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先秦时期就享有极高的声誉。孔子对《诗经》的称誉很多，散见于《论语》等书中，诸如“不学诗，无以言”等。当时整个社会也公认《诗》的崇高地位。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这是公元前六百三十三年的事，在这时候，人们已把《诗》看作是义理的库府了。《管子·山权数》说当时“《诗》……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地，一金之衣”。所以在各种场合广泛地引用《诗》，在那时是极普遍的事，就好像诗歌风靡唐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一样。据统计，在《左传》中，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各种人物引用《诗》及其逸诗的，就达二百三十多次。《诗》不但是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百科知识全书，最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贵族、官员、士大夫在社会、政治交往中的重要工具。
《诗经》是可以配乐演唱的，那时所说的诗和歌，并没有意义上的差异。有一个叫师挚的乐师，他的演唱非常动人，《论语·泰伯》记孔子听了他的歌唱十分赞赏，慨叹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在《论语》一书中，点到姓名的乐师就有师挚、师曹、师乙、干、缭、缺等人，可见当时为了演唱诗歌，曾经拥有一批阵容相当可观的乐师队伍。各国除了拥有官家的乐师、乐队之外，贵族子弟还要学习乐语。《周礼·春官》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周子：兴、道、讽、诵、言、语”。所谓“乐语”，就是指配乐而唱的歌词。
歌手们演唱的场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在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上。这时候唱的诗，是被当作仪式的一部分，也具有使宾主娱乐的目的；另一种是在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中，或是献诗明志，或是赋诗言志。关于仪礼乐歌，我们已在《诗经》的祭祀仪礼歌部分叙述了，下面分别介绍“献诗陈志”、“赋诗言志”、“徒歌明志”以及“孔门诗教”。
《尚书·尧典》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关于“诗言志”，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志”的内涵有不同的解释。在孔子时代，可能更强调“志”是关于政治、教化方面的态度、理想，而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就更宽泛了，如郑玄注曰：“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并提，更加客观。《论语·公冶长》写道：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从这一段师生对话中可以看出，《论语》中的“志”的确是指怀抱，是儒家修身治国经世济民的理想，但并不是所有的场合，这个“志”都指政治教化方面的问题。
抒发怀抱，可以像孔子师生这样用说话来表达，也可以用“钟鼓道志”即歌唱的形式来表述，钟鼓是伴奏时所用的乐器。《周礼·春官》言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朱自清先生认为这六种乐语中，“兴、道”，是合奏；“讽、诵”，是独奏；“言、语”是将歌辞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它们通过歌辞来表示情怀，所以称为“乐语”。用“乐语”来交流思想，这大概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政治外交场合或一些社会生活中，人们用乐语交流思想感情的情况，可以分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两种。
第一节献诗陈志
《国语·周语》中有一则很有名的故事，叫做《召公谏厉王弥谤》。周厉王是周朝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昏君，召公劝谏他要重视百姓的意见，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然而厉王却请来了一个自称法术广大的卫国巫师，让他监视老百姓，巫师向厉王告发谁，谁就遭到厉王的杀戮。这样一来，老百姓就把怒气压在心里，表面上不发牢骚了。厉王自以为得计。召公就又一次向他进谏，告诉他天子听政，应该“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而事行而不悖。”
这个故事提到公卿和列士献诗给天子，目的是进行劝谏。他们的讽谏，是特地做的诗，只是辞，故事中提到的瞽献曲，这便是乐工的合作，将诗和曲两者配合起来，就是上面说的“钟鼓道志”，就是“乐语”了。
献诗就是作了诗献给在上位者。据顾颉刚先生说，只有公卿列士才有资格做诗献诗进行劝谏，庶民百姓还没有这样的权利。在《诗经》中，有一些地方还提到了献诗者的名字，如：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雅·烝民》）
有的虽然没有提到献诗者名字，但献上去是为表示褒贬态度的，如：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说的“刺美见事”，也就是看到国君或官员做了什么好事，就写诗来表扬他们；看到国君和官员们做了什么坏事，就写诗来讽谏他们，或因个人遭受到不幸或冤屈，就写诗来申诉、表白，这样的情况，都属于“献诗陈志。”《左传》和《国语》也记载了一些春秋以前献诗陈志的故事。
《左传》昭公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说；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祭公谋父预见到穆王周行天下，将劳民伤财，于是作了《祈招》这一首诗进行劝谏。穆王果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国语·楚语》也有一段记载，赞扬卫武公从谏如流。卫武公已经九十五岁，还谆谆告诫公卿大臣，不要因为他年老而舍弃他，一定要朝夕对他的过失进行劝谏。于是在他的生活中，“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瞽史所道、师工所诵的诗，可能就是在朝的公卿大臣作了献给卫武公的。可以想象，卫武公在位时，献诗的活动一定相当活跃。
献诗，有的是请乐工唱，也有的是献诗者自己唱，晏子就曾经唱过一首诗来讽谏齐景公。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宰相，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智者，《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晏子出使到鲁国去，等他回来的时候，齐景公正在征丁抓夫大兴土木，要修筑大台。而时值寒冬，老百姓饥寒交迫。大家都期待晏子能劝住齐景公停止这种徭役。晏子回国后，回复了公事，齐景公为他设宴奏乐，晏子说：“国君如果允许，我想唱一首歌。”他唱道：“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唱完了，晏子仰天长叹，泪流满面。齐景公连忙劝住他说：“先生何故如此？恐怕是因为修筑大台的缘故吧？我这就停工好了。”
晏子的“歌谏”果然奏效了。看来“献诗陈志”在古代的政治活动中，真是个不可缺少的方式。
献诗陈志的活动，不一定都要在朝廷之上进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以用诗歌来表达批判或赞美、鼓励或劝阻的意见。下面看一首《节南山》。
周幽王时，朝中奸佞当道，政治黑暗。当权的大臣中，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太师伊氏，他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信用群小，排挤贤人。因此朝政更加动荡不安，人人自危。当时朝中有个叫家父的大臣就作了《节南山》这首诗，揭露并批判伊氏的专权乱国，劝谏周天子追究导致乱政祸国的根由，治理好天下万邦。诗的最后两章是这样写的：
【原文】【今译】
昊天不平，苍天对人不公平。
我王不宁！我王心里不安宁！
不惩其心，伊氏老是不自省，
复怨其正。人若规劝生怨心。
家父作诵，家父我作歌来讽谏，
以究王讻。揭发恶人太师伊氏。
式讹尔心，你若能不再委以重任，
以畜万邦。治理好四方决无问题。
家父作诗献给天子并自报姓名，表现了他光昭日月的坦荡襟怀和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
上面提到周厉王是西周最残暴的国君，他年轻即位，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以致民怨沸腾、诸侯离心，于是召穆公以老臣的身份对他进行劝诫，这首诗就是穆公作了献给厉王的。《毛序》称：“《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
诗第一章如下：
【原文】【今译】
民亦劳止，百姓早已苦不堪，
汔可小康。只求安居无他望。
惠此中国，请你爱护京城人，
以绥四方。以此平定国四方。
无纵诡随，别信奸侫巧言语，
以谨无良。对待小人多提防。
式谒寇虐，暴虐行为要制止，
憯不畏明。敬畏礼法不对抗。
柔远能迩，安抚远方使亲近，
以定我王。保我国君永安康。
召穆公此诗一共五章，反复劝诫厉王要远小人，离憯言，爱百姓，成君德，以保住天下，可惜忠言逆耳，厉王没有接受穆公的意见，反而派卫巫监视人民是否在诽谤他，终于激起民愤，公元前八四二年，国人群起造反，把厉王赶到彘地（今陕西省霍县）去了。可见献诗有没有效果，还得看人的思想境界，像周厉王这样冥顽不灵的人，真是春风不入驴耳，金玉之言也当作瓦砾一般，不被流放才怪呢。
第二节赋诗言志
在现代的娱乐生活中，常有点歌的活动，由听众指定一首歌请歌手演唱。这样做的目的，或是为了表达对某个亲人、朋友的祝贺、怀念或安慰；或是为了自娱。说起点歌，其实并不是很时新的事，它在中国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了。
春秋时期，人们在外交场合，为了表达宾主各方的意见和愿望，就通过赋诗这种方式。所谓赋诗，并不全是外交使臣们即兴写诗，经常是点出一首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也有些官员自己演唱。在钟鼓齐鸣之中，歌声此起彼伏，这情景让局外人看来，真是美妙极了！但是当事人可没那么轻松。因为赋诗往往只是截取诗中的几句来为我所用，并不管原诗的本来意义，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断章取义”。赋诗的人，要选择最恰当的诗句来作比喻或是暗示，以此表达他的意思；而听诗的人，要正确地判断赋诗人的心意，这就是所谓的“观志”或“知志”，然后马上做出反应。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做“哭秦廷”。事情是这样的：伍子胥和申包胥曾是朋友，伍子胥的父兄惨遭楚王杀戮，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前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灭掉楚国！”申包胥说：“你能灭掉楚国，我一定能复兴楚国！”公元前五○六年，吴国的军队果然入侵楚国，楚昭王逃难到随国，楚国濒临灭亡之境。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援，他靠着墙角，不停地哭了七天七夜，勺饮不入口。秦哀公终于被他的赤诚所感动，为他赋《无衣》一诗。《秦风·无衣》中有这样几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意思说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我要和你一起战斗。申包胥听了，明白了秦君的意思，喜出望外。
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收集了一些历史上赋诗言志的故事，都是很好的例子。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国诸臣赋诗：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奔奔》，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王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郑国诸臣中，除了伯有因为对郑伯有怨怅，便在这个外交场合借机骂郑伯之外，其余的都从晋国和郑国的友谊出发，称美赵孟，如子展所赋的《草虫》中，有这样的句子：
【原文】【今译】
陟彼南山，登上南山坡，
言采其蕨。采那蕨菜苗。
未见君子，心上人不见，
忧心惙惙；心中好烦恼。
亦既见止，等我见到他，
亦既觏止，等我遇到他，
我心则说。心中乐陶陶。
诗中表达了对赵孟的仰慕和对赵孟到来的欢欣之情。赵孟听了当然十分高兴，说：“我怎么能当得起啊！”而伯有所赋的《鹑之奔奔》是讥刺、责骂国君的，诗中唱道：
【原文】【今译】
鹊之彊彊，喜鹊双双飞翔，
鹑之奔奔。鹌鹑对对相伴。
人之无良，那人品行不良，
我以为君。我却奉他为王。
这不是当面给郑伯过不去吗？所以范文子说：“伯有死期快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