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处也只有一句，而且是小注。他写道：
道光十年，计有一千二百八十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丁。内为奴者约者二百万。
“奴隶贸易”是北美殖民地发展所从事的一项重要贸易，奴隶所受的待遇也是非常残酷的。刊载于1785年7月12日《查理士顿》报的一份文件，记述了一名逃跑的黑奴被逮住后的情形。文中写道：
……立即绑赴刑场，先砍掉他一只手，他愤怒而倔强地忍受了这种酷刑。但当他那只砍下来的、血淋淋的残肢被抛进油锅时，他就好像在地狱受罪一样。此后才把他扔进油锅，最后，再把他吊起来……从中可见黑奴受虐待的惨状。黑奴所受酷刑，相对中国的刑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裨治文在他的著作中对此只字不提。裨治文之所以避而不谈，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美化其祖国。
旧中国以“天朝”自居，自视为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社会，而视中国以外的人都是蛮夷，称之为“四夷”。但是这一偏见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地球上所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都曾抱有过同一偏见，西洋人也不例外。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就是有力的例证。
第二节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语言翻译上的特色
一、裨治文的翻译技巧
把一个文化移植到另外一个文化中，需要进行语言的翻译。在这个翻译过程中可以看出译者本身驾驭语言的能力和技巧。
裨治文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在翻译技巧方面，运用了音译、意译、音意合译等多种方式。书中提及的国家、州、城市、山脉、河流等的名称多为音译，如Massachusetts译成“马沙诸些”，Boston译成“波士顿”，Appalachian Mountains译成“亚罢拉既俺”（今译“阿拉巴契亚山脉”），Washington译成“华盛顿”。也有意译的，如West Point，译为“西角”（今译西点）。音意合译的也不少，比如把New York译成“新约基”，North Carolina译为“驾啰连北”（今译北卡罗来纳）。
裨治文等人运用的另一个翻译技巧是“中国化”的写作手法。
翻译的过程需要用本土原有的语言去对应、理解、转述被译的对象，包括事务、制度、思想。对新知识的理解，同样需要传统的知识和语言去表达。“中国是一个旧有传统根深蒂固的文化大国，在接受外来概念的时候都力求与中国原有的概念相适应或相联系，除非这个概念在中国完全没有一点影子，否则国人不大容易接受全新与生造的新词。”美国民主政体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制度，如何翻译，包括用什么词汇、以什么样的口吻表达，这对裨治文等本就不深谙中国语言的传教士来说，在完全没有对应之词的情况下，要找出对应词语，既能被理解，又不被误解，可谓费了不少心思。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理解，裨治文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对能够用中国语言或物体套用或比附的，则尽量套用和比附，从而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中国化”。实在无法比附的知识概念，裨治文等人则创造出一些新词汇。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中国化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化的语言。譬如，在涉及年份的地方，一律采用中国年号，记事起于“明天启六年”，迄于“道光十七年”；书中称州为“省”。
作者用与中国职官相应的名称称呼美国职官，如称州长为“督抚”，称某人官职为“水师提督”。只是上下文称呼不一致。对“首领”一词含义有二，现在意义上的总统和美国州长，都曾被译作“首领”。
二是类比中国物体。裨治文以清朝为参照物，描绘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周边国家或海域。作者尽量从两国的疆域、风俗等方面的相似性或平等性中寻求中国读者对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非“蛮夷”）的认同，如下引文：
夫合省则属新方，大清则属旧方矣，不知合省与大清，其地方实相背也。论其沿海形势、陆地长阔，则彼此皆同，惟究其人物动静行藏，则天渊迥别。若圜地而论，周围共三百六十度，内三十余度属合省国，三十余度属大清国，故大清国与合省，实似是而非焉。
作者在描述各州情况时经常与中国省份（其中提到浙江省最多）作比较。
例如作者在介绍缅因州面积时就写道：
兹省内地之延袤，极与浙江省相似……
在介绍马萨诸塞州之气候时提到：
……每年不过三、四月下雪，故至四月春晴雪散，万物赖此而繁滋。土地地气，有如江苏省焉……
三是中国化的价值观。裨著对中国文化、价值观采取认可或者说是迁就的态度，以获取中国读者的信任与接受。这在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中有强烈的表现。
裨治文在序中首先介绍自己自幼好学，“四季日工而晚课，并无虚度片刻韶华”，后“登大学之堂”、“进大院”。这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农家子弟的求学过程。
因为“父母在不远游”乃是宗法社会的基本道德信条，像裨治文这样远涉重洋，哪怕不出三五载就回，也是要受到谴责的，所以裨治文在序言中写道：
予时二十八，适无内顾之忧，老父弟兄，一堂乐聚。于是欲游学于外国，以免坐井而观天，兼使异乡之言行，予得见之，予之见闻，播传异土。
在这里，裨治文根本没有提自己因为传播福音而来华，只道是家庭安乐，无须照顾，所以想“游学于外国，以免坐井而观天”，仿佛是极其仰慕天朝圣化，以至万里游学。裨治文以及他的中国助手显然意识到这种儒者形象较之传教士更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