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是在所难免的，但针对有关的批评意见，我们还是需要重申一点：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每周1小时的活动时间，并不至于占用人们太多的时间；而且，每个人最终拥有选择是否需要彰显公共精神的自由。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行使自己的个人自主性来做出有关的抉择。
其实，我们这里所建议的内容，恰恰是提升了个人的自主性。
关于这一主题，我们将在第七章中加以充分探讨。若要使自主性显得有意义，我们就要把多数人的观点作为思考的基点。在当前社会中，我们往往缺少参与志愿者组织的机会以及激励措施。事实上，这类活动或行为只是偶尔地被新闻媒体所讨论或被政治家所提及。
对于民主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他们想从事这类活动也变得难以实现。我们在本书中提出建议的目的，就是期望能够改观这一现象。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社会首先应该为民众提供各种有益的活动和机会，以便确保多数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中做出选择的空间。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一目标作为设计与共同体和邻里活动相关的激励性策略的基本原则，以便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与参与有意义的活动并体验到其中的潜在益处，并使人们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这类公共精神行动。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其中的一大好处就是：借此可以创建一种更为安全的、更具包容性的地方共同体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从参与这些弘扬公共精神的活动中获得一种成就感和自我满足。只有这样，我们就无需顾虑人们是否会抱着三心二意或相机行事的态度来对待这类活动了。
从英国的经历来看，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城市建筑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某些变迁，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许多民众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日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生活态度也由此变得穷于应付了。人们的生活只有顺应这种变化过程，例如，他们买卖股票，他们为了就业或升迁的原因需要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他们要筹划个人的养老金和医疗计划以防社会福利的不足等等。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状况和结构能够朝着更加赋予合作性的共同体行为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也许会看到另外一种社会景象，许多民众的行为将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之，就有关的争议而言，我们的目的很明确：我们不是为了诱骗或改造民众，而是希望通过民众能够参与到各种有意义的共同体活动来弘扬社会的公共精神。
事实上，激励民众的公共精神行为，与自由主义原则并非背道而驰。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尤其如马修·阿诺德（Mattew Arnold）、托马斯·巴宾顿（Thomas Babington）和J.S.穆勒等人，一直强调良好的道德观念是自由主义的前提条件，并主张要用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引导每个人。穆勒在《关于代议制政府的思考》（1991）一书中指出：“考量任何政治制度的首要标准，就是要看它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推进其社会成员在道德上和智力上具备了那些值得拥有的品质。”他同时还坚信，对于这些品质，人人都可以习而得之：“对于公益事业，每个人内心都可能怀着真切的情感和虔诚的意愿，但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19世纪英国所推行全国性的义务教育，对于民众履行选举的责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的“教育法案”颁布于1870年，这时的英国正处在民主改革时期。
事实上，J.S.穆勒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也经常会谈到公共意识以及利他义务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人们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与他人毫无关系，那么，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穆勒也赞同阿利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1935）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提出的主张：参与公共事务——即便是在最低程度上——可以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意识或宗派局限。
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计划会否定或贬低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因为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只要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人是自由的。但是，南希·罗森布鲁姆（Nancy Roseblum，1987）强调说，这并不等于人的行为方式都要以自我为中心。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也应该抱持一种积极参与社会的个人生活态度。
不过，以上这些看法还未能充分阐述自由主义的自主性概念。
这是因为：我们可能会发现，这种传统理论通常会对把社会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的观点深表反感。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警示：要谨防来自于大众民主或他最为着名的提法“大多数人的暴虐行为”对个人所造成的威胁。J.S.穆勒也采纳了这一观点，并警告说：当代的大众社会——“当社会本身成为暴君的时候”——既抑制了人的个性，又对人的自由诉求形成了挑战。他说：我们需要防止对于普遍存在的思想和情感的专制统治，防止那种要求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强制性服从的社会倾向。
因此，对于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有关“独处”的观念，不是要求人们一定要参与社会活动，但同时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脱离社会生活。威尔·基姆利卡（Will Kymlicka，1990）所指出：“当代的自由主义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不仅应当受到保护；而且还应当得到拓展，以便个人可以拥有足够的空间来存放自己的隐私。”正如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1988）所发现的：目前的状态已经导致了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对参与公共生活的观点顶多抱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大部分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于有关社会生活、公共精神以及政治参与性等观念抱有比较冷漠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前现代的”观念。
我们并不主张蔑视或贬低人类对于个人自由的需求。我们会当作珍惜自由的时间和独处的机会。有时候，为了更好地休整自己，我们非常有必要把自己从当下社会的忙乱之中暂时摆脱出来，让自己处于一种与世无争的宁静状态。当然，独处并不意味着一种孤独的情境，它也可以是一种拥有亲情和友情的个人状态。
我们在这里呼吁发展公共精神文化，目的不是想要否定或侵害人的独处的需求。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希望唤起人们对生活态度的重新思考，并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公共精神文化所带给每个人以至整个社会的潜在好处。
我们也很难设想，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对生活不加干预的原则，如何来应对当前的发展（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阐述的）所带来的问题。假如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个人主义化，社会交往和共同体活动变得越来越弱化，那么，自由主义者所坚守的个人自由也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例如，由于人们惧怕社会犯罪与担心人身安全，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于是，民众争取自由的运动就会得到某种妥协。有确凿的材料证明了人们对于人身安全方面的担忧，我们也可以从个人和住家保安行业的快速发展中看到这一现象。例如，在中国的一些城镇中，无论是在私人住宅还是公共场所，都使用了安全保卫，并实行了严格的出入控制制度，包括出示出入证的规定。而且，在许多新建的高档住宅区内，房地产开发商都设置了不同的安全设施，如安装了保安门窗、安全隔离带和监控录像等。托马斯·霍布斯（1985）对17世纪中叶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曾经有过犀利的描述：每个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当外出旅行时，他得带上枪械；当睡觉时，他要关好门窗；即便是在房间里，他也得锁好柜子和抽屉；虽然清楚有法律和警察的存在，但他仍然要全副武装以防遭受种种可能的危害。我们不难想像，当他出行在外需要携带武器时，他会以何种心态对待自己的国民？当他随时都要注意关好门窗时，他会以何种心态对待自己的邻居？
当他居家也得锁好抽屉时，他又会以何种心态对待自己的孩子和佣人？他在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防范心理比我的语言描述是不是更有过之？
就自由而言，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在这里所倡导的有关弘扬公共精神的建议，可以提升对于个人自由的预期。这是因为这种建议有助于创建更具生机的、包容性的和相互支持的共同体，并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更为安全的、轻松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与此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们的某些态度和行为。其实，这也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作为社会的公民，我们的行为要受到一系列的约束，例如，我们必须接受教育、寻找工作、支付贷款、遵纪守法、遵循社会习俗等，所有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们的自主性。
一种不明智的选择
弘扬公共精神文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大力地推进了我们时代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对社会资源和人际互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因而也抑制了公民的共同体行为。如果我们仅仅是依靠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方式，来矫正日渐增长的个人主义趋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因此，我们还需要以公共政策的形式（如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建议）进行干预。
关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加以考察。这里，我们重点考察其经济体制——尤其是市场资本主义体制。
市场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行，需要社会资本。这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很简单，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我们必定需要有效的社会资本，如真诚、信任和公正等美德。例如，一个生产厂家总喜欢把自己的产品供应给那些信誉良好的零售商。因此，迪克海姆曾强调说，市场关系是建立在非市场的价值标准基础之上的：“合同上的全部条款并不能包含所有的契约关系。”而且，一旦市场交换中的信任关系得以增强，诉诸法律的事件就会随之减少。正如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1974）所指出的：信誉是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一种重要的润滑剂，它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人际之间公正的互信关系可以避免人们生活中的大量麻烦。
不过，有些学者认为，市场以及市场关系能够形成互信关系和社会资本。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特征是保证一个生产厂家与其零售商之间正规的供求关系；在长期的商务关系中，彼此就能够建立起一种信誉关系。我们可以从马克斯·韦伯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的着作中，看到更为详尽的相关见解以及不同分类。他们都抱持了一种共同的乐观主义观点，那就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一种自我完善的功能。在韦伯看来，塑型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和个性化的过程依然在市场中发挥其作用，它的基础是效率与不带个人的感情色彩。一种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普遍性的人际互信关系在当代社会中的形成，有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它有别于前现代时期的那种依附于个人的互信关系。它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合理的：既有效率又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
福山也认同合理的个人利益在市场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他（2000）认为，我们个人的利益可以在一种诚实可信的市场交换中体现出来，因为它是维系生意或商业联系方式的纽带。因此，社会资本还将不断地产生出来，“这是由长期的利己的个人利益所使然的”。并且，他还认为，之所以后工业经济仍将可能延续发展，就是因为这种经济具有形成足够社会资源的能力： 我们基本可以确信这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寻求自身利己目的的个人动因，往往会产生出社会资本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德，如诚实、信誉和互惠等。
不过，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些问题。市场交换中的诚信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每个人在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否也能真正地想到和做到诚信行为呢？这里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的行为常常是机会主义的。例如，有个人想要购买房产，这时，几个公司同时向他提供了房子的报价，他可能就会借机想出一些由头在几家公司之间进行相互压价，以便达到自己节省成本的目的。又如，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想推销某个球员，他们很可能就会制造舆论说有很多俱乐部都对此球员感兴趣，目的是为了抬高此球员的身价，以便能够从其身上捞取更多的钱。这两个例子说明，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也使人们对别人的行为动机产生怀疑，对市场交易行为越发小心谨慎。长此以往，社会资本的储存将被消耗殆尽。于是，正如迪克海姆（1964）所指出的：这就很难构建或形成一个以合理的个人利益和需求为基础的社会，因为这种行为往往是与社会的和谐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