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实践证明，中国的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在中国农业人口基数大，国土面积广的基本国情下，正是各项国家政策将位于国家治理两极的政府和农民联系起来。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对于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生存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作为国家、政党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活动计划和行为准则，只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特别是‘政策下乡’才进入农村社会生活中，成为影响农民日常生活和命运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而又散漫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通过政策下乡的方式，原本自由散漫的农民被集中统一于一个权力中心周围。同时，政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两者构成了一个循环互动系统。
国家的各项政策从宏观上决定了农村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是政策要真正起到作用还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传播和落实。“政治合法性是政治认同的产物，而信息传播是政治认同产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对有关农村政策传播进行研究可以使有关涉农政策的信息得到更加有效的传播，从而为政策的落实和新农村的建设奠定基础。
涉农政策传播关系到各项对农政策的有效落实及新农村建设进程。但是长久以来，这个领域却未进入到学界的视野当中。有关农村政策传播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得到学界关注的，总的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向：一是不同类型的涉农政策信息传播渠道的传播效果；二是国家涉农政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法；三是乡村治理中信息传播的影响、作用和模式的变迁。
在已有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信息存在缺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农村受众的流动，意见领袖的缺位，媒体功能的缺席以及政府的科层性”，为此必须建立以农民为核心的受众群的传播机制，以及完善的信息反馈、调节机制。对于信息传播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联系，有学者指出，“在‘乡政村治’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会议系统已经在乡村的政治传播中失去效用，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广播和电视”。因此，“电视下乡已经成为现今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对于乡村基础的治理并不一定是正面作用”。
对于目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以政府科层体制为基础的组织传播和以“半熟人社会”为背景的人际传播构成了农民了解国家涉农政策信息的媒介环境。那么，这三种传播方式对农民的接近性如何？哪种传播途径在与城市信息环境大不相同的农村更为有效？三个传播链条在政策上通下达的过程中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并形成农村复杂的政策传播环境的？农民对国家涉农政策信息认知状况与态度又是怎样的？有着什么样的需求？为了准确了解和准备把握上述问题，我们于2009年9月——2010年3月在江苏省J市进行了国家涉农政策的传播现状与传播渠道的实证研究。
J市位于江苏省中部，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人类从事各项农业生产活动。1994年7月，J市撤县建市，是为县级市，境内地势平坦，河湖交织，通扬运河横穿东西，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328国道，宁通一级公路，京沪高速和宁启铁路在境内交汇，水陆空交通均较为发达，素有“江淮孔道”、“苏北门户”之称。
在经济实力方面，J市连续八届被评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入选“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
如果将J市所处的苏中地区置于江苏省的整体情况来看，则它恰好处于苏南（苏、锡、常）地区和苏北地区的中间层次。以社会转型的进程而言，苏南地区的农村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走上了基本富裕的道路，农村的脱胎换骨也已经平稳地得到实现。而苏北地区农村则仍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虽然最近几年也在赶超式的发展之中。但苏中地区的农村，则恰好符合普遍意义上的转型期的农村型态。
一方面，农村因为工业化和土地置换问题正隐藏着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农村社会秩序处于失范或重构之中。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乡村治理能力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村民自治选举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出现了反向效果，亦即行动上的“形式化”和社会心理上的失望。因此，以J市农村地区为对象的涉农政策传播效果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主题为“对农政策传播现状与需求”的调查问卷的设计包括六个部分：基础信息，主要涉及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基本问题；当地农民的媒介使用情况以及农民对新闻媒体的看法和态度；农民了解涉农政策传播的主要途径；以村民自治政策中的村民选举为个案进行研究；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为个案进行研究；当地的基层干群关系等。问卷调查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依照J市的人口统计数据，在J市12个乡镇中抽取了D镇、P镇、Y镇、H镇、S镇、G镇、Z镇、F镇、X镇、W镇共计10个乡镇进行了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2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4％。问卷数据统计是经编码后采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有效的221份问卷中，被调查对象中男性比例稍稍高于女性的比例，但是总体上来说男女比例比较均衡，分别为57％和43％，这比较符合此次以政策传播为主题的问卷调查男性更有兴趣填答的现实。但是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36～65岁之间，而其中又以56~65岁之间的样本比例最高，为22.2％，36~45岁的次之，为20.8％，两个年龄段的样本比例高达43％。
这也符合当今农村社会的打工潮景观。大量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在农村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打工潮的兴起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向城市，打工也成了很多农民的职业。
在此次调查中，被调查者的职业为“打工”的比例居所有职业之首，为37.1％，其次是“个体经营”，为22.6％，而纯务农人口只有15.4％，这与当地农村的经济格局类同，绝大部分的农民已经不靠土地吃饭了，57％的农民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由于当地的乡镇企业发展比较迅速，因此，很多农民选择了就近务工。但是，“打工者”仍然是所有职业比例中最高的。这一现象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新鲜事物和新的理念，这必然会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以及政策的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小学，分别为41.2％和31.7％，高中和大专的极少，两者加起来的比例也不过27.2％。在进村访谈的时候，留守村民文化程度偏低也是调查员的一个明显感受，由于中青年劳动大都外出打工，留守在农村家中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在访谈过程中，很多访谈无法深入下去就是因为被访对象的文化程度太低，即使他们很热情。不仅是调查员有这个感受，在对村干部或者村能人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他们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当然，由于国家在农村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现如今农民的文化程度已经较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但与城市人口相比，还是处于偏低的状态。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我们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以J市的10个乡镇为调查地点，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对上述乡镇中的部分村干部、村能人及普通村民进行了访谈。研究内容涉及村民对于国家对农政策的接触途径；村民对政策的认知、解读、态度；乡村社会政策传播过程中不同渠道的传播效果与存在问题等。这些访谈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农村政策传播的现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一、农民对于政策信息的接触渠道、态度及需求
对农民日常的政策信息接触行为进行了解是准确把握涉农政策传播过程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对当地农民的政策信息接触行为和渠道、对现有主要政策信息的认知和评价，以及对现有传播手段的态度进行了调查，以期能够从中发现涉农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同传播方式及行为的影响与互动关系。
在了解农民接受政策信息渠道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的日常媒介接触情况进行一番调查。农民的媒介接触情况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政策信息接收渠道。由于J市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因此，这里的农户家庭绝大部分都安装了有线电视（95.9％），有些村民还安装了数字电视，他们对电视媒介的接触程度比较高，81％的村民都是经常看电视，18.1％的村民是偶尔会看，只有0.9％的人选择了基本不看电视。
而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村喇叭在如今农村已经基本看不到踪影了，只有10.9％的村民指出他们所在的村还有村喇叭。通过深度访谈我们了解到，村广播之所以退出了村民生活原因主要是设备维护经费的欠缺问题。
不仅有线广播在农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无线广播亦是如此，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家里还有收音机的农民只有24.9％。
经常看报纸和经常看书的农民比例分别为35.3％和29％，对比经常看电视的农民的比例，可以窥见出电视媒介的出现对农民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与改变。
而网络这一新媒体对于当地村民还是比较陌生的，64.3％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而是在少数的上网群体中，通过网络来了解政策信息的只有27.8％，他们上网的目的主要是休闲娱乐（87.3％）、浏览新闻（75.9％）以及与他人联系（57％），这样看来，网络对于当地农民更多的是扮演一种娱乐工具的角色。另一种新媒体——手机在村民中的普及率较高，使用手机的村民占到了77.8％，大部分使用手机的目的都是接打电话、收发短信。除此之外，使用手机进行休闲娱乐的也占了一定比例。
总之，电视在农村的普及决定了电视媒介是农民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
当然农民们的日常媒介接触情况并不能够代表其政策信息接收渠道，除了大众传媒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渠道。
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与上述农民日常媒介接触习惯一致，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媒成为农民了解国家政策最主要的渠道。其中超过一半的人（65.2％）认为他们是通过广播电视知晓国家的对农政策的。其次是报纸杂志，比例为21.3％。亲朋友邻也是农民了解政策信息的重要渠道，比例为19.9％。同时，作为新兴媒体的互联网在农民接触政策信息的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占比例为13.1％。而传统的政策传播渠道，如村委会和村干部、宣传栏和公告、标语口号、宣传单等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分别为6.8％，1.4％，2.3％和3.2％，甚至远远低于后起的互联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手段在涉农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效用，新兴的网络媒体在农村市场中的份额也不可小觑。而传统的政策信息传播方式，如村委会和村干部、宣传栏和公告、标语口号、宣传单等发挥的作用则日渐萎缩。
另外，通过所显示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村民将作为基层组织代表的基层干部当做自己了解信息渠道的比例很低，只有6.8％。因此，调查数据显示出的大部分村民认为基层干部在政策传播过程中几乎无为的状态也不足为奇了。对于基层干部传播政策信息过程中可能使用到的各种方式，在农民的认知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正如统计数据所示，由于受到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农民没有接触到基层组织通过互联网和镇广播电视站来传播政策信息的状况是可以理解，两者的比例分别达88.7％和79.2％。但是诸如会议、入户讲解、宣传单、村务公开栏以及宣传栏、标语口号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传播方式也很少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如37.6％的人认为村里没有通过开会传播过政策信息，53.4％的人认为没有接触到基层干部上门入户进行信息的讲解和动员，52.5％的人没有接触过政策信息的宣传单。同时，作为村务公开重要手段的村务公开栏也有45.7％的人选择了没有。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大众媒介的强势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之外，税费改革之后，基层组织权威性的衰落以及J市当地村村合并的过程也加剧了农村生活状况的原子化，而以集体性为特点的组织传播方式无可避免地日趋式微了。自然而然地，基层组织对国家涉农政策信息的传播是无法满足村民在这方面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