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温柔的调情突然结束了。博西以相当强烈的兴趣，看到阿里与温泉的一个年轻牧羊人之间开始产生一种暧昧的关系，但当他终于明白，阿里对乌拉族人的魅力，特别是对梅莉姆的魅力也会大动感情，不禁怒不可遏。一想到阿里会和梅莉姆那个女人睡觉就无法忍受。他怀疑他们已经睡过觉（我可不相信），越发恼火，要求阿里供认，悔恨，保证，发誓说如果阿里违背诺言，就立即打发他走。我觉得道格拉斯并不真的那么嫉妒，而是恼怒。“男孩子嘛，”他辩驳道，“是的，男孩子嘛，他要多少由他，我让他自由，但是他去与女人搞，我不能容忍。”尽管如此，我压根儿不相信阿里真的对梅莉姆怀有欲望，我想他多半是经不住她那迎合的诱惑，而且觉得这也驳斥了他听到的说他阳痿的议论。我相信阿里是装模作样，模仿大人，表示自己长大了。他装出顺从的样子，但道格拉斯已失去对他的信任，疑窦丛生，一天竟毫无顾忌地翻阿里的箱子，在衣服底下发现一张梅莉姆的照片，立刻撕得粉碎……这一下非同小可，阿里像猛挨了一顿鞭子，大喊大叫，把宾馆里所有人都引来了。我听到叫喊，但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觉得不介入更明智。傍晚，道格拉斯出现在晚餐席上时，脸色苍白，目光冷酷，宣布让阿里乘头一趟火车，即翌日早晨那趟回布里达赫。他自己也在两天后离开了比斯克拉。
这时我才意识到，出于反抗而去散心观景，会使我产生多么高的工作热情。现在我再也不需要顶住乘马车出去兜风的诱惑，每天往往一大早就动身穿越沙漠，进行令人精疲力竭的远足，时而顺着干涸的河床走，时而登上高高的沙丘，有时就呆在沙丘上等待夜幕降临，陶醉于眼前的广袤、奇特和静谧，心比鸟儿更轻盈。
傍晚时分，阿特曼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经常来找我。自从道格拉斯和阿里走后，他重新捡起了向导的行当。这是一个可怜的行当，但非常适合于他柔顺的性格。他天真无邪，不自觉地但也不那么难为情地同意把外国人带到乌拉族人家里，同意向阿里转达道格拉斯的甜言蜜语。他向我讲述他的每一天是怎样安排的，我对他的友爱与日俱增，他的这种殷勤也与时俱增，而随着他的信任的增加，他向我讲述的事情也就越多。
一天傍晚，他兴高采烈地跑来。
“嘿！今儿这一天真不错！”他大声说，随即向我介绍他怎样赚了三十法郎：他同意把一个英国人带给一个乌拉族女人，收取手续费十法郎，加上乌拉族女人付的工钱十法郎，又得到英国人付的小费十法郎。我生气了：他当了拉皮条的，我不反对，可是他不诚实，这我绝不能容忍。他吃了一惊，起初以为我是突然发脾气。我让他承认错误，他仅仅表示后悔对我说得太坦率。我感到庆幸的是，在每个阿拉伯人身上都能发现一种贵族式的感情，于是我想唤起他这种感情。他似乎理解了。
“好吧，”他咕哝道，“我把这钱还回去。”
“我并不是叫你还回去，”我驳斥道，“只是你如果想做我的朋友，就不要再干这种不光彩的勾当。”
“那么，”他微笑着说道，我立刻又见到了我喜欢的那个听话的孩子，“我想我最好再也不带外国人去女人家了；跟女人嘛，赚的机会太多啦。”
“你知道，”我以鼓励的方式补充道，“我之所以这样要求你，是为了你无愧于我的朋友们，当你将来在巴黎遇到他们的时候。”
把阿特曼带回巴黎的想法，在我心里慢慢变得强烈，我开始在信里对母亲提这件事，起初是怯生生地，后来当母亲表示反对时，才变得更坚定。对母亲的申斥，我一向过分倾向于采取反抗态度，但应该说母亲的申斥也有点太过随意。她的信通常都是一连串的责备，而她的责备有时可能掩盖在这样亲切的客套话里：“我不是对你提出忠告，而仅仅是引起你注意……”但这类话最令我恼火。事实上我知道，如果这样提起我注意而毫无效果，她会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再提醒，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意图，谁也不会向谁让步。在这件事情上，我尽力说服她也白搭。我终于说服了自己，现在牵涉到一次道德的救助，阿特曼的得救，取决于他移居巴黎，就好像我收养了他……我前面那些信那么激烈，已使母亲感到不安，她相信寂寞和沙漠扰乱了我的大脑。一封信使她的担心达到了极点。在这封信里我突然告诉她，我用从祖母那里继承的一点钱，在比斯克拉买了一块地（我现在仍然拥有）。为了赋予这种异想天开的做法某种明智的外表，我是这样陈述理由的：如果比斯克拉成为一个时髦的冬季度假站，我因此而不再对它感兴趣，而地价升了，那么我就把它转手出去，赚一大笔钱；如果比斯克拉保持目前的样子，要知道这是世界上我最喜欢生活的地方，那么我就在这块地皮上盖座房子，每年冬天都来居住。我幻想在我这座房子的一层开家摩尔人咖啡馆，让阿特曼经营；我已经邀请所有朋友……最后这项打算我没有对母亲讲，其余的已足够让她认为我疯了。
母亲千方百计加以阻止，把阿尔贝以及所能找到的我的朋友，都动员起来为她帮腔。我觉得她鼓动这帮人结成联盟来对付我，十分恼火。我收到的是一些什么信！恳求，斥责，威胁；我如果把阿特曼带回巴黎，定会招来奇耻大辱，我让他干什么呢？爱玛妞会怎样看我呢……我固执己见。最后，年迈的玛丽的一封发狂的信，才使我不得不放弃：玛丽发誓，等我那个“黑鬼”一进家门，她就离开我们家。唉！没有了玛丽，妈妈怎么办呢？我让步了，必须这样。
可怜的阿特曼！我无心一下子推倒一座想象中的建筑，它每天都因一分新的希望而在增高。我不是经常会放弃的，挫折从我这里所获得的，只不过是暂缓一段时间。我表面上顺从了，但这项美好的计划，我最终会把它变成现实，可是这回一直等到四年后。
这时阿特曼明白遇到了麻烦。我起初没有告诉他，因为我对自己坚定的决心仍充满信心。他呢，揣摩着我的沉默，观察着我阴沉的脸色。收到玛丽的信之后，我还等了两天，但终于不得不下决心把一切告诉他……
我们养成了习惯，每天傍晚在火车到达时溜达到火车站。现在他认识我所有的朋友，因为我不断向他谈起我的朋友们。在孤独中回忆自己的朋友，会使生活变得充实。因此溜达时，我们像做有点幼稚的游戏，假装是去迎接我的某个朋友。这位朋友大概在旅客们之中。我们会看见他从火车上下来，扑进我的怀抱，嚷道：“啊！多么漫长的旅行！我以为永远到不了了呢。总算见到你啦……”但都是一些与我们无关的人从身边流动过去。我们孤独地呆在那里，阿特曼和我。不过往回走时，我俩都觉得，这种孤独使我们变得更亲密无间了。
我说过我的卧室直接通到外面，无须上下楼。前面不远处是土古尔路，每天夜里阿拉伯人都走这条路回家。将近九点钟，我听见有人轻轻叩关上的护窗板。是阿特曼的大哥萨德克和另外几个人。他们跨过窗台。我这里有饮料和小吃。大家蹲成一圈，听萨德克吹笛子，听得忘记了时间。只有在那里我才有这种情形。
萨德克只知道几个法语单词，我只知道几个阿拉伯语单词。但是我们即使说同一种语言，我们所说的话也不可能超过我们的眼神和动作所表达的，尤其是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里那种亲切的方式：他的右手握住我的右手，我们就这样向前走，胳膊挽着胳膊，静悄悄的像两个影子。最后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溜达着（啊！我真下不了决心离开，就仿佛是要告别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我们久久地溜达着，萨德克和我，在咖啡馆街，在乌拉街，不时向昂·巴尔卡、向梅莉姆，向小小的摩尔人咖啡馆投去一个微笑。阿特曼把那家小摩尔人咖啡馆称为我的小赌场，因为去年，当保罗陪同D大夫的太太去刚开张的、真正的赌场赌钱时，我则与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拉尔比，来这间又黑又脏的小厅里打牌。离开了乌拉街、灯光和嘈杂声，我们一直漫步到牲口饮水池边，我经常到这里来坐坐。
于是，为了不一下子抛弃一切，我建议阿特曼至少陪伴我到坎塔拉，我在那里再勾留两天。棕榈树下已透出春天，杏树开花了，蜜蜂嗡嗡飞舞，渠水灌溉着大麦田，棕榈树掩蔽下白色的杏花那样明丽，超乎人们的想象，而在它们的阴影遮蔽下，在它们的荫庇下，生长着嫩绿的庄稼。我们在这个天堂般的乐园里度过了两天，这两天的回忆极为愉快，极为单纯。及至第三天早晨，我到房间里找阿特曼向他告别，连人影都没找到，只好不见而别。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但当火车驶离坎塔拉已经很远，我从车窗里瞥见西面的天边他那件白色的阿拉伯长袍。他坐在那里，双手捧住头，在火车经过时也没抬起来，连我向他挥手也没抬头看一眼。列车载着我疾驰而去，许久我眼前还浮现着沙漠里那张呆滞、失神、憔悴的小脸——它是我的绝望的写照。
我回到了阿尔及尔，要在那里搭船返回法国，可是我任凭四五班客轮走了而没有搭乘，借口是海上风浪太大。其实是一想到要离开这个国家，我的心都碎了。彼埃尔·路易病体复元，从塞维尔来找我，他在那里过冬。我甚至记得，他过于殷勤和迫不及待地赶来和我会合，在阿尔及尔前几站，我就意外地看见他出现在我的车厢门口。咳！我们在一起还不到四个钟头（这我记得非常清楚），就争吵起来了。我承认这中间也有我的一点过错。根据我前面所讲的一切，读者想必明白，当时我的性格并不特别随和，也不像我现在这样好通融。不过我知道，只有跟路易我才会那样争吵，而我相信他则不仅仅是跟我争吵。无论遇到什么事或者什么事也没有，都会争吵起来。以后如有人出版他的书信，人们就会看到这方面的许多典型例子。他时刻关心的，就是让他的意见或兴趣压倒你的意见或兴趣。可是，我觉得他并不很希望你让步，或者至少不希望你让步太快，他并不那么在乎有理无理，而是与另一个个人较量，如果不说斗争的话。这种爱争吵的性格成天会以任何事情为借口表现出来。有人希望到阳光下走走，他立即会说他更喜欢呆在阴凉地方。总得让着他。你对他说话，他不是一声不吭，就是哼唱带挑衅性的短短的副歌；当人家希望保持沉默时，他却提高嗓门。这一切都使我非常恼火。
尽管这样，他还拉我去逛窑子。从我说这话的方式，诸位可能以为我不肯去。不，我以什么也不拒绝而自鸣得意，就是说我不太勉强地跟随他去安达卢西亚之星，一家可以跳舞的咖啡馆，那里根本没有阿拉伯人，也没有西班牙人，其低级庸俗立即让我感到恶心。这时，彼埃尔·路易宣称，比其他一切更令他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低级庸俗。听到他的话，我心里的反感使我简直要把他和其他东西一块呕吐掉。然而，我并不凭一时之兴让反感左右自己，一种邪恶的需要促使我走到底，不知道是一种什么阴暗、肮脏的情感，大概其中什么都有一点吧，但肯定不包含欲望，使我再次进行这种尝试。头年与昂·巴尔卡已可悲地失败过一回了。不过这一回成功一些，以至于厌恶之余，我立刻又添了一分担心，怕自己变得追求淫乐。对这种担心，路易则开心地火上浇油，一方面暗示说，事实上，和我一起关在房间里的“安达卢西亚之星”，虽然算得上星座最美丽的一颗星（我应该说最不丑陋的一颗星），但也许是最不可靠的，只有这个才能解释她当时没人问津，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选择她。其实，她那尚存的一点青春和妩媚使她比较出众，但本应引起我的警惕，还有其他女人看见我选择她而发笑的情景，这一切我竟全然没有注意到。我嚷起来，说他应该在还来得及时提醒我的。他申辩说，另一方面，我很可能马上就要受到其后果影响的这件坏事，本身毫不可怕，不过必须接受它，将之视为快乐的一种代价；设法避免它，那就是试图逃避普遍的法则。为了使我放心，他接着列举了许多伟人，他们四分之三的天才无疑是多亏了梅毒。
这种煽情，现在想起我当时听了所露出的表情，尤其现在知道那时自己无缘无故地惊恐不安，觉得相当滑稽有趣，可是当时听了一点也不开心。除了反感和不安，很快又对路易产生了一种狂怒。显然，我们不可能再和睦相处，不可能再相互容忍。这种相互接近的努力，我相信是最后一次了。彼埃尔·路易离开我之后，我在阿尔及尔还生活了几天，那是我最渴望重新经历的几天。那几天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确切的回忆，只记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一种快乐，一种狂热，使我每天天刚亮就醒来，使每个钟头的每一刻都长驻不逝，使一切贴近我的心的东西都变得像玻璃和空气一样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