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祖父经庆桂，15岁赴上海经商致富，成为名闻沪上的巨贾，晚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上海和上虞办义塾，创义赈，扶贫济困，耗尽积资。伯父经元善，随父在沪经商，后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达16年，戊戌变法期间与康广仁、梁启超等创办经正女学，开近代国人自办女学堂之先河。父亲经元佑与其余几位伯父俱在家乡授五品衔。
经亨颐青年时代就忧国忧民，胸怀大志。1894年，痛感国家积贫积弱至此，发出了“十八甲午役，感怀固吾圉”的呼声。岁末，父亲去世，经亨颐即离开家乡，寄寓伯父经元善处。1900年，慈禧太后意欲废除光绪帝，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经元善联络蔡元培、黄炎培等五十人电奏反对，经亨颐自请列名于末。不久，清廷以抗旨干禁罪通缉查办，伯侄只能避难澳门，至风声过后才归。
1903年初，经亨颐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教育与数理。当他阅读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教育名着《爱弥儿》后，曾写“立志爱弥尔，就学江户川”的诗句，立下改革旧教育、开创新教育的宏愿。
留学期间，经亨颐一度应召回国参与筹建浙江省最早的官办师范学堂——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并受聘担任教务长，学成回国后即到两级师范服务。辛亥革命后，经亨颐任浙江两级师范校长，以后学校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仍掌此校。与此同时，1913年他被推举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且连选连任，达八九年之久。民国初年，由求是书院发展而来的浙江高等学堂因不合学制停办，浙江第一师范成了省内最有影响的学府，身兼校长、会长之职的经亨颐便成为全省教育界的核心人物。这一地位的确立，为他实施改革旧教育、开创新教育的宏愿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亨颐主持浙江第一师范期间，竭力提倡人格教育，强调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当以陶冶人格为主旨。求学何为？学为人而已。他为学校制订校训“勤、慎、诚、恕”，作为师范生为人处世所遵循的规范，即对待学习、工作做到勤奋、勤劳、勤俭；说话做事要慎思、慎言、慎行；对待国家、事业要有赤诚之心；与人相处做到诚信待人、严己恕人。经亨颐认为学校不仅要注意对学生的智力训练，也需注意情感陶冶和意志培养，健全的人格应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因而对体育、音乐、图画、手工诸科特别重视。学校设有专门美术教室三间、音乐教室一间，周围种植花草树木，环境优雅美丽，图画音乐教师李叔同博学多才，教授认真，感导力极强。各类艺术团体先后成立，音乐会、体育比赛经常举行。在训练方法上，经亨颐主张尊重学生人格，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要使学生有自发之活动、自由之服从、自治之能力、自律之行为，反对强迫命令和他律束缚。他把学校训育分为教师本位之训育和学生本位之训育两种，提出“今后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在他看来，教师是人格造就者，教师与学生之间最为重要的是人格交际，因此必须具备高尚品性，以改造文化、增进文化为己任，切忌成为“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碌之辈。
浙江省教育会是一个以发展全省教育为己任的民间教育团体，虽不能运用行政的手段在全省贯彻教育改革的意图，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影响、改变教育人员的观念，也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来推动教育改革的进行。在经亨颐的努力下，浙江教育会开展的事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宣传新教育视为要务，促进人们教育观念的转变。经亨颐任会长后不久，即创办《教育周报》作为浙江教育会“发表意思之用”的主要喉舌。该刊自1913年4月1日创刊，周出1期，至1919年3月30日止，历时6年。《教育周报》的任务是译介国外进步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教学方法，传递国内外有关教育改革的新闻、信息，探讨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组织教育视察活动，增强教育人员改革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1918年1月，经亨颐利用寒假组织旅行日本教育视察团，“一以直接采彼邦精华，二以间接取西洋文化”。视察团一行32人，全是中小学教师，分别视察了日本的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历时一个月，经费一半由浙江教育会补贴，一半由自己承担。归国后，视察团成员分专题向大家介绍视察的实况和收获。
第三，积极开展体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915年10月17日，浙江教育会邀集省会中等学校举行第一次联合会操。开始式上，经亨颐说：“务望诸君嗣后平日注重体育，并广为提倡。”1915年11月14日、1916年4月9日、1916年5月14日浙江教育会又举行了第二、第三及第四次联合会操，每次人数均在千人以上。1916年11月6日至8日，全省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在杭州举行，参加学校有31所，学生近3000人。
第四，举办各种讲习会，提高教师素质，推动新教育的实施。在1917年暑假举办的以国民学校教员为对象的夏期讲演会上，经亨颐作了题为“最近教育思潮”的报告，其余演讲专题有“小学教育经验谈”、“社会心理”、“法律与教育”、“日本教育现状”、“美国教育现状”等。1918年寒假，经亨颐举办日文讲习会，并亲自担任教师。他提倡学外文，读外文书，“从书籍察其思想精神之趋向如何”，称此为“读书之视察”。
第五，成立浙江省青年团，加强对失学青年的指导和教育。经亨颐对教育为少数有钱有势者所独占、贫苦子弟被排斥在外的现象非常不满，认为“天下不平之事，无有过于此”。1918年10月，浙江教育会向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交《设立青年团案》，主张借鉴德、日等国重视青年教育训练的做法，成立对失学青年进行指导和教育的青年团组织。
1919年春，省城杭州率先成立浙江省会青年团，以“辅导青年之德智体三育，期成健全之国民”为宗旨。1919年秋，全省范围内有十四五个县成立了青年团组织。
五四期间，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教育界来说是浙江教育会，就学生界来说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始终以战斗的姿态站在斗争前列。五四运动前夕，他预感到新思潮的到来，将《教育周报》更名为《教育潮》，以喻教育事业像奔腾不息的钱江潮一样不断刷新改进；并在该刊第1期发表名为《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的文章，提出“教育为继往开来之精神事业”，若一味守旧，只知维持和传达，那是静的态度，只有做到“由维持而加以改造，由传达而益以增进，则可谓动矣”。五四运动的爆发对经亨颐的思想触动很大。5月12日，为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杭城各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他态度十分明朗，认为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20世纪的新潮流，有“扫腐摧坚之势力，除旧布新之功用”；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自公共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
在时代新潮流面前，经亨颐认为教育事业也该随着有较大的改观，浙江第一师范是全省最有影响的学校之一，理应在组织、教授、管理诸方面充当改革的表率。1919年下半年开始，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进行了以下四方面的改革：
一是提倡文学革命，改革国文教授。1919年10月，浙江第一师范和附小的国文科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注音字母，为普及白话文扫清道路。学校所用的国文教材大多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上选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
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民主治校。经亨颐借鉴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经验，设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议事机构，评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员按一定比例从教职员和学生中民主选举产生；同时把学校事务分为学校行政和学生自治两部分，规定学生自治制度由学生自行议定，学校不予干涉，必要时负劝导扶护之责。1919年11月26日，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自治会正式宣告成立。此事开全省风气之先，以后各地学校相继起而仿效。
三是调整教师队伍，实行职员专任制。当时的教师往往同时兼好几个学校的课，他们至多对所教的课负责，对整个学校不负责任。为了建立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经亨颐于1919年秋季在浙江第一师范实行职员专任制，首批聘请的专任教员有16位。新聘教员中有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加上原已在校的夏丏尊，他们四人是提倡新文学、改革国文教授的骨干，人称“四大金刚”。
四是改革学年制，试行学科制。经亨颐认为学年制的弊病在于不顾学生能力差别，以限定的时间、统一的教材，对大家作同样的要求，其结果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1919年下半年，他和全体教师一起研究试行学科制的办法，拟将学科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学生除完成必读科目外，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意选择其他科目学习。
经亨颐在五四精神鼓舞下所作的这些改革，管理上变专制为民主，制度上变机械为灵活，内容上变陈腐为清新，一洗封建教育之旧习，使学校充满自由民主的气氛。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在省城各校中显得特别活跃，他们组织全国书报贩卖部，在校内外销行进步书刊，并以校友会的名义创办介绍新思潮为宗旨的《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
学生施存统、俞秀松等人联合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查猛济、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夏衍创办的《浙江新潮》周刊，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
该刊第2期刊登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矛头直指黑暗腐朽的封建礼俗，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