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仍有部分村民对于村干部动员改厕的行为认同感不高，认为其仅仅是为了完成上级的行政任务。因此，村干部在推进政策传播时，应该注意传播动员方式，充分利用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点，在行政权力推动、人际传播影响的双重动力下，采用农民乐于接受的传播方式，切实促进政策信息的传播和农民态度的改变。
除了对村干部推行改厕政策的评价，村民是如何看待改厕行为本身的态度，也是我们此次调查所关心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检验出改厕政策的最终传播效果。根据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实施改厕的农民对改厕政策的评价较高，高达90.7％的被调查农民认为改厕对改善村民健康有帮助并支持改厕，有88.7％的农民同意改厕有助于卫生习惯和卫生意识的提高，有89.4％的农民认为改厕是很必要的。即使当初部分农民实施改厕时是迫于行政压力，但经过改厕行为的实施，他们看到了改厕的真正利益，切实经历了改厕后焕然一新的村容环境，因此他们对改厕的态度也得到了根本的转变。我们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有些村庄不是改厕村，但这些村部分农民听说附近改厕村改厕后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提高，因此主动向本村村干部要求进行改厕。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的政策传播与落实的示范效应及熟人社会的人际传播效应能够促使改厕运动的进一步推行、扩大，是一种典型的创新扩散过程。
因此，改厕过程后期农民的评价与反馈对改厕工作的推进也有着重大意义。
如果政府推行的某项健康政策能够真正给农民带来利益，农民对该政策有正面评价，那将会以点带面，这些好的评价将传播到其他农民那里，先促使小范围的行为实施，再进一步促进整个村落的改厕行动。因此，选择典型示范并借助人际传播将“典型”进行宣传会大大促进农村工作推行的效率。J市政府推行改厕政策正是利用了这种工作方法，在各镇选择部分村落作为改厕村，在改厕村中又选择健康意识、思想觉悟较好的农户开始推行改厕并将其作为改厕试点，示范试验点先行，开放给其他农民参观，让农民看到改厕的实际效用，再通过口耳相传，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并促进其改厕行为的实施。此外，政府还为改厕村提供优惠政策，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减少改厕推行面临的财政困难。总之，政府在农村进行健康动员、落实健康措施，需要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示范传播改变农民的观念意识。
2.“新农合”：国家政策传播的社会化推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是一项普及广大农村人口、切实改善我国农民健康医疗保障的举措。J市自2003年开始实行新农合政策，在市一级成立了J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和J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镇一级设立了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和办公室，村里就由村干部负责相关工作。J市推行新农合初期并不顺利，由于旧农合实施过程中有些不公平的现象，农民对旧农合很不满意，因此当新农合刚开始实施时，农民认为新农合和旧农合差不多，所以不太接受。当时政府就有一些强制性的做法，让农民交上钱，一年后，新农合真正给农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农民们才慢慢接受。从2003年至今，J市农村家庭参合率逐年提高，新农合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参合农民受益较大，农民对其态度也由一开始的怀疑、观望到渐渐接受并认可甚至称赞，可以说，新农合制度是国家健康政策在J市成功传播的典范。
（1）农民的政策认知及其参与动机
首先，我们对J市农民对新农合的知晓率进行了调查。被调查农民中，有92.4％知道新农合，但也有7.6％没有听过新农合。参加了新农合的被调查者比例达到90％，未参合者占10％。这一数据与J市新农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的参保率达100％有一定出入。当然，由于新农合参保方式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因此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自己家参保了，但是家人办理的，自己并不知情。
接着，我们还对农民对新农合具体内容的了解做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44.6％和45.5％的被调查农民比较了解新农合的报销程序和报销范围，此外还有26.8％和25.1％的被调查农民对这两项内容有一些了解。
这说明对于新农合制度的报销情况，有多半农民比较了解或多少了解一些，他们通过大众传媒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宣传对新农合政策有了基本的认知。对报销程序的认知是利用新农合制度进行报销的前提，但就以上数据而言，农民对新农合如何报销的了解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在此基础上才能促使农民充分利用新农合制度获得自己的实际利益。此外，被调查农民中，有53.0％的人知道新农合的定点医院，48.3％的人了解什么是“即看即报”，40.3％的农民知道新农合大病报销限额，这几项数据比例差别不大，与之前农民对新农合报销情况的了解程度也较为相似，这说明了解新农合的农民的新农合的各项内容都比较了解，从侧面说明了政府对新农合政策进行传播时基本做到了政策宣传的全面性，没有遗漏政策的内容。不过，值得关注的是，42.9％的被调查农民不了解2009年新农合筹资标准，即参保者需要交多少钱，这背后可能的原因有几个：第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子，村委会出资为本村农民集体办理了合作医疗，所以有些农民并不知道合作医疗需要交纳的保险金数额；第二，被调查农民中有些不是家里的决策者，所以有些只知道家里参加了新农合，但并不清楚一年需要交多少参保费；第三，对新农合的新规不关心，每年就“随大流”参加就可以了，并不关注相关政策的革新，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比较低。
总体看来，农民对新农合制度的认知情况较为乐观。就目前J市农村新农合的参保情况看，提高参保率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政府下一步工作的关键就是引导农民树立对新农合更正确、更全面、更深入的认知，并切实落实为社会参与——农民真正通过新农合制度报销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依法、依程序获得自己的利益。
除了对于新农合制度的认知状况调查，我们还重点对农民的参保动机进行了了解。一般情况下，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中，农民的参保动机大致可分为正常化和权益化两类：前者是指农民把关乎自身健康的个人行为与国家新农合制度融为一体，其参保时间是长久的、终身性的；而后者则相反，存在权益化参保动机的农民并未真正意识到新农合的益处，没有认可这样国家政策，其参保行为也可能是被动的、非持续性的。在J市，新农合政策刚开始推行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仅仅迫于政策要求而“不得已”参保，属于权益化的参保动机，政策实施六年后，农民在更加了解新农合、享受到新农合带来的经济利益和保障功能后，农民的参保动机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农民中，完全正常化参保动机占据了近一半比例，有46.8％的农民认为“政府宣传了新农合的好处，自己觉得能从中受益”所以才参加了新农合。这些农民参加新农合基于其对新农合制度正确的认知，因此他们这样的行为是基于认知、理解做出了态度和行为的选择，是一种理性的、持续性的参保行为。其次，因为村干部的动员而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比例达到43.6％。J市新农合办公室主任也告诉我们：“当时（指新农合制度刚推行时）村干部可能有一些强制性的做法，先让他们交上钱，一年后，他们真的因此获利了，之后就慢慢接受了。”
其实在农村推行某项政策，真正能直接认知、理解并参与的农民还是有限的，许多农民要真正看到实际利益后才会做出行为的实施。村干部在推行某项政策时会采取强制、拉拢等方式，先把行为落实，再通过实际行为带来的效益从认知上改变农民的想法。这种方法不是不可取，但村干部在实施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不能让农民对村干部产生完全反感的态度，否则农民与村干部之间的不信任感更会影响其他国家政策的落实。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因为其他农民参加所以跟风参加的农民有18％，这说明群体效应在农民做出行为选择时也起到一定作用。因此，村干部在村里推行某项政策时经常会先从“积极户”开始，以其“意见领袖”的作用带动其他周围农民的行动，再进一步利用群体效应影响剩下的未作出选择的其他农民。
另外，也有16.4％的被调查农民因为家庭主要成员决定参加新农合而做出了参合的行为。在农村，家中的长者或男性角色更多地担任家庭主要成员，新农合以户为单位的参合方式就意味着主要成员的决定就代表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决定，因此政府在推行类似的政策时，可以着重对家庭中“当家做主”的成员进行说服，以此达到高效的传播效果。
（2）政策传播的乡村渠道及其效果反馈
通过的统计结果表明，村干部上门宣传是农民了解新农合信息的主要途径，这再次说明在传播国家政策信息的过程中，村干部上门动员发挥的传播效果十分明显。农民了解新农合信息的第二大传播渠道来自大众传媒。被调查农民中有30.8％的人选择会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了解新农合制度。农民通过村干部了解国家政策在地方的具体规定，而通过大众媒介，他们更关注的是中央政策的实际内容，以此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形成对照。
此外，亲戚朋友、其他村民也是农民了解新农合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农村的半熟人社会里，村民、亲戚之间的话题虽然是琐碎的家长里短，但也不乏一些国家政策在他们眼中的解读。在走访过程中，许多农民告诉我们本村有谁通过新农合报了多少钱，这些信息在农民之间的传播无疑会让农民更加关注新农合，也了解新农合是否会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
另外，市政府相关部门着力实践的宣传方式——宣传单、宣传册也为促进新农合政策的传播做出了一些贡献。其中有13.2％的农民表示会阅读政府发放的关于新农合政策的宣传单、宣传册。不过这个比例与政府所实施的努力有些不成正比，为什么宣传单/册在农村的宣传效果不甚理想？我们就农民是否收到过《致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员的一封信》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从来没收到这份宣传材料的农民比例高达70.4％。然而J市新农合办公室负责人谈到，这份材料每年都会向各家各户的农民发放，因此村干部没有切实落实发放工作是宣传材料宣传效果不好的一大原因。当然，农民的文化程度和媒介阅读习惯（相对比纸质材料，农民更喜欢声画兼备的媒体，如电视）也决定着发放宣传材料或许不会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只能作为辅助的传播手段。
政府对农政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了解、认可、并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和围绕政策开展的工作。新农合的参合率固然是衡量新农合政策传播的重要指标，但农民对新农合真正的认可度和参与意识在政策持续推行进程中则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农民是否认同政府的政策决定着政策落实的真正效果和政策发挥作用的持续性。
由的数据统计结果可知：有85.3％的被调查农民认同“新农合是一项对农民有利的好政策”，这表明大部分农民在整体上认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政策。就传播学角度而言，至少农民通过政府和媒体的宣传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流了解了新农合政策的内容，政策本身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传播。其次，被调查农民中认为“政府积极落实了新农合，农民得到了实惠”的比例占到80.1％。由此可见，大部分农民不仅认可新农合这项政策，也认可了政府在落实新农合政策时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