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上述两组数据相对照可以发现，农民目前最需要的公共文化设施为体育健身类设施，这类设施中户外健身器材较为普及。但室内的体育活动室（健身房）还比较少，尚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体育健身的意识也不断加强，所以对这类公共文化设施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
调查中发现96.8％的农民觉得锻炼身体很有必要，认为近几年村民对锻炼身体越来越重视的农民也占到了79.5％。户外健身器材由于其成本低，开放性强成为体育类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点，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现有的户外健身设施种类还比较单一，且数量太少（一般一个村只有一处）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多样化的需求。18.7％的调查对象明确表示自己对现有的户外健身器材不感兴趣，从来不去使用。如果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多建设一些室内的乒乓球室、篮球馆、健身馆，多引入一些健身器材免费给农民使用，可能会更符合农民的文化需求和利益。
而在镇文化站的设置上，农民的意见和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从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把文化站作为最需要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农民只有18.6％。而文化站却恰恰是各个乡镇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建设的文化设施，也许文化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政府文化建设成果的平台，但还不是一个能使农民从中获得实实在在文化享受的场所，这显然是与农民的实际利益所不相符的。相比较于镇级的文化站，更多的农民更愿意选择村级的文化活动室。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大多数农民都认为镇上太远，去玩不方便。加上在村里的活动室可以跟熟人一起活动，也比去镇上有意思。农民关注的更多的是在他们身边的、触手可及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在规划安排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当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农民才是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最终使用者，是文化建设的服务对象，他们的利益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他们的意见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农村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发展农村文化的物质基础，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各地都投入了相应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从建设的成效上来看，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所调查的J市农村，各个镇都已经配备了文化站、体育健身设施和农家书屋等基本的文化设施。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当前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还有很多问题。
首先，这些文化设施一般都分布在镇上，真正落实到行政村的文化设施依然很少，文化设施分布的不合理制约了农民的使用。大多数农民由于距离远、没时间等原因并不会到镇上去使用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所以这些文化设施在事实上并没有给广大农民带来益处。
另外，各地的公共文化设施种类比较单一，一般就是设立一个文化站，建一些阅览室，再加上几处简易的体育健身设施，非常的单调，农民对这些设施的使用兴趣并不高。在提供公共文化设施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文化需求，造成了这样一种尴尬的现状：一方面农民抱怨农村文化设施严重不足，农村文化生活单调枯燥；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却无人问津，闲置浪费。还有一些地区，把本该无偿提供给农民的公益性的文化设施承包出租给营利性的组织，用于经营，扭曲了公共文化设施公益性的性质。
可以看出，虽然各级政府都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倾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实际的成效并不明显。农民对这些设施的使用率很低，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到底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文化设施，怎样提供，才能使这些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发挥作用呢？其实，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从农民的切实需要和利益出发进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建设的规模、数字上的成就，这样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益。同时还需要丰富公共文化设施的种类，提供多样的、有趣味的、符合农民喜好的文化设施吸引农民使用。另外，在公共文化设施地点的安排上也应考虑到农民接触的便利性，同时提供配套的完善服务，加强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维护，让农民通过这些设施来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真正发挥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二、“送文化下乡”：来自农民的参与与反馈
送文化下乡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送文化下乡活动给农民送去优秀的文化产品，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的发展。
在J市，目前农村的送文化下乡活动还主要集中于“送电影下乡、送扬剧下乡和送文艺演出下乡”三个部分。总体来看，基本上每个乡镇都会有送文化下乡的活动，但农民的反馈显示这些活动的数量比较少、频次比较低，形式还比较单一。另外，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或领导重视程度的不同，送文化下乡活动开展的情况也各不相同。相应地，农民对于“送文化下乡”活动的参与、需求及反馈评价等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和问题。
1.农民获知送文化下乡活动的信息渠道
从送文化下乡活动信息的获知渠道来看，村民们获知送文化下乡的相关信息主要是通过人际间的传播，活动在宣传告知方面成效不明显。例如，在问及农民是通过什么渠道获知送电影下乡活动时，排名第一的选择是“通过亲朋友邻转告的”，占到了70.2％；处于第二位的是“自己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的”，占63.7％；其次是“村委会、村干部通知的”19.4％。而通过传播媒介得知送文化下乡活动的比例非常少，如“在户外宣传栏、标语、横幅上看到”的农民有9.7％，通过村喇叭得知相关信息的农民有8.9％。送扬剧下乡活动的情况也与之相似，通过亲朋友邻转告得知相关信息的农民有68.1％，自己路过看到的人占43.1％，而通过宣传栏等渠道获知信息的农民只有12.5％。另外，送文艺演出下乡也与前面两项活动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通过对农民获知送文化下乡活动的信息渠道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人际传播在乡村传播机制中仍然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点在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加以利用。二是对送文化下乡活动的宣传工作仍然做得不够，没有整合多种传播渠道和资源，这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对送文化下乡活动的知晓度、理解度进而影响其参与程度，直到影响到送文化下乡的效果。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农村社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农民平时接触媒介机会相对较少，信息来源比较单一，很多消息都是通过身边的熟人，如邻居、亲朋好友们的转告而得知。加之农民的文化程度目前还是偏低，对信息的有效解读尚有一定的困难，许多信息需要通过他人的解释才能理解，所以人际传播仍然是乡村信息传播中最重要的手段。在送文化下乡活动的宣传方面，如果可以好好地利用乡村人际传播的优势，把有关送文化活动的相关信息及时、有效地传达给村民，通过解释活动内容等方式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有利于扩大送文化下乡活动的传播效果，使其体现出更大的价值。
另外，在访谈中我们还发现，不少村民参加送文化活动的动机也与乡村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有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求学或是务工，留在农村的多是老人和儿童，他们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当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普及以后，大多数的农民都依靠看电视、打麻将等活动来消磨时间，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或是开展一些娱乐活动。面对这种改变，很多农民表示很怀念以前的那种人际交往密切的生活方式，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娱乐休闲，送文化下乡活动恰恰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很多农民表示，自己去参加送文化下乡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大家聚在一起玩玩，凑凑热闹。
“现在家家都有电视，谁还稀罕送电影啊？主要是能和大家凑在一起玩玩。”一位村民说道，“有时候我也不太想去参加这些活动，老实说这些活动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在家看电视呢！但大家都去，我也去呗，就当找个机会跟大伙儿玩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另外，参与送文化活动还可以让农民获得日后的谈资，可能在以后的好几天，农民们都会围绕一起观看的送文化活动聊天，给平淡无奇的乡村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从这个角度出发，更应当好好利用乡村中的人际关系、人际传播渠道来提高送文化下乡活动的宣传效果，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
除了需要利用好人际传播渠道来进行送文化下乡活动的宣传以外，还应当整合利用其他传播媒介提升对送文化下乡活动的宣传效果。例如，在活动举办之前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册等方式将一年内的送文化下乡活动的计划提前告知农民，将活动的安排常规化。这样既可以使送文化活动成为农村文化的固定组成部分，又可以让农民更好地把握活动的时间，安排自己的事务，保证活动开展的时候有空余时间参加。调查统计数据所示，大部分农民都希望政府采取这种做法，赞成提前每年公开送电影下乡计划的农民有66.8％，提前公开送扬剧时间安排的人占70％，提前公开送文艺演出下乡活动安排的人更是高达85.5％。
可见，大多数农民都认为提前告知送文化下乡活动安排的做法为他们参加这些活动提供了便利，更加方便他们参与，这无疑可以提高送文化下乡活动的实际效果。除了利用宣传单、宣传册来提前公布一年内的活动安排之外，还可以综合利用现有的多种方式进行送文化活动的宣传。例如，在村务公开栏里公布一个季度内的送文化下乡活动计划，活动前夕还可以利用户外宣传栏、标语、横幅等方式向村民提供明显的告知。最后再安排村委会、村干部挨家挨户的通知，做到全方位、不遗漏，确保每一个村民都知道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了解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流程，吸引他们参与，方便他们更好的观看，真正提高传播的效果。
2.农民对各类送文化下乡活动的实际需求
虽然各地的送文化下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基本相似，无外乎集中于送电影下乡、送扬剧下乡和送文艺演出下乡几类，但由于农民的年龄、兴趣、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对这几种活动的具体需求情况也是有区别的。
我们对所调查地区现有的送文化活动进行了排序，发现最常举办的送文化下乡活动是送电影下乡，占56.4％；排名第二的活动是送扬剧下乡，占32.7％；最后是送文艺演出下乡，只有21.8％的比例。
在调查农民目前最感兴趣的文化下乡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结果与之前的数据恰恰相反：农民目前最感兴趣的文化下乡活动是文艺演出下乡，占52.3％；第二感兴趣的是送扬剧下乡，占36.4％；最不感兴趣的是送电影下乡，只有32.7％的农民表示对其有兴趣。另外，还有24.5％的人对以上三种文化下乡活动都不感兴趣。
通过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相关部门在组织安排送文化下乡活动的时候或许没有真正考虑农民的文化需求和偏好。这种“供”与“需”的差异矛盾必然会影响文化下乡活动的实效。也许，这样的活动安排比例是符合以往农民的需求标准的，但这种标准已经在多因素的作用及时代变迁之下发生了变化。
以电影为例，需要送电影下乡的人数最少，原因可能集中于如下两方面：首先，电视已经在农村普及，大多数家庭已经安装了有线电视。电视台丰富的节目资源给农民提供了极大的选择范围，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喜好自由安排电视节目的观看。而在以往，没有电视的时候，能看上一场电影就能让许多农民感到满足，不过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农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意选择需要的电视节目观看。还有一些农民掌握了电脑的操作，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影片观看，对送电影下乡的需求自然就下降了。一位农民告诉我们：
“以前没有电视，大家能聚在一起看一场电影别提多高兴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了，一开电视想看什么节目都有，所以现在送不送电影对我们来说也无所谓了。”其次，所送电影的内容比较老旧，不能吸引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兴趣。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现在送下乡的电影题材都很老，或是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宣教的意味很浓，没有什么可看性，当然引不起农民的兴趣，有的地方甚至还在播放《地道战》之类的影片。“现在送下来的都是一些老片子，没有意思，谁愿意去看啊？要是放《阿凡达》还差不多！”一位农民说道。可见，也许我们真的低估了现代农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鉴赏力，电视、报纸、广播和互联网，包括手机等传播媒介已经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无论身处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乡村，每天我们都在接受大量的、同样的媒介信息。在信息获取方面，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已经慢慢变得模糊，这种趋势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越来越相似，文化选择也会慢慢趋于一致。在了解了这点的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少的农民对送电影下乡感兴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