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叶，是英才辈出的年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备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人们终于迎来了自由之光。仅以五四时期北京女高师而言就有苏雪林、冯沅君、黄庐隐、毛彦文、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及许广平等。日后的她们或是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作家、教授，或是成为反封建、追求女性解放，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英才。
庐隐是五四时期是白话文运动早期的重要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她们三位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其笔名为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她出生时，恰逢外祖母去世。母亲认为她“不祥”，对她的关爱自然就比别的孩子少些，因此庐隐情感上自小便蒙上了一层灰暗。生母不愿亲自喂她，雇一奶妈喂养。小庐隐模样不俊，身上长满疮疥，脾气倔强不讨喜，且好哭。家人们也都不喜欢她，还曾差点儿被父亲扔进江里。奶妈看她太可怜，将她带回乡下抚养。直到3岁时，父亲任长沙知县，庐隐才被接回。三年后，父亲病故，庐隐兄妹五个跟随母亲来到北京，寄居在舅父家。家庭的歧视、冷落严重地伤害了庐隐幼小的心灵。9岁那年，庐隐被送进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收费低廉的女子慕贞学院，在这里她接受启蒙教育，她“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地度过了灰色的童年。所幸大哥黄勉对她比较关爱，助她考进了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五年。庐隐聪明、勤奋，在师范学校时大量阅读古今小说，她看遍了林纾翻译的三百多部小说，被同学们称为“小说迷”。在《红楼梦》、《西厢记》和《玉梨魂》的恩爱情仇中，庐隐植下了文学的种子。
1912年，庐隐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庐隐借李清照的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述志。今天集会，明天游行，后天讲演，活跃非常。她被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福建同乡会代表。与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三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她们四个人总是出入相随，形影不离。庐隐说：“我们四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我也有狡兔三窟（教师、作家、主妇）。”一时，“四公子”的雅号传遍校园内外。
1921年庐隐加入了文学研究会。1922年，她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到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
与那个年代的新式女子一样，庐隐解除了旧式的包办婚姻，踏上了求学求知之路，走向作家之路。她确实不负众望，以《海滨故人》闻名文坛，与冰心成了同时代并行的两位不可多得的重要女作家。可惜让人颇为哀叹的是，庐隐的婚恋和人生际遇是那样的不幸与坎坷。这个性格爽直硬朗的女子总是在现实中或深或浅地失落、失意；阴差阳错地被抛入命运的歧途，咽尽辛酸。
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人。这次同乡会上，为弘扬五四精神，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由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郭梦良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在北京学联兼职。大会上，他睿智、简短的发言引起庐隐极大的兴趣。郭梦良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特别是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他们彼此欣赏、爱慕，从相识、相知，便开始相爱起来。
可惜郭梦良是个有家室的人，20岁时就由父母包办成婚。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世俗礼教，庐隐陷入两难境地。在《海滨故人》中，她尽情宣泄了进退两难的彷徨和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几个人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将自己的烦闷向朋友们倾诉，希望她们能给自己出出主意。三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他的一往情深。1922年夏天，这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并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庐隐的这一惊人之举不仅震动了文坛，更震惊了整个社会。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一起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妻子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1924年，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她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郁结在胸。
回到上海后，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家中事情都由庐隐一人承担。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她哀叹：“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留给庐隐的只有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郭梦良死后，庐隐写了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下《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郭梦良的在天之灵。
这期间，她常同石评梅散步、谈心，跑到陶然亭对着荒冢放声痛哭，登上中央公园的高峰酣歌狂舞。由此，她获得了一个浪漫女作家的头衔。孰不知，这哪里是浪漫，而是痛苦，是对人生绝望的呼号。石评梅死后，她成了一个没有伴侣的长途旅人。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之后哥哥的去世，更使她的生活达到悲凉的顶峰。庐隐一病不起，病好后，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有转变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传里说：“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量……”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她写了中篇小说《归雁》。她说：“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这段话，是她诚实的自我解剖，也是后来的人们了解《归雁》和她的其他作品的钥匙。
1926年，庐隐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担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在这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离世，悲哀情绪浸透在庐隐同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
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9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于是1930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了。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努力开垦他们成熟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前程。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庐隐是当红的作家。当初她公然下嫁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做小”；如今新寡的她又带着前夫的孩子与一个小她9岁的大学生恋爱，这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爆炸性桃色新闻。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铺天盖地而来。一直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庐隐坦然面对所有的社会舆论。后来，庐隐和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可惜，爱情不管有多甜蜜，终抵不过现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茶。1931年8月，庐隐、李唯建夫妇由杭州到上海。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但生活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小爱人”李唯建呢，当初“你是我的宗教”的誓言已忘在脑后。他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长期闲散在家，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庐隐曾劝他努力上进，他如风过耳。他不干家务，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借喝酒、打麻将消愁。而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将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时“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程俊英）。朋友们为了替庐隐分忧，还曾出面请舒新城介绍李唯建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
天妒英才。1934年5月13日，庐隐因难产而离开这个给她带来快乐与痛苦的世界，时年35岁。分娩时，为了省钱，没上医院。子宫被接生婆划破，在转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庐隐走完了她35个春秋的人生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