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诗人蓝海文与丁平教授在《世界中国诗刊》第7期上发表了社论《回归传统，迈向新古典主义》，针对当时大陆、香港诗坛的西化现象，提出了“新古典主义”的诗论主张，重申诗歌形式规范，弘扬民族人文精神，力主诗歌纯真纯正，强调内容决定形式。随即，北京《诗刊》、台北《葡萄园》等诗刊转载了该文。新古典主义的要义是“归宗”、“归真”，回到诗的本位，回到民族的本位。蓝海文在《诗》中写道：“自从抽离了根曾经遍访四方身上开满异域花朵而心却似游魂飘荡一棵流浪的树终于回到故乡把根重新植进土里新绿就在枝上成长。”表达了诗歌创作无根的流浪感以及回归精神故乡的愿望。他坚持这一立场，在2000年10月《香港诗刊》创刊词中仍说：“新古典主义以技巧取胜，变化无穷，重振我民族精神，我们提倡新古典主义。”他的诗作实践了诗学主张，例如情诗《苦望》：“炎炎夏日过后/是相思楼头/满地的月光/夜夜，我在梦里/闯荡，闯成/我们琥珀岁月中/一段美好的/盼望。”明月、高楼是古典诗词的繁用意象，借此诉说恋情。《双飞》：“花季里/我们穿着/蝴蝶衣/一半蓝，一半黄/一半红，一半紫/飞上凉山/飞往竹荫/再舶在/明镜本非台的台上/听女娲留下的/那块石头/讲述林妹妹的/故事。”用梁山伯、祝英台化蝶的爱情传说，间入女娲、林妹妹这些熟知的神话、文学形象。《摇梦》：“每当夜夜，夜深至/宇宙的谷底/我自心中放出一条小船/恒以你的名字为灯/惯用记忆的双桨/把梦摇起”“双桨”也是古典意象，用此比喻了情波的不宁。诗歌注意了对传统文学的吸收，但诗艺还较浅显。《香港文学》总编辑刘以鬯也主张不能无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硬照搬西方。他说：“我一直爱读现代主义作品，但不喜欢用晦涩难懂的文字去伪装高深。当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时，我固执地采用明晰的语言去表达，希望读者能够清楚看到我的思路。”
张诗剑《相思》：“相思是一把小刀/在红豆上雕刻名字/黑的一边刻忧愁的我/红的一边雕多情的你”取“红豆寄相思”的古意，把相思喻为“小刀”，以显恋情深切，思路新奇。《春·甜梦》：“疲倦了一天，她睡了/此刻最是无忧/梦，也许是甜的/不是含羞草，夜来香/月光下斜欹着白莲/静静的，她睡了/故乡的垂柳，伴着梦/柳丝儿缓缓地摇/晚风儿轻轻地吹/水面上绒织的笑纹/织着梨涡，织着花香/她睡了，在织乡梦么？”化用了徐志摩情诗《她是睡着了》的诗句：“她是睡着了——/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她在梦乡了——/粉蝶儿，翠蝶儿，翻飞的欢恋。”“可爱的梨涡，/解释了处女的梦境的欢喜”从张诗剑的《春·甜梦》看，对徐诗的化用还较自然，不过也缺少了创造性。
秦岭雪《昨夜星辰》：“似曾相识/当我如游鱼/如海藻/已有了相思的灵感”诗题和诗意取自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秦岭雪《听雨的人回来了》：“想望更广阔的世界/两把伞只在小圈里运行听雨的人回来了/枕上有不眠的星星”想象雨中恋人同行，情调浪漫，诗语较平实。女诗人梦如的情诗表达上较成熟，现代的象征与古典的“禅境”相融，使诗作含蓄朦胧，言尽旨远。例如《流年》：“往事/已被涟滟的波光淹埋/思念有如落叶/宁愿委身无情的流水逝去的岁月/纵能留下两岸风景/心 也已爬满青苔”梦如的情诗多流露爱的苦涩味，该诗即写了逝水流年、情消心冷的人生体验。《依然》：“今年我依然等待/等待你从原路回来/即使是/选择我的梦过境”《一点星光》：“望断雁阵/望不回浪迹天涯的风筝/那片云影/已让匆匆起来的夜/浓缩成/一点星光”均抒发相思，“雁阵”是古人遥寄思念的意象，梦如运用得自然，诗笔轻巧。《梦荷》：“浓墨已定/柔波擎着你的矜持/入夜的风/却泄露——/掩埋于泥层的心事当秋风吹皱一塘莲叶/藕丝般的缘/牵成遥迢的水平线/你可愿/披淡淡幽香从梦中走来”托梦于“荷”这一传统意象，诗人“心事”深掩而因缘却细如藕丝，但仍然幻想爱的幽幽飘临。女诗人夏斐写于世纪之交的情诗，亦有取材古典，《叠影》：“你是逐日的夸父/我是奔月的嫦娥/竟在日夜交替的/刹那/重叠”强调了相识的机缘，突出其珍贵。《蝶舞》：“把无尽的期盼/揉成/一身斑斓/花间，等你/凝神的/捕捉”希望引起恋人的注目，运用了化蝶典故，增加了诗歌视觉的斑斓与内涵的情致。
2．澳门诗坛情况
澳门历经四百多年被异族统治的历史，表面看，中国的诗歌传统似乎早断。由于西方意识形态和诗歌流派不断“入侵”，西化显明，但不如台湾、香港西化程度深入。在诗歌创作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承衍很少，不过仍有留痕。例如高戈的情诗《秋韵》：“我已踱入寥廓的梦境/不再像孤鸿随处漂泊/我仍呆在那棵桂树下/今宵你为我斟满月色”从诗题到诗中的意象“孤鸿”、“桂树”，都有传统内质，甚至词语“今宵”也带有古韵。
现代派诗人苇鸣《别诗》：“自长阶走落/渐行远/足印和泪痕无奈/明月遍照/到处/相若风光/却总会有一曲琴音/长悬 未来的思念 /只怕再聚的日子到了/你又捷足先走了/路上的景物/虽说无甚不同/但总有一把/熟悉的呼唤”其中“长阶”、“明月遍照”、“琴音”给这首现代派诗作点染了东方色泽。
香港、澳门因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化环境，诗人对古典诗歌的纵向延承较少，但也在创作中注意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只是尚未达到精深，诗歌语言也尚欠凝练灵动。
第二节 台湾情诗古今融合的异卉
一 余光中“洛水红莲”的唯美之爱
1.“新古典主义”的诗论建树
余光中，享誉海内外的台湾当代着名诗人和散文家。
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19岁时考入金陵大学，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赴台，1952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1958年赴美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1974年受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985年任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台湾各大学教授英文近20年，迄今已经出版诗集18部，如《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莲的联想》、《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白玉苦瓜》、《天狼星》、《紫荆赋》、《守夜人》等；散文集12部，如《左手的缪思》、《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余光中散文集》、《青春边愁》等；另有译着多部。多个领域，都堪称大家。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余光中经历了几次进出的嬗变求索历程，最后确立了“新古典主义”的诗论视点。不仅在现代诗史上高屋建瓴地透彻论析了古今融合的必要与方法，而且其诗论与创作将对当下诗坛有关键的导向意义。
余光中自幼就在父辈的教导下开始接受古典文学。他在回忆自己大学时期的生活时说：“那时我正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读书，对于英诗实在不甚了了，对于新诗涉猎甚少，倒是在旧诗里已经浸淫过一段时期。在那以前，我是旧诗的信徒，且鄙视新诗。”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对余光中一生的创作铺展开决定性的渊源背景。后来他受二三十年代新月派格律诗的影响，诗风带有唯美主义的倾向。同时因外文系出身，受到欧洲传统文化的影响，对西方浪漫派诗歌也情有独钟，诗作兼呈浪漫风貌。1954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创办“蓝星诗社”，1958年赴美学习美国文学和现代绘画史，置身西方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之中，吸收了欧美超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养分，诗作丰具前卫意识和现代气质，在50年代末期兴起的台湾现代诗潮中，余光中是重要的诗人，他发表于1960年的两部诗集《万圣节》和《钟乳石》，均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是现代诗的实验之作。但在西方异质文化的包围映衬中，余光中强烈意识到了性灵深处的东方文化情结，他的《我之固体化》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没有迷失在光色交叠的西诗磁场。
在50年代末与60年代，他与“现代”诗社的纪弦、“创世纪”诗社的洛夫等全盘西化论者曾有激烈论争，写下大量关于“古典”与“现代”的诗论文章，逐渐回归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这是他创作的重要转折。余光中是在拥有了“跨文化”的人生体验和艺术视野之后，清醒地选择了以民族文化为源、融以现代诗艺的创作路向。其诗论有以下建树：坚决抵制诗坛“恶性西化”的创作风气。写于1962年5月的《论明朗》：“中国的现代诗正面临两大危机——内容的虚无和形式的晦涩。经验的混乱，加上表达的混乱，已经使我们的现代主义，挟‘太平洋二三一’式重吨火车头之威势而滚进的现代主义，冲入了并无出口的黑隧道之中。作者的耻于言之有物，也耻于言之可解。发展到今日的地步，广大读者之不解现代诗已属不争之事实。”批判台湾所谓的“现代诗”空虚无物，游戏形式，抛弃读者，也被读者抛弃，奔往绝路。写于1967年9月的《在中国的土壤上》：“翻开近日出版的一些诗选，我们的迷惘更加深了。这位作者俨然是霍普金斯的嫡系传人，那位作者俨然出生于里尔克的门墙，某也狂呼奥登和史班德，某也简直是中国的波德莱尔，某也深具某某主义的精神，我们不禁发生一个疑问：这个民族的自信到哪里去了？是否它已经随屈原俱沉在汨罗江底了呢？”“我们这一角诗的殖民地，是不是应该收回来了呢？”指出盲目崇洋的危险，缺失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蕴的诗歌，成为没有主权的“殖民地”。这是文学者的悲哀。
辩证分析东西、古今诗歌的承继关系，指明新诗创作正途。写于1959年12月的《新诗与传统》：“新诗作者有打倒偶像的胆识，反叛传统的精神。可是我们并非来自空穴的一股龙卷风，卷走了旧的，不留下新的。我们不承认‘新诗与传统脱节’的论调。”“我们的结论是：新诗是反传统的，但不准备，而事实上也未与传统脱节；新诗应该大量吸收西洋的影响，但其结果仍是中国人写的新诗。”强调民族文学本位，兼容西方。写于1962年5月的《从古典诗到现代诗——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文中提出：“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狭窄的现代诗人但见传统与现代之异，不见两者之同，但见两者之分，不见两者之合。对于传统，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应该知道如何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自由出入。”明确古今文学流脉相通，应化古为今。
1962年7月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们的理想是，要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少壮的艺术家们必须先自中国的古典传统里走出来，去西方的古典传统和现代文艺中受一番洗礼，然后走回中国，继承自己的古典传统而发扬光大之，其结果是建立新的活的传统。”具体阐析了“入而复出，出而复入”，首先应步入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深谙民族文化；其次应走出古典，进入西方古今文艺，洞悉世界文化精华；再次，带着丰盈的双向艺术修养重新回到传统，古今融会，中西兼备，重振文学的繁荣。1962年8月的《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谈谈中国现代诗的前途》：“西化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中国化的现代诗。这种诗是中国的，但不是古董，我们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它是现代的，但不应该是洋货，我们志在现代化，不是西化。”指出“新古典主义”的诗歌“志在役古”，化古为今，是具有现代质素的古典；而其中的“现代”是富含民族气蕴的现代，不是全盘西化。即主张双向扬弃，写出中国味的新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