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义”分为两类：一类为对社会的情义，即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为对名誉的情义，即维护名誉使其不受污的责任。前者类似契约性的关系，后者则是履行与生俱来的亲属责任。
在本人经常说，“情义最难接受”。如同一个人必须要报恩一样，“情义”也是必须要报答的。不过，两者所对应所要求的义务分属于不同的系列。英语中根本就没有与“情义”相当的词。“情义”是人类学家在世界文化中所发现的所有奇特道德义务中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一个概念范畴。“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道德规范，虽然日本略微改变了这两个概念，但与其他东方各国所熟悉的道德观要求仍存在某种渊源类似点。“情义”则既不来自中国的儒教，也不是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所独有的。如果我们不了解“情义”的含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情义”二字在日本是经常被谈论到的，在他们谈及行为的动机、名誉以及在本国遭遇的各种麻烦时，都经常会用到这个词。
从西方人的视角看来，“情义”包含从报恩到复仇的一系列复杂的义务（参照第134页表格）。就连日本的辞典也很难为这个词下准确的定义，这也就是他们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含义的原因了。有一本日语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非议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可是，这些并不能使西方人理解其要领，不过“不愿意”一词却一语道破了“情义”与“义务”的明显差别。所谓“义务”，是不论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也必须要尽的一系列责任，这些责任最起码是对其儿女等亲人或者是对象征国家、生活方式以及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的。由于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他们理应履行。尽管人们也会对“义务”中的某些特定行为感到“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包含“不愿意”做的意思。报答“情义”的时候，内心则充满了不快。涉及“情义”时，欠情者总有无法形容的难处。
“情义”分为明显不同的两类。我把其中的一类称为对社会的情义，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报答情义，也就是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称为对名誉的情义，基本上类似于德国人的名誉，即要维护名誉使其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我们可以把对社会的情义大致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它与“义务”存在一定差别，后者是履行与生俱来的亲属责任。所以，“情义”包括对姻亲家属所应承担的一切义务，而“义务”则只包括对直接家属负担的义务。称岳父、公公为父亲，岳母、婆婆为母亲以及姻兄弟、姻姐妹为兄弟姐妹，这些都是“情义”上的事情。这一系列称谓既可以用于配偶的亲属，也可以用于亲属的配偶。在日本，婚姻当然是家庭间的一种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履行终身的契约性义务，就是在履行情义了，这其中最沉重的要数对安排此项契约的父母的情义。尤其是年轻的媳妇对婆婆的情义更为沉重。正如日本人所说，儿媳居住的家庭并不是生她的家庭。丈夫对岳父的义务要有所不同，不过也很可怕。因为如果岳父有困难，女婿必须借钱给他，而且还有其他契约性的义务要履行。就像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侍奉自己亲生母亲，这是出于爱母之情，并不是情义。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属于“情义”的范畴。不论履行对姻亲的义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能犹豫，而是必须履行的，否则会被世人谴责为不懂情义。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谴责。
入赘养子的问题可以最清楚地体现日本人对姻亲家属义务的态度。一个男人像女人结婚那样入赘到妻家。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那么为了延续“家名”就要为一个女儿择婿入赘。养子要取消在原户籍中的名字，改姓岳父的姓氏。他进入妻子的家庭后，在信义上就从属于岳父母了，死后也要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同一般妇女结婚完全一样。有时候为女儿择婿入赘并不仅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往往是出于双方利益的需要，即所谓的“政治联姻”。有时女方虽然贫穷，但门第却很高贵，男方带着钱入赘女方家为的是换取在等级制上较高的地位。有时女方家比较富裕，有能力供男方读书，男方一旦接受这一恩惠，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庭搬到妻子家去。有时候，是女方的父亲为了得到一个公司未来的合营者。无论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情义”都是尤其沉重的。这是因为，在日本，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别人家的户籍是件严重的事。这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就意味着，如果发生战争，他必须为养父而战，即使是让他们杀掉亲生父母也在所不辞，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新家族中的一员。近代日本，入赘养子这样的“政治联姻”带来了信义上强大的约束力，把青年以最沉重的方式束缚在岳父的事业或养父家的命运上。特别是明治时代，有时候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但社会一般还是会厌恶入赘养子。在日本，有句谚语是这样：有米三合，决不入赘。日本人说，他们这种嫌恶感也是出自“情义”。倘若在美国也有这种风俗，美国人嫌恶的时候就会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日本人却不会这么说。总而言之，履行“情义”是一件让大家为难的事，是人们所“不愿意”做的。所以，对日本人来说，“为了情义”是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的一句话了。
不仅是对姻亲的义务，甚至对伯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同属于“情义”的范畴。日本与中国在家族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日本不把对这类比较近亲的义务列入孝行的范畴。而在中国，很多这类亲属，甚至是比这还远的亲属都共享同一资源。不过，这类亲戚在日本却是契约上的“情义”关系。日本人说，对这类亲属的帮助不是因为对他们曾有过恩情，而是出自报答他们共同祖先的恩情。抚养自己的孩子虽然也出自同样的动机，但却是一种当然的义务；而帮助远亲，虽也出自报答共同的祖先，却被列入“情义”范畴。当人们必须要帮助这类亲戚时，他们就会像援助姻亲一样说：我被“情义”所牵连着。
大多数日本人对传统的武士对主君以及同伴的“情义”的重视要胜过对姻亲“情义”的重视。这种关系体现了重视名誉的人对其上级及同辈的忠诚。有许多传统文化作品颂扬这种“情义”性的高尚，将其视为武士的德行。德川氏统一全国以前，在日本，这种德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如此重大以至于超过当时的“忠”，当时即是对将军的义务。12世纪，一名武士被源氏将军要求引渡，其所庇护的敌对领主，那位大名写的回信保存至今。他极其愤慨，因为自己的“情义”受到了非难，他甚至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对于公务，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士重名誉，相互之间的情义乃永恒的真理”，这超越了将军的权力。他拒绝尊重背信弃义者。日本历史故事中流传着很多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士德行，至今经过润色改编，已成为能乐、歌舞伎和神乐舞蹈了。
在12世纪，有位叫做豪杰弁庆的人，是个力大无敌的浪人（没有主君，靠自己谋生的武士。——译者注），他的故事最为著名。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气外，他一无所有。他曾寄身僧院而使僧侣惊恐。他为了筹措封建武士需要的行装，曾经斩杀过往武士收集刀剑。最后，当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时，却遇到了劲敌，他发现这位青年竟是源氏后裔，正图谋恢复其家族的将军地位。这位年轻人就是为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对义经表示热诚的“情义”，为他立下无数战马功勋。然而，最后在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去寺庙化缘的僧侣，走遍全国。为避人耳目，弁庆装扮成领队，义经身着同样服装混迹在人群中。沿途每次遇到敌方布置的缉捕，弁庆便拿出编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此蒙混过关。但是在最后时刻，尽管义经衣着卑微，但其高贵的贵族气质却无法掩饰，终于引起了敌方怀疑，他们叫回了这群人。弁庆立即想方设法消除了敌方对义经的怀疑。他借口一点小事就打了义经一耳光。敌方却信以为真，打消了疑团。这是因为，如果这位和尚真的是义经，家臣是绝对不敢动手打他的。这样违背“情义”的事情是出乎人们想象之外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群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地带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面前，请求赐死，义经仁慈地赦免了他。
在这些古老故事发生的年代，“情义”是发自内心的，完全未受嫌恶之念的玷污，这为近代日本建构了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他们通过这些故事了解到，“情义”在那个时代丝毫没有“不愿意”做的因素的。倘若“情义”和“忠”发生冲突，人们就可以直接坚持“情义”了。那个时候，“情义”是一种为人们珍视的并带有封建色彩的直接人际关系。懂情义就意味着要终身对主君效忠，而且主君也要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就是将生命献给受其深恩的主君。
当然，这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表明，有很多武士的忠诚是被敌方大名收买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像下一章所描述的那样，家臣如果遭到主君的侮辱，按照惯例当然可以弃职离去，甚至可以勾结敌人。对复仇和捐躯尽忠的颂扬，日本人是同样地津津乐道。他们把两者都作为“情义”。尽忠是指对主君的“情义”，对侮辱复仇则是指对自身名分的“情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方面。
但是，古代那些描述忠诚的故事，在今天的日本人看来，已经只是令人兴奋的梦想了。这是因为，现在所谓的报答情义，已经不是效忠于自己合法的主君，而是对各类人履行种种义务。现在，大家在谈论情义的时候都充满了嫌恶之情，往往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必须履行情义。他们说：这宗亲事完全是出自情义，我完全是出自情义才录用那个人的，我会见他完全是出于情义。诸如此类。他们还通常会说被情义所纠缠。在辞典中，这句话翻译为“I am obliged to it”（我被迫这样做）。当他们说“他用情义强迫我”，或“他用情义逼我”等这一类以及其他类似惯用语的时候，也就是在说，他们被某些以往施与他们恩情的人强迫做自己不愿意或不想做的事情。在农村的小商店的交易中、上层财阀社会里以及日本内阁中，人们都会被情义强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交情或者交易深来迫使某人做自己的岳父。用同样的手段，有的人还可以取得农民的土地。被“情义”所迫的人也认为自己不能不答应。他说：如果我不帮助恩人，就会被人说成是不懂情义。这些说法都包含了“不愿意”、“仅仅是为了情面”等意思，正如辞典中解释的：“for‘mere decency's sake’。”
按照严格的规定，“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这跟摩西十诫的道德准则有所区别。迫于“情义”，一个人有时候居然不得不无视正义。他们常常说：为了情义，我不能坚持正义。并且“情义”的准则与所谓爱邻如己也丝毫没有任何干系。它不要求一个人真心主动地宽容别人。他们说，人必须履行“情义”的原因是如果不那么做，就会被世人斥责为不懂情义，就会蒙羞受辱。总而言之，是因为担心世人的舆论，而不得不履行“情义”的。事实上，英语往往把对社会的情义翻译为“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服从舆论）。辞典中还把因为是对社会的情义，只好如此。这句话译为“People will not accept any other course or action”（世人不承认其他的办法）。
比较情义领域中的规矩和美国人关于偿还借款的规矩，是最能帮助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的。美国人并不把收到别人的信件、接受礼物以及获得适时的劝告等情分看做是像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必须严格偿还的情分。在金钱交易中，美国人惩罚不能偿付者的办法就是宣布其破产，这是非常严峻的。日本人却视不能报答情义的人为人格破产。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接触都会涉及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一些细小言行在美国人看来毫不介意也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而日本人则都要一一慎重加以对待，也就是说他们终年要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唯恐有失。
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与美国人借债还账的道理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在思想上对“情义”的报答也是毫厘不差，等量齐观的。关于这一点，“情义”完全不同于“义务”。“义务”是无止境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报答完。“情义”则不是这样的。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对旧恩的态度几乎说得上是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而日本人却不那样认为。我们非常诧异于日本人的馈赠习惯，比如说，每年有两次，每个家庭都要包装礼品作为6个月前馈赠的答礼。女佣人家里每年都要寄东西来感谢对自己家人的雇用。然而，对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即所谓的“赚礼”，日本人是很忌讳的，他们认为这是不名誉的事。送礼者被说成是“以小虾钓大鱼”，这是很不好听的说法。对“情义”的报答也是这样。
只要可能，无论是劳务往来还是馈赠礼品，人们都会记录彼此之间的来往。在农村，这类记录有些是由村长保管，有些是由同业内的一个人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送葬时按照习惯要带“奠仪”。此外，亲戚也要送各种颜色的布以供制作送葬的幅。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男的制棺和挖墓穴。在须惠村，村长有一本账簿专门记录这些事情。这对死者家庭来说，也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因为它记录了邻居们送的礼和帮的忙，在别人家有人去世时，这一家可以根据名册中的单子来还礼。这些是彼此间的长期礼尚往来。除此之外，还有村中葬礼中短期的礼尚往来，比如说一些庆宴。丧主要用饭来款待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而帮忙者也要送丧主一些大米以作膳食之资。村长也会将这些大米记录在册。举行庆祝宴会时，客人们也大都会送一些米酒作为宴会的饮料。无论是出生、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人们都会仔细地记录“情义”的交换，以备日后回报时用。
日本人的“信义”还有一点是与西方的借债还账相似的。这就是，如果逾期未报，“信义”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土曾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历。这位商人曾为埃克斯坦博士提供了去日本的旅费，让博士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回到美国后，埃克斯坦博士撰写传记，并在定稿后寄到了日本，但他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很自然地，博士担心是不是书中的某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寄了好几封信，却仍然没有收到回信。几年后，博士接到这位制造商的电话说他正在美国。很快，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来拜访埃克斯坦博士。这实在是一份贵重的礼品。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得太久了，所以他必须送这么厚重的礼物。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大概您当时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人们迫于情义常常会因时间的拖长而加重偿付。譬如，一位商人幼年老师的侄子向他求助。这位商人在年轻时是无法报答老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情义上的负债也逐渐增加。所以，这位商人为了偿还对老师的恩情，就不得不答应帮忙，以免被世人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