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游定夫生平析疑》一文中说：“我们不一定据此就认定游酢没筑‘水云寮’，只是，游酢既已筑草堂，又何必一定要在接调泉州签判或上任后又筑水云寮于武夷五曲呢？游酢应当没有那么多闲心思忙于筑堂后又建寮。因此，对于谁是筑‘水云寮’的‘林间客’，至少应当存疑。同时，据此而认为游酢‘迁居武夷’，难免牵强。至于‘不去上任’、‘有官不就’和‘借故回乡’诸说。这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更让人感到筑‘水云寮’的‘林间客’极可能就不是游酢。”至于《福建省志.武夷山志》所谓“水月亭后还遗留一处游酢当时舂米用的岩臼”，则更是附会传说。
此外，依《永乐大典》之《中奉大夫游公（潜）墓志铭》所称“居士讳潜字升叔……居士得疾，卒于齐州之官舍，绍圣二年三月己未也，享年六十有六……以绍圣四年三月辛酉葬于唐石里之松原”以及古代礼制守孝三年而实为二十七个月可知，元符二年（1099）并非游酢“服阕”的时间，其“服阕”是在更早的绍圣四年（1097）六月，也就是说，元符二年时游酢已赴任“泉州签判”了。而所谓游酢在“守孝”期间筑草堂“授徒”，则于伦理上说不过去。
笔者以为：游酢数十年的游学仕宦生涯中，专心研究伊洛理学或曰将伊洛理学系统化的时间并不多，此时人到中年，借服丧这难得的机会，在家乡筑草堂著书立说，目的应在于此。这期间，他完成了《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道光《建阳县志》卷15作《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诗二南义》和《易说》等奠基著作，也是现今仅存的游酢关于理学的著作。换言之，他是把研究所得系统化即成稿后才去上任，这应是“再调”（“再”意为“二”即两次）的原因。
至于所谓“游酢在武夷山所建之水云寮，是武夷山兴学办书院之最早者之一。所以朱熹在《九曲棹歌》之五中特别暗指游酢在水云寮之事迹。‘游氏之水云寮、洪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为最著者。’（清何瀚《五曲》，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5）……自游酢水云寮后，才有刘子翚之屏山书院、朱熹之武夷精舍、刘爚之云庄山房、刘拱之仰高堂、蔡发蔡元定之南山书堂、熊禾之洪源书堂等之设，遂使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地。”其中字词、出处之误有：“洪氏之洪源书院”之“洪氏”为“熊氏”之误，“慢亭峰”为“幔亭峰”之误，“其为最著者”则衍“为”字，“何瀚《五曲》”为“何瀚《原序》”之误，因之“卷5”为蛇足。
查考何瀚《原序》，该文谓：“兹志博揽正学，源流独详。崇人自陈代始知学，而顾野王已在武夷讲授矣。宋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熊氏筑独善堂于八曲，胡氏夺秀亭、刘氏仰高堂、小隐堂皆在五曲。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时乾隆辛未秋九月，年家眷旧寅弟平远何瀚拜题于白华书院。”显然，何瀚《原序》表述清楚，时间顺序明晰，尤其是“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最著者”一大句，说明“游氏之水云寮”是在“朱文公开紫阳书院”之后“星拱”其“紫阳书院”者之一，这恰好说明了“游氏之水云寮”是朱熹之后的游九言所筑。笔者百思千想，怎么能从中截取删修“游氏之水云寮、洪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为最著者”一句并引发出“自游酢水云寮后，才有刘子翚之屏山书院、朱熹之武夷精舍、刘爚之云庄山房、刘拱之仰高堂、蔡发蔡元定之南山书堂、熊禾之洪源书堂等之设，遂使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地”呢？但这似乎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给了笔者一个鲜明的启示：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学问是可以这样做的。
五、“水云寮”创建时间分析
资料表明，游九言（1142—1206）、游九功兄弟其实并非“游酢裔孙”、“文肃三世孙”。考《圩富垅游氏宗谱》，入闽四世游廓（？—986）长子游惟真、次子游惟惠，分别传游酢支、游九言支：
五世游惟真、六世游尚、七世游礼之（三礼）、八世游潜、九世游酢；
五世游惟惠、六世游正卿、七世游稀元（或作游宗元）、八世游轼、九世游其藩、十世游訔、十一世游九言、游九功兄弟。
游九言《游氏世谱》亦自谓：“廓三子，仲曰惟惠，惟惠二子，季曰正卿，正卿二子，季曰宗元（一作稀元）……早世；以兄晞古（一作稀古）之子轼为后，是为九言曾大父……生二子，季曰其藩，即先君之考也……有二子，先君訔，冢嫡也……此九言本支也。”
关于游九言创建“云寮祠”的时间，《圩富垅游氏宗谱》认为是“开禧二年”（1206），朱衡《重修廌山书院记》其实也认为是开禧二年丙寅，只不过他以为游九言是“重建之”而已，而所谓游九言“摩刻‘水云寮’三字”的时间，上述资料则多以为是“南宋绍熙元年（1190）”。董天工《武夷山志.理学》谓：“游九言……时学禁方严，九言作《上元明道祠记》。罢归，乃筑室武夷，曰‘水云寮’。开禧初，又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未行而卒。”康熙《建宁府志.儒林》载：“游九言……时学禁方严，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调全椒令，以不便养亲，乞丐祠。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文字，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未行而卒。”其中“乞丐祠”为“乞祠”或“丐祠”之误。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一《理学》载：“游九言……时学禁方严，而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调全椒令，以不便亲养，乞祠。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文字，寻之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未行而卒。”其中“寻之光化军”之“之”为“知”之误。《八闽通志》卷六十五《儒林》载：“游九言……学禁方严，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卒。”《闽书.缙绅》载：“九言……时禁方严，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调全椒令。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卒。”《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谓：“游九言……时禁方严，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调全椒令。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卒。”所谓“学禁方严”起始于庆元二年（1196）二月“严申‘伪学’之禁”，也就是说，游九言是在庆元二年之后数年“乃筑室武夷，曰‘水云寮’”的，而依其“开禧初（元年为1205年），又为淮西安抚机宜”判断，游九言筑“云寮祠”并“摩刻‘水云寮’三字”应当是在庆元末、嘉泰初（元年为1201年），而非“绍熙元年（1190）”和“开禧二年”（1206）。
六、由“水云寮”引发的游酢“晚岁”所居辨述
游酢晚年侨居和州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而卒焉，葬于和州含山县，这在杨时所撰《御史游公墓志铭》已经明确：“吾友定夫既没之明年，其子某自历阳涉大江诣予而告曰……罢，归寓历阳，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终於正寝，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与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县昇城乡车辕岭之原。”其中“没”道光《建阳县志》所录作“殁”，“某”《新宅游氏族谱》所录误作“撝等”；“乙亥”《圩富垅游氏宗谱》所录作“廿三乙亥日”。朱熹节录杨时之《游察院墓志略》亦谓：“罢，归寓历阳，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终于正寝，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县车辕岭之原。”《圩富垅游氏宗谱》卷四《世系总图》谓：游酢与吕氏“合葬和州含山县又名历阳车辕岭，遂改名察院岭。”
近年就此生出的多种说法之一，如《游酢与杨时比较谈》（《游酢研究》第2辑和《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所谓：“游酢官濠州罢归居乡已经68岁了，二年以后就去世了。”其中之“居乡”不知出自何处，或许由“罢归”引申而来。然而，即使不论《御史游公墓志铭》等资料已明确指出“寓历阳，因家焉”，单就“罢归”而言，也不一定就是“归”即“居乡”。
再者，《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水云寮》所谓“游酢构建水云寮后，即于‘晚岁由建阳徙居武夷’（见《廌山集》之《静可书室记》）”失于考证，民国《崇安县新志》失误于前，其《儒林》谓：“游酢……晚岁徙居武夷（见《廌山集.静可书室记》）。”其第四卷《氏族.游》亦谓：“南渡初，游酢爱武夷山水秀丽，由建阳迁崇安，旋以宦遊他去。”游酢卒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绝不可能于“南渡初，游酢爱武夷山水秀丽，由建阳迁崇安，旋以宦游他去”。此说误甚。追溯其“南渡初”之误，乃本于“绍兴”之误，而“绍兴”则为“绍圣”之误，因为游酢于绍圣年间“丁父忧”而归乡，故有其误；而追溯其“晚岁（由建阳）徙居武夷”之误，则当然是因“《廌山集》之《静可书室记》”而误。如上所述，《静可书室记》作者并非游酢而是“宋.徐几”。可参详拙作《误署于游酢名下之诗文考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