把我推去参加教育部评定委员会。这次是中文、历史合并评定，有十几所委属大学，三所地方性院校（杭州大学、西北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我校中文系据我看到的资料排为第五名，历史系排为第十名并列的三所。我系有两个博士点，与几所委属大学的历史系并列，甚至比其中一二所大学还多一个点。一个点是了不起的，像江西省，当年全省还没有一个点。我作为在场的评委，属少数来自地方性院校的评委，上基地的可能是很大的。结果杭州大学历史系被评为国家教学基地，挂铜牌，每年还给钱。
六是我系主任办公室也比较“先进”，当时看来是很“舒适”的，地面、家具、墙壁一个颜色，窗帘是自动的，沙发是旧的，但也得体，办公桌是“老板桌”，里外各一间，里间是小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椅子是软布椅。连沈校长同党委书记薛艳庄都说过“我们到‘杨办’看看”。由于我在学校干过十年行政，到系里任职是干得比较顺手的。当时金普森任系主任到年龄了，学校提出四位教授中选一位来主持，我毛遂自荐“我当系主任比较合适”，沈也同意了，就是嘱我“不要对人太冲”。我曾私底下说过我对沈是“不叫不到，不给不要，不哭不笑（即不亢不卑）”。我还有一个论调，系主任最好由本系毕业生就任，因为他是亲生儿子，爱这个系，爱这个母亲，外来的怕被糟蹋掉，不爱惜，不心痛。当然，我知道这个想法太偏激。
3.对外开放
我们是从一所师范性的院校发展而来的，它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和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当时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俄文专科学校合并成浙江师范学院，校址在之江大学原址。1958年根据国家的需要，新建杭州大学同浙江师范学院合并，以师院为基础，定名为杭州大学。沈校长是这个学校历史系毕业，很了解这个学校，也很爱惜这个学校。立足于这个学校的基础，必须打开思路，对外开放，步入现代的综合性大学，这就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沈校长主持下，学校先后同十二个国家的五十二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派出四百多名教师进行合作研究、访问进修，并请进二百多名外国专家来校任教。还聘任了一百多位海外著名专家为杭州大学名誉教授、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接收二十五个国家五百多名留学生、六百多名进修生，批准向港台澳地区招收学生。沈校长对这项工作是非常细心的，经常坐在外事处办公。有过一个笑话，外事处处长同我说过，因为有人要在外事处发传真到境外，就通过沈校长先同外事处打招呼，外事处同志有一次就开玩笑地对沈说：沈校长你日理万机，这个传真机你就不要管了吧。
4.大学里读书是根本
在大学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们的根本是读书。当然，大学是塑造人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是要多方面进行的，而读书是一个基本途径，否则的话，进大学塑造什么呢？！
怎么来读书呢？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听到一位名人的九字言，即“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据我现在理解，所谓“读死书”即书是死的，要把它读活，把平面的读成立体的，有层次，有活动；“死读书”即要钻研地读，不是一掠而过，泛泛地读，而是要研究书的内容，要学以致用；“读书死”，即活到老读到老，读书读到死为止。其实人的一生读书非常有限，就算一周读一本，那么一个月读四本，一年四十多本，算五十年，也就二千多本书，假如稍微精读一点，减一半，就是一千本书。常听古人说“读万卷”，古代“万卷”，那是几千字、几十页就算一卷了。可现在不行了，几十万字、几百页才成为一本书。谁又能读这么多书呢？！
就我们中国史专业来看，读书有几个特色： 第一，必须打下文字（文言文）功底。没有一定的文言文功底，怎么能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呢？我在历史系当助教时，徐规教授还给我们这批年青教师每周讲解《古文观止》，要我们背诵，还进行考试，压力非常大。第二，史学是一个逻辑思维，不是形象思维，虽然不能以“考据”作为唯一，但必须言必有据，辨明史实。要求我们搞史学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管一站”且管一个小站。史学领域分为中国史与世界史，无论中外又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还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民族、文化，等等。像我，算是“史学家”了，实际上只懂得中国史，又限于近现代史，又限于现当代，又限于民国史，又限于民国人物且是主要人物，自己实在懂得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第三，大学本科是人生读书的真正起点。要读的书多多，可时间又十分有限。本科四年，读专业（史学类）书顶多只有两年半至三年时间，即使三年全力以赴也只能读一年四十周，三年一百二十周，每周一本书，合计一百几十本书。什么“文理渗透”、“学科交叉”、“跨学科”等等口号均为糊弄人的。眼前，在这些口号下未见出过什么样的“人才”；眼下的制度也难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才”，至于培养什么“大师级”人才那更是瞎吹了。
我们历史系出过“茅盾文学奖”，出过拥有几十亿资产的总裁，也出过中央部级的干部，那并非上述这些口号的结果，而是他们在历史系打下扎实基础的结果。沈校长是读书型的校长，不仅专业书（中国哲学史，尤其是王阳明研究），许多人文书他都广泛猎及。我平时上他家聊事，他总是手不释卷，孜孜不倦。他是靠读书来治理大学的。
5.同游河西走廊
沈校长卸任以后，我正好在系主任位上，趁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会议，邀沈同游河西走廊，这是沈的专业，既可以散散心，又可以看看河西走廊。我们从兰州出发，看了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还看了甘南的拉卜楞寺。沈对风景并不十分在意，而对和专业有关的，就非常执著。如拉卜楞寺，这是甘南藏族地区最大寺院，与西藏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和青海塔尔寺合称我国喇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全寺面积占地一千三百亩，主要建筑有扎仑六所、拉康（佛寺）十八所、囊欠贝（活佛公署）十八所、讲经坛一座、印经院一所、藏经楼一所以及僧侣万余。沈对这些虽然走马看花，但尽可能地点滴不漏地参观。他对敦煌的莫高窟同样十分崇敬，推及到我校古籍所，从姜亮夫教授开始，现在的一批年青才俊，沈都是十分珍惜，为他们的成长，花费了不少心血。沈对千佛洞这个古代艺术宝库的壁画与彩塑，兴味甚浓，尤其对现编十六号洞窟发现的藏经洞，内藏写本遗书、绢画、刺绣等珍贵文物五万多件中，许多被帝国主义分子大量盗窃和破坏之事，十分关注。我们一路走一路拍了许多照片。
我在系里当了六年系主任。沈更是全心全意地干了十年校长。他是尽心尽力了。他不是完人，他有他的习惯与脾气，仅举一例，如不熟悉的人同他打招呼，他很难热心应答，对女性打招呼更是“冷漠”，我老伴说过她曾一个人遇见沈，叫一声“沈校长”，他是爱理不理的。我听地理系一位女教师说，一次同沈打招呼，沈也是爱理不理。
她们都非常生气，有意见，说以后遇见沈再也不理他了。真是冤啊，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想了很多很多（很多天与很多事），下笔只写了一天多（5月30日、31日），不周全，很零碎，多失误，敬请沈校长与同仁谅解，还是雪克教授嘱：“协调平衡”、“掌握分寸，实事求是”、“望慎思之而后定”，但这很难很难，非属下所能做到。
[作者简介]杨树标（1938-），男，1956年进老浙江师院历史系读书，1960年由杭州大学毕业，1960年至1962年到中国科学院近史所进修，返杭后一直在杭州大学任教至四校合并。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致力于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民国要人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已出版过几十种著作，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以《蒋介石传》、《宋美龄传》称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