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由于天气阴冷，道路崎岖，条件简陋，宋美龄还患了感冒，卧床休养。她趁养病的机会，向秘书口授她在“围剿”前线的经历，把它写在一封信里，寄给她在美国读书时的一位老师。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宋美龄是怎样在蒋介石的身旁，投入了这场反革命军事“围剿”，为其丈夫的反共事业服务的。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担任士兵慰问团的领导，尽心指导江西妇女慰问伤兵。我们要随军向腹地挺进，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很高兴，我的健康良好，能够坚持，这样我就能同他在一起，就能协助他。假如我静坐家中，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我们将长期无法团聚，所以我宁愿同他在一起，我军进展迅速，我们每到一处停留一般不超过两周。我们虽不得不放弃一些物质享受，但那不算什么，因为我俩互不分离，各有工作……我想到上月围剿中发生在江西抚州的一件事，我们的战地司令部就设在那儿。一天，夜半更深，忽然听到城墙那边劈劈啪啪传来一阵枪声，出什么事了？我丈夫叫我赶紧穿好衣服接着命令便衣队前去查看。这时枪声更急更猛了，寒气袭人，我直发抖。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匆匆穿好衣服，挑出一些绝不可落入敌手的文件放在身边，准备万一我们不得不撤离时就扔到火炉里销毁。然后我拿出左轮枪，坐待将要发生的事，我听到我丈夫在命令所有在场卫兵组成警戒圈。这样，一旦我们真被共产党包围，也可以杀出一条路来。我们不知道此刻外面发生什么事……一小时后卫兵送来报告，原来是城门哨兵在黑暗中把几辆载有我们自己人的卡车误认为是敌人的，在争吵中，车上一名士兵开了枪，这就激怒了守城哨兵，他们一起向假想敌人还击。挑起事端的人第二天一早就被军事法庭处决，我深为惋惜，但我想维持军纪还是必要的。
1935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闽边巡礼》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我陪同丈夫到福建去。圣诞节那天，我们走了一千多里路(约三百三十三英里)，一半乘飞机，一半沿着闽变发生以后临时兴筑的车用公路坐汽车而行。
我们从杭州动身，坐了两小时的飞机与八小时的汽车，就到闽边的浦城。我们经过浙赣闽三省边境，那里是我们东部最崎岖的地区，路又粗劣不平，所以我给颠簸震荡得头都抬不起来，异常疲乏。虽则疲乏，一路的风景却使我赞叹惊奇。那里的山景的确雄浑奇伟，为我所从未见过。我见过贵国那峥蝾巍峨的落矶山，福建却是山复一山，接连不断的崇峰峻岭，上面都长着繁茂的树木，万万千千的杉树，在这圣诞时节青翠欲滴，并且在苍翠山色中，还偶而(尔)衬着一两棵朱红的蜡树，鲜艳夺目。在这崎岖的地域，以一月的工夫筑成公路，不得不令人诧异，就地势之险，与完工之速而论，技师们谁都认为是一件惊人的建设。四面山坡都以人工开凿。不消说，筑路时有数千人参与工作，每天分成三班轮替。路虽高低不平，但到底完成一条路了。
有时公路穿过山谷，既窄且陡，两旁高山崔巍欲堕，颇有直迫行人头上之势。我因而想到希腊东部德摩辟里的关隘，不知是否与此仿佛。有时我们沿高原边上的悬崖奔驰，开车一不小心，就会堕下深渊，有几段公路在筑造中，峭拔陡削(峭)，几如悬壁。一直到经过以后，我方才觉察那次旅行多么危险，多么费力。事后我丈夫深悔不该教我冒这许多危险。所幸人们在身处危境的时候，每每不如追想时那样觉得可怕的。
要证明这句话，我又想起最近在江西行营某一个深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突然听见辟拍辟拍(噼啪噼啪)有几百响枪声，从城墙那面传来。发生了什么事？委员长立刻起身，唤我赶快穿上衣服，他派特务员去侦察。枪声却越来越多，越来越近。一面冷得寒战，一面在微弱的烛光下披上衣服，我检(捡)出了不可落入敌人手中的文件。我把那些文件放在手边，到我们非走不可的时候，好付之一炬。然后我掏出手枪坐下，等着事态的开展。我听见丈夫命令全部卫队环列一个圈子，准备万一真的给包围起来时，冲杀出去。
我们还不明白外面真相，但知对方最近确已被困重围，或欲出一奇计以脱险。一小时后探听的人回来，报告有对方一部分，因知城上只有几百名哨兵把守，所以乘黑夜突来袭击，在那危急万分的时候，我倒泰然自在。心中只记挂两事：一是我们军队调动以及布防的那些文件；二则万一不测，惟有举枪自毙，出之一死。我宁死不愿遭到落在匪徒手中的那些妇女的命运。后来幸而对方被击退了，我们重新安息。
一月以后我们到了闽省边境的浦城。这是孤零零的一个小城市，我刚才所说的那条公路没有造成以前，那个小城和外界绝少来往。在高峰峻岭间虽然有羊肠小径，行人都望之生畏。那边的人仿佛处在另一时代，女人的服装和我高祖母差不多，精巧的发髻，也依然百年前的式样。
除夕那天，我和丈夫在周围的山中散步，我们发现了一株花蕊怒放的白梅，那真是吉兆！……一星期后，丈夫动身向南边的建瓯去。他坐军用飞机，一小时便到了，可是此去的航空途中，寒冷而危险，所以打电报来，叫我乘船前去。我带着美籍看护妇、女秘书、女仆和男仆卫兵等，同行共有六七十人，分乘五个民船、五个竹筏。我丈夫坐飞机一小时便可到达的那段路程，我们坐小船费了四天四夜的工夫。到最后一段，我们经过的地带，仍有土匪出没。所以委员长加派卫队来接我们。幸而路上没有遇到意外。可是夜里我怎样也睡不着，因为白天所看见的那些村庄，都是十室九空，疮痍遍地，太使我触目惊心了。步行时我走过许多村庄，都是杳无人影，很难得看到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大半都像死寂了的世界，一眼望去，人和动物，什么都看不见，沉默像一张厚幕似的罩在断井颓垣之上。整个村镇里只听见我手杖的答答声，和我们在街石上的一阵步履啄啄声。空屋的大门敞开着，残破的家具散乱在里面，给“匪徒”匆匆纵火而没有烧起来的墙壁上留着焦黑的烟痕。“匪徒”的凶恶，于此可见一斑。
凡是民兵们没法带走的东西都给毁了。毁灭和死亡，弥漫了整个村庄。
……举目所见，一片空虚，一片荒凉。为什么呢？“匪徒”的成绩啊！……在福建不上两月，我们就打胜了，一部分由于近代航空的力量。我草此文时，江西方面，胜利也就在目前了。但是我们把叛军镇服，匪徒的深山坚垒也给扫荡以后，问题尚不能就算解决。这封信和这篇文章，淋漓尽致地把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妻子、作为蒋介石的帮凶的立场、观点与感情和盘托出了。她的确不怕艰险、辛劳，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反革命军事“围剿”尽了作为妻子的责任；她极力地赞颂了这场空前残酷与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军事战争；她也无法掩饰地流露了她同蒋介石的“不寒而栗”与“恐惧”；她挑出一些美好的词句来吹捧与拔高蒋介石，什么“真正的领袖”，什么“战士的勇气和诗人的情感”；她无中生有地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会给她“难以言状的野蛮蹂躏和侮辱”；当革命根据地遭到他们洗劫后，她不得不承认“毁灭和死亡，弥漫了整个村庄”，但把这一切罪过转嫁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头上。
正当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比较“顺利”展开的时候，宋美龄又随蒋介石上庐山“度假”。度假是一个名目，实际是做英美的工作。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后，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英美在华的利益受到愈来愈严重的威胁而对蒋介石的不满步步加剧，正如埃米莉·哈恩这位1935年到了上海的美国女记者所说：“对于蒋介石及其政权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与混乱的年头。共产党又开始在汉口附近活动，蒋介石不顾年轻和有血气的中国人主张抗日的强烈呼吁，一心对付共产党，蒋介石声称中国还不能抗日，特别是在国力被内战削弱耗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他一直反共，直至共产党退到了西北。”为了拉拢英美，争取英美对反共战争的支持，宋美龄又大派用场了。宋美龄上庐山后，召见了一些正在庐山休假的英美传教士。
这些传教士冠冕堂皇地认为：蒋介石的政权丝毫未将其获得的巨利用之于民，蒋介石虽“控制”了中国一块相当大的地盘，但老百姓只把那些关于统一和进步的空谈当作耳边风。这些传教士又冠冕堂皇地指出：如果南京想取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蒋介石必须首先有一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以便在中国的外国人能有良好的印象。宋美龄很快领悟了这些传教士所说的意思，也就是如何保障英美在华的利益。于是，她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蒋介石立即同意了她的主张。这样，宋美龄就邀请这批传教士共同拟定了一个所谓中国“新政”的实施细则。后来就同“新生活运动”结合在一起加以推行。这个所谓的“新政”实施的细则到底又有什么内容呢？在不久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1934年12月14日)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攘外必先安内，雪耻端在自强，救亡图存之工作，当以充实国力、修明政治为先务，一切设施，胥以此为准则，举如增筑公路铁道，以便交通；兴复水利农业，以裕生产；改革行政制度，以增效率；废除苛捐杂税，以苏民困。
赖政府人民一致之努力，较之一载以前，尚有可睹之成绩。其尤使吾人足以告慰国民者，赤匪盘踞赣闽，数载于兹，凭借险要，设置伪府，啸聚亡命，恣行破坏，非仅当地人民有水深火热之痛，实为国家民族腹心大患。最近以全体剿匪将士之忠勇奋发，为国忘身，卒将积年沦匪之地方次第收复，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
又说：“惟是来日大难，赣闽匪区虽告收复，而疮痍满目，劳来绥集之善后工作，实更为艰巨。匪巢虽然摧毁，而残余股匪突围西窜，图扰川黔，尤有待于剿匪将士之再接再厉，根本殄灭，以永绝祸萌。”很显然，这个“新政”实施细则的核心就是以“反共”为“先务”的“安内”。
1934年9月底，蒋介石认为江西“围剿”的大势业已完成。于是宋美龄就随蒋介石下庐山去华北、西北视察。到了10月中旬，蒋介石突然接到南昌行营转来的情报，知道工农红军已经西移，便匆匆赶回南昌部署“追剿”。当时蒋介石十分得意地说：“不问红军是南下或是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当知道工农红军要向西南转移时，蒋介石对幕僚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陈布雷在1935年3月的日记上说：“赣匪自去年为国军倾荡巢穴后西窜川黔，蒋公先派贺国光任率参谋团入川，至是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总部事委张汉卿副总司令与钱参谋长大钧，而躬入川，督率川黔剿事，杨秘书长畅卿皆行，命余暂留汉口，待命入川。”1934年底，宋美龄随蒋介石先去福建，决策如何追击工农红军以及对被占领的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绥靖”。1935年3月，宋美龄又随蒋介石赴西南部署追击工农红军。
遵义之战失败后，宋美龄随蒋介石由重庆赴贵阳，搞什么“督剿共匪，实施禁烟”。
工农红军虚攻贵阳，实渡乌江，蒋介石在贵阳吓坏了，要滇军孙渡纵队赶到贵阳，据说他自己腹泻，遗屎床上，宋美龄也正伤风发烧。宋美龄在随蒋介石赴西南的几个月里，先后于4月、5月、7月分别由贵阳、成都和峨眉山致书“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讲了她的“西南漫游”。
在4月由贵阳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离开了你们虽然很久而且很远，但时时总是在想念着你们。当我深入内地目睹一般人民困苦状况的时候，就联想着现在的你们真幸运，能够很安乐的生活着而且受着良好的教育，能够寻得增进德业的门径，将来又能够有帮助同胞服务国家的机会，你们真是十分幸运……现在我要将我们的这个堂堂大国——中华民国最近的时事告诉你们一点。你们知道：贵阳是贵州省的省城……我们这里四周都是“匪徒”，他们正用恐怖手段来残害百姓。所以委员长要到此地来把他们剿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