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困境根源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现代性自身包含着一种内在冲突的结构。现代性理想对于理性的崇拜，对于个人主体性的张扬，产生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观念，这种观念的膨胀最终导致了主体和客体对象的分离和对立，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工具理性压倒了一切，自然和他人都成为工具，因此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他人的剥削奴役都成为了这一恶性发展的结果。以人的主体自由为标志的现代性理想，最终恰恰因理性基础的变质而丧失了现代性的特征。艾森斯塔特曾就韦伯所指出的现代性矛盾进行过总结：韦伯所指出的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导致现代性成形的理想原本具有某种创造性，但是，这些理想在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生气，与日俱增的常规化和科层制化必然导致世界的“脱魅”。第二，近代世界原本是通过一种超越理想而获得意义的，然而，由于不同的制度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日益地自主发展，这种意义分裂成一些残缺不全的碎片。与此紧密相关，还出现了这样一种张力：一方面强调人的自主性、个人的自主性，但在另一方面，从近代生活的制度化实现中，又产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内在的约束和控制机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其他一些人都曾描述过这种现象，尽管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用瓦格纳（Peter Wagner）的话来说，这是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张力。
“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张力”，在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那里亦有类似的表述，即“秩序和混乱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鲍曼看来，现代性诞生了一种秩序意识，也就是说现代性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对秩序的追求，追求统一、和谐、一致、确定性，反对混乱、差异和矛盾。他说：典型的现代实践，即现代政治、思想和生活的本质，就是根除矛盾： 努力精确地界定——压制或根除一切不可以被精确界定的东西。现代性“与混乱的战争，分裂成了许多追求秩序的战役……目的达到后，混乱被驱逐于门外，秩序建立其中”。然而，鲍曼同时发现，秩序和混乱又是“一对现代的孪生儿”，没有混乱，就没有秩序，两者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而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反过来也产生着“秩序的他者”。
他说：“现代国家和思想都需要混乱，——只要它们试图继续创造秩序”，“更多的矛盾是现代的最终产物……难题的解决中又制造着难题，新领域的混乱在秩序运作中产生出来。”正在此意义上，鲍曼察觉了现代性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指出了现代性的不可能性：现代性通过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中来使自身得以实现。……追求着绝对的真理，纯粹的艺术和人性，如秩序、确定性、和谐、历史的终结等等。像所有的地平线一样，他们是永远不可能触及的，像所有的地平线一样，他们使有目的的行走成为可能。无论是“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张力”，还是“秩序和混乱之间的辩证关系”，都揭示出现代性内在具有的冲突结构，它从一开始便暗含在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理想中，最终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
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相互依存的还有现代性自身具有的反思性（reflexivity）。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分析中，反思性可以说是所有人类活动共有的一个特性，但现代性的反思性具有其特殊之处。如果说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那么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
它（反思）被引入到系统再生产的每一个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
知识的反思性运用，被吉登斯视为现代性动力的三大来源之一。对自身不断地检验和改造，构成了现代性特有的动力机制。可以看到，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自始至终伴随着现代性的脚步。在现代性发展的同一过程中，产生了以否定批判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俗化为己任的另一种现代性——美学现代性，以现代主义这股文艺领域的反思力量为主要体现。问题是，这些对现代性进行深刻反省和激烈批判的声音，恰恰最为充分地体现了现代性的精髓，这便是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悖论性所在。内在矛盾的激化引发现代性危机，正是在这些其自身生成的反思性力量的介入下，现代性才得以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复、维持和更新，重获动力，向前发展。
现代性与相关概念
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将现代现象归纳为“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现代学的三个题域：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
刘小枫的区分和指称，从一个角度为我们划出了“现代化”、“现代主义”、“现代性”概念之间的内涵界限，也就是说，三者分别强调了现代社会现象的不同侧面。以下将在此基本区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来探讨现代性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一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在19世纪的使用带有明显的消极内涵和论辩色彩。根据卡林内斯库详尽的词源考证，从贬义到褒义，“现代主义”一词的内涵变迁，蕴含着现代意识萌芽到取得合法性的崎岖过程。狭义的“现代主义”一词在今天主要用来指19世纪后期在文艺领域中形成的各种革新和反传统的新趋势，这一意义定型于20世纪早期。而“现代主义”在使用中往往并不限于指称那些文艺流派或运动，而是对一个时代主导精神和文化的描述。正如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为“现代主义”所下的宽泛定义：“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这里呈现的是现代人面对一个新世界持有的积极态度。
要追溯现代主义的起源语境，需关注18世纪以来人们的现代性经验。如前所述，“现代性”除了被用来指代一个历史时期、一种时代意识和价值理想之外，还被作为一种人们在现代时期的特殊经验来加以描述。伯曼将现代性视为全世界人们共享的一种重要经验——“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及危险的经验”：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
这样的“现代性”境遇被伯曼形容为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在这个漩涡中，“每一种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人们对自身这种现代境遇的察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伯曼的考察中，人们在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时间里，刚刚开始体验现代生活，但仍不清楚自己受到了什么东西的撞击。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19世纪的公众共享着革命时代带来的种种巨变感受，同时仍对曾经的生活记忆犹新。在这种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感觉中，产生和展开了各种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观念。19世纪人们对现代性经验的意识自觉，直接引发了现代主义潮流的生成。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是这种意识自觉的先驱者。他们在纷乱的现代生活体验中发言，表达着被抛入现代性大漩涡后的种种焦虑、晕眩、混乱的感受，他们的声音是“嘲弄的、矛盾的、多音调和辩证的”，他们一方面“以现代性自身创造出来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名义来指责现代生活”，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的明天怀有希望。齐格蒙·鲍曼形容“现代存在和现代文化之间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a hate‐love relation）”，而他认为这种关系是现代性自身暗含的内在矛盾的又一体现：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就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
同样，卡林内斯库“两种现代性”的精辟观点也指出，现代主义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对立，源于现代性的自身分裂。这两种有着尖锐冲突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领域中的现代性和“本质上属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前者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怀有进步的信念，崇拜理性，坚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注等等。而后者，则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波德莱尔，后演变成了先锋派的现代性，持有一种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痛恨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借助极其丰富多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恨，即从反叛、无政府主义和末世论，到贵族式的自我流亡。”可以说，现代性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在上述第一种意义上产生了它自身的对立物，两种现代性之间的敌对关系无法化约，但也相互激励、相互影响。
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理论以“美学现代性”为中心，他将其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在我看来，这一概括同样适用于以美学现代性为核心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化及相关的文艺创作潮流。现代主义与传统、资产阶级现代性以及其自身之间的深刻矛盾，使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叛和批判的力量，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主义正是现代性自我反思和纠正的一种方式，正如鲍曼所言：在现代主义中，现代性反观自身，试图获得一种最终揭示其不可能性的清晰认识和自我意识，从而为后现代的重新估价铺平道路。厘清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关系，除了对两个概念加以辨析之外，我想借此强调作为文艺思潮的“现代主义”指称背后的西方语源背景。在那些意识流、象征、变形、夸张、荒诞的表面特征之下，是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性之间悖论式的纠葛。现代主义文艺以反叛现代性的姿态出现，而它恰恰正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并作为其自我反思的力量存在。在这一背景下，来看待我国文学批评界对“现代主义”一词的运用，及相关的“现代主义”论争，我们便能更好地把握这些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言说的问题所在。
二、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卡林内斯库在1977年出版了《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眼光独到地剖析了“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等现代性的四种表征。在当时，卡林内斯库将后现代主义作为先锋派的亚范畴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先锋派的当代延续。而十年之后，他重新出版《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在原书基础上补写了“论后现代主义”一章。在卡林内斯库看来，后现代主义已突破了“先锋派”这一概念的涵盖，呈现出足够显着的特征，来成为现代性的一幅新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