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通过初选的学者的演讲都完了，所有的校访也都结束了，可是，迟迟没有教授被录用的消息。学生开始变得不耐烦，于是我们几位研究生决定去找文理学院的沃福院长。我们在文理学院的行政主楼内沃福教授的办公室内坐下，一一做了非常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各自表达了需要导师的愿望。我们对沃福院长强调，我们来哈佛攻读这一专业的博士学位的前提是文理学院能尽早选定藏学教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下心来求学，攻读学位。而今，一切都没有着落，我们这批学生被悬在半空，不知何去何从。后来我们还去见了鲁汀斯坦校长。每个学期哈佛的校长会提早公布和师生员工见面的时间。大家都事先按顺序签名。由于校长的办公时间有限，后来的自然就不会有机会和校长见面。在美国，总统没有过问大学录用教授的权力，但是，作为学生，我们却能堂堂正正地进入院长的办公楼，公开表达自己的心声。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仅在哈佛，而且在美国一般的高校都是常见的。我们未免对此想当然，但是回过头来想想，这在我学生生涯中可是头一回。
作为学生，我们的要求以及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长的见面对加速决策进程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美国的学术制度下，学生有权力向校方提出自己的请求，表达自己的心声。和任何一种录用制度一样，没有完全的公平竞争，但是美国高校的录用制度至少有起码的透明度。不过从总体上说，在像哈佛这样的研究性综合大学内，学生对学校的行政管理、重要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和教授相比，其作用相对就比较小。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关萨默斯辞职之时本科学生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当时学校对在校的本科生做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三分之一的学生希望萨默斯继续担任校长一职，这和文理学院教授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使很多本科生全力支持萨默斯对本科教育的重视，支持他关注本科生教学质量，但是学生在研究型大学的声音毕竟微弱。
学术自由的获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即使在美国，学者也得经过一番奋力争取才得到学术自由。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生在加州大学的宣誓一案（the Loyalty Oath Controversy）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49年，加州大学要求大学的教职员工立誓与某党派无关，否则即被解雇。当时很多教授认为，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教职员工不该受政治的完全控制，于是拒绝签字。这一案子持续多年，1952年，官司上达美国高级法院，终于以学术自由为前提，授予大学教授拒签的自由。学术自由的威力胜过了政治势力的干扰。进一步而言，当学术自由威胁到社会对大学的需求，那么政府就会干预。从学生的权力来讲，尤其如此。罗若夫斯基认为，在高校，学生不应该被赋予过多的决策权力。他在他的书中列出有效治理大学的七项原则，其中的第一项就是事事采用民主制度并不有益于改善大学的管理（Not everything is improved by making itmore democratic）。他指出，大学具有一种等级制度，教授、学生和职员。其中学生入学的目的是从教授那里求知，所以学生需要受到教授的评判。显而易见，这种等级制度是存在的，适当的时候对学生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是维持大学不同于社会其他机体独有的角色所必需的。学生在大学扮演的角色毕竟有限，显而易见，大学毕竟是“教授的大学”！
和中国儒学传统影响下的师生关系相比，美国的师生关系有强烈的商业性。师生原则上是平等的，但如上面所述，教授，特别是资深的终身教授是像哈佛这样的研究型高等院校的真正主人。萨默斯走马上任之时，希望能改变教授一贯只重研究而轻视教学的现象，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本科生教案评审的活动。但是，这一教案的评审工作进展维艰，两三年过去了，大纲才刚刚进入文理学院教授讨论的阶段，而到底下一步本科生选课教案应该如何改变，随着萨默斯辞职而前途未卜。
大学的社会批判作用还在于多样办学。美国的高等院校多种多样，其教育理念、教育目的、教育对象等等也是各具特色的，没有优劣、好坏和高低之分。
这种多种类学校的设立是为了满足不同学生以及学生家庭的需要，为了满足不～同的志趣和需求。如小型的重人文的学院注重教学和师生相互间的交往和熏陶，往往更适合于希望得到更多个人关注的学生。如同杨福家教授所说的“什么时候我们有一半优秀高中毕业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大有好处”。可是，大批中国学生一心一意追求名校，声称“就算考上，我也没想好以后从事什么职业。我只是觉得，一定要圆这个梦！”
储聚社会资本
大学教育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即为学者和受教育者提供创造和储聚社会资本的重要场所。这一点似乎人人都能意识到，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中，除了积累经济资本以外，我们更需累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能量化，但是对于社会的凝聚力和适应性的形成非常重要。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除了科技能力以外，还必须有文化能力，而且文化能力与人文学，即现在高校大力推行的通识教育（包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等各个学科领域的课程）都有密切的关系。
哈佛大学现任校长也深深意识到，全球化注定了大学内的知识传统和社会资本的储聚将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所起的作用将超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大学教育和学术活动凝结而成的社会资本形成高校内在的资源而独立于其他社会势力的干扰，尤其可以避免政治势力的介入和干扰。
对一所大学而言，如果缺乏悠久的讲学传统，教授间没有良性的跨系科的对话、切磋、研习之风，学者之间没有辩难，那么步入这种大学，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即使有雄厚的资金，它也很难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很多州立大学有雄厚的资金，立志成立新的系科，具有发展领衔学科的强烈愿望，但是缺乏坚实的社会资本和长期积累的学者之间的相互探讨之风，因而这种发展的愿望很难实现。
以历史系为例，哈佛大学的历史系几年来在美国大学排名第五或第六位，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历史系虽然运转的资金不及哈佛的三分之一，但是排名总是居于首位。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伯克莱分校的历史系具有资深的老教授带年轻教授、合作共进的传统和学风。比如，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的著作得由研究其他领域的（如古希腊历史或研究文艺复兴历史）教授来评阅，然后一起讨论、辩难，这已成为伯克莱分校非常强盛和悠久的学术风气。相比之下，哈佛大学的教授则往往倾向于惟我独尊，失去了很多共创大学社会资本的机会。原伯克莱分校的一位研究欧洲文艺复兴的知名学者威廉·鲍史玛（William J.Bouwsma）教授，虽然受哈佛重金聘请，前来任教，但是三年后他还是决定回到伯克莱。问他为何，他解释到，在哈佛大学两位教授见面说是一起吃午餐，就共同感兴趣的议题随便聊一聊，结果他们竟然得拿出各自的日程本商量半天，才能定下安排一个月以后见面，而在伯克莱分校，教授之间随时都可以讨论，由此储聚了很多社会资本。哈佛大学自然也有很强的系科，如经济系和政府系，排名始终居于首位。这些居首位的系科的共同点就是社会资本非常雄厚，辩论之风强盛，教授之间的切磋和辩难可以跨文化、系科、年龄。
文化传承
美国式的大学体制非常切实，但是人文学，不仅从学科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包含的人格培养（纽曼认为的大学教育的初衷）方面也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目前全世界由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普遍存在人文学被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和实用化的现象，人文学在大学教育中陷入困境。这一现象在文化中国存在，在美国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的夹击下，人文学发展的空间非常狭窄：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文学者，特别是有意于人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和致力于前沿创新的学术精英，颇有艰苦的迫切感。
何谓人文学？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通常把学术领域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人文学则属社会科学之列。这是20世纪50年代着手学科建设时，中国沿循苏联的学科分类制度所致。这种分类法与别的国家并不一致。在美国，学科通常分为自然科学（sciences）、人文学（the 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三部分。显而易见，美国学术界的这种分类认为科学并不涵盖人文学。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的情况，这种学科分类更会引起一些歧义和混淆。根据德国的传统，“科学”（Wissenschaft）则包括所有的学科。在哈佛大学，就学科的分类而言，文理研究生院主要分为三大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一些交叉的领域，比如非洲和美国非裔研究系、建筑、地貌设计和城市规划系、东亚项目、历史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自然科学。但是其分类还是疑团重重，比如艺术和建筑史属于人文科学，而美国文明史却属于社会科学；东亚研究项目同属两个学科，而俄国、东欧和中亚区域研究系却仅仅属于社会科学类；近东文明和语言系属于人文科学，而中东研究系却又属于社会科学类。不管对人文学的内涵作怎样的理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顾名思义，人文学是有关人的学科。通常我们把人文学理解为一门对人的自我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定义最贴切、最直接的一种学问。当然从广义上理解，所有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是人在不同程度上对自我所作的了解和研究，但是不管是在方法取径、课题范围或知识特性方面，人文学（包括文化学、人类学、人格心理学、政治文化学等人文因素突出的社会科学）确有独特的思维模式、研究对象和诠释方法，具有难以量化的共性。
文学的真情实感、历史学的集体记忆、哲学的睿智和宗教学的终极关怀都是紧扣人的存在和意义等议题而展开的学术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或地域的历史都使我们能更为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眼前的处境。如果个人、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不了解、不重视，那么就会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正是鉴于人文学的这些特征，高等教育不能偏废对学生在人文素质方面的启迪和培养。美国在1965年成立了一个国家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Councilon the Humanities）的机构，其宗旨就在于对人文学进行重点考察和研究。
从实际操作和作用发挥的角度而言，人文学具有细水长流的特征。自然科学界，如物理学和数学界不乏二十多岁就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人才，但是人文学者出成果的时间就比较晚。二三十岁就能崭露头角，硕果累累的人文学家非常罕见。自然科学的发展虽然也是建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但是更重突破；而人文科学则是离不开积累，长年累月的积累。在人文学界取得研究成果，除了需要对经典文本和前人的成就作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之外，还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根据日本人文学者的经验，人文学界的很多重要的成果是学者在退休后才取得的。
中国的古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道出了培养人才的艰辛和漫长，同时也说明了除了长期努力之外，教书育人还需要传统，即一种教育制度和文化传承的熏陶。自然科学需要学科承前启后的进步和传递，社会科学如此，人文科学尤甚。我们并不希望用大量的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人文学，而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利用相对少量的资金，通过长期的积累来发展人文学。人文学的培养和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在文史哲学科的基本功方面做长期扎实的磨炼才能取得。对人文学科来讲，至少一定要有十年甚至更长的计划，长远之计有利于学术积累和传统承接。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一定得有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其制定的策略和计划才见成效。
由此可见，人文学经过“文化大革命”该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缓过元气从而得到正常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