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6日，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史无前例”的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在神州大地刮起之后，满目是红袖章、红语录、红卫兵，一片红色的海洋，满耳是火药味浓浓的造反歌。
3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丁玲，到了60年代的中期，在北国荒原首当其冲地接受了“红色恐怖”的洗礼，被“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地“揪”了出来。在造反派的勒令下，丁玲和陈明搬出招待所，住到七平方米的“马架子”草房。无休止地遭到造反派的批斗、搜查、殴打、责骂，还要承受剃阴阳头、坐喷气式、下跪等“革命行动”的考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在排练过《刘三姐》的俱乐部门口高台上，年过花甲的丁玲被打着“文化革命”旗号的闯将们拳打脚踢的驱赶下，站了上去，眼睛里流露出漠视一切的表情。她被墨汁抹黑了脸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踢伤腰骨，半个多月下不了炕；她被从台上推到台下，摔在地上，脚背肿得老高，找不到药，悄悄托熟人从兽医家弄来一包药敷治……
在刺耳的“砸烂”“横扫”的呐喊声中，北大荒人在暗暗地保护他们尊敬的老丁。
北京的红卫兵到北大荒来“革命”串联，进行煽风点火，要把“革命”的烈火烧得旺旺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于是乎，农场的造反派，怂恿一群拥有“世界”的中学生去揪斗丁玲。他们用震耳欲聋的高音贝喇叭，对着七平方米的小屋，狂呼“打倒丁玲！”“丁玲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有些家属，就偷偷地把孩子拉回去，狠劲地拧孩子的耳朵骂着说：“你再敢跟着喊打倒丁玲，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丁玲关在牛棚里，半夜有人轻轻敲着窗户，低声说道：“老丁，你要买肉、买鸡蛋吗？我替你送来。”
在批斗高潮时，第六居民委五十多户家属也分成两派，可是两派的人，谁都不揪斗丁玲。六委的家属，看到丁玲被残酷地批斗，都含着泪花，不忍心看下去，偷偷地溜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各地对“走资派”、“牛鬼蛇神”批斗的花样也层出不穷。“蚍蜉撼树谈何易”嘛，就把一些“牛鬼蛇神”拉到大树下，命令他们把树拔起来，不拔者，带铜头的皮带就会带着“阶级仇恨”毫不留情地抽上来，直抽得血流满面，让你尝尝“红色恐怖”的滋味。为了分化瓦解“阶级敌人”，对“牛鬼蛇神”区别对待，造反派别出心裁地建立了“牛棚”和“羊棚”、“蛇洞”等。
1968年夏，丁玲在宝泉岭被单独关押在“牛棚”，长达十个月，到1969年5月才被放出来，接受“群众专政”，监督劳动。
在这十个月中，外面的世界可热闹了。
1968年7、8月，首都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革命小将”也开始犯错误了。
10月，全国各地普遍成立“五七干校”，把大批知识分子送进了中国特色的劳改营。
12月，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大批的红卫兵被豪言壮语送到荒山野地接受再教育。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肯定，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
丁玲此刻是身在洞中，一片茫然。其实还是不清楚的好，不然，这位沉醉在迷梦中的女人，还不知会愁断几寸肠！现在她只是关在屋里每天写着写不完的交代，说着说不完的“罪行”。
她从被隔离的黑屋窗后望出去，能看到移动的人群中瘦小的陈明，能感受到他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在轻抚着她的脸颊，每次几秒钟神望的享受，却神奇地支持了她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和这岁月中的多少心烦意乱的白天和不眠长夜，多么大地鼓舞了她的生的意志啊！
凡想得到的痛苦都能忍受，想不到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丁玲和陈明相见难相对，相对难相言，难言难有声。此刻，她多么向往那七平方米的小茅屋。那曾是他们温暖的家呀，好像沙漠旅人头上的一亭绿荫，大海漂泊者栖身的一叶轻舟，它为他们遮风披雪，挡寒生暖，为他们接待从场长书记到家属孩子的客人，屋里是一个热腾腾的人生画面，屋后菜园有劳动丰收的喜悦……
在“炮打司令部”的感召下，尽管那小屋被抄查过几十次，他们也曾在那儿饱受凌辱和毒打，可那毕竟是两人世界，是他们辉煌的小屋！只要两双手紧紧地拽着，两双眼睛默默地望着，他们立刻就像充足了电的强人，可以共同应付世间的任何艰难困苦和摧残打击。
可是现在她被隔离在“牛棚”里，孤身单影，她多么需要陈明，她内心在呼唤：什么时候我能再痛痛快快看到你满面春风的容颜？什么时候我能再听到你深沉有力的语言？
此刻的陈明心如刀绞，渴望着用强有力的双臂拥抱受难的妻子，给她安慰，给她力量。于是机敏的陈明躲开看守的严密监视，巧妙地向丁玲传递信息，有时是一团废纸，有时是一片枯干的叶子，有时是一个破火柴盒子……
那上边写满了陈明的话，一字字一句句传递着陈明对她的爱，她多少次抚摸它，背诵它，梦中伴随它。尽管穷凶极恶的造反派将这些本该留存在历史博物馆的珍贵物品通通焚毁了，但毁不去她的心。这些诗句已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经过多少年，她仍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呵！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
黑暗过去，曙光来临。严寒将化为春风，狂风暴雨打不倒柔嫩的小草，何况是挺拔的大树！你的一切，不是哪个人恩赐的，也不可能被横暴的黑爪扼杀、灭绝，挺起胸来，无所畏惧地生存下去。
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不要把豺狼当人，也不必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要看到远远的朝霞，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
永远不乞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要关怀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的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光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温暖的春风吹化了寒冷的风雪，这来自爱的世界的短笺滋润了她那充满活力的心。
在那疯狂的年代里，人性被扭曲，可是丁玲仍保持着一颗善良、正直的心。有一天，牛棚里又关进来一个人，叫谢桂琴，她父亲是抗联第五军的战士，很早就牺牲了。造反派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材料，说谢桂琴当时带枪投敌，抗联的八女投江，就是她出卖的。
丁玲听她哭诉后，问她是哪年出生的？父亲是哪年去世的，然后算了算，说：那时你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怎么可能带枪？更谈不上去投敌了。谢桂琴还是很担心自己的处境，丁玲又劝她：你这是一桩冤案，可以澄清的，一定要相信党。
谢桂琴不识字，丁玲就帮她写交代。有一天，丁玲正趴在桌上写，咚的一声，门被恶狠狠地踢开了，跳进来一个凶神般的造反派，对着丁玲大吼：“丁玲，老趴在桌上写什么？站起来请罪！”
谢桂琴刚要上前去解释，就看到丁玲站起来飞快地说着：“丁玲有罪，丁玲该死，丁玲死了喂鸡，鸡吃了拉屎！”那造反派没听清，大喝道：“再念一遍！”丁玲又照原话念了一遍。这回造反派听清了，他气呼呼地嚷嚷：“讲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着转身摔门走了。
门一关上，谢桂琴就忍不住笑了，说：“老丁啊，你啥时编的？”丁玲也笑了，这是“牛棚”里难得的笑声啊！
春节的前一天，造反派发慈悲，让谢桂琴回家过年，丁玲很替这位“牛友”高兴，忙着给她收拾行李，谢桂琴看着丁玲的忙乎劲，忍不住哭了。丁玲听到哭声，停住了手，奇怪地问：“放你回家过团圆年是好事，哭什么呀？”谁知，丁玲这么一说，她哭得更加伤心了，呜咽着说：“我回家了，不就剩下你一个人吗？”这回轮到丁玲流泪了，她是被感动的。最后，她们互相擦干了眼泪，依依不舍地分手。
60年代，谢桂琴只要谈起这件事，就会伤心地哭，说：“老丁可是个好人呀！她受了那么大的苦，她不哭，还一个劲地劝我。”
趁着春节，看守稍松一点，陈明过来陪她吃了几次“团圆饭”。陈明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着：趁着过春节的那些天，中午或晚上，我借口送咸菜、辣子酱，端着饭盒，来到老丁的牛棚，当着看守在场，陪她一同进餐，看守并不阻止，也不说什么。此时此地，真是无声胜有声。还需要说什么呢？还能够说什么呢？我们只是默默地吃饭、吃菜，我给她一勺辣酱，她让我多吃几粒油炸黄豆，这胜过一切美味佳肴，胜过千言万语。现在我们的确没有过高的奢望，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几秒钟都是宝贵的，都是我们心灵上的莫大享受和慰藉。1969年5月，关押丁玲的“牛棚”拆了，她被解到二十一连劳动，那更是一个人间地狱。丁玲落到一个看管“牛鬼蛇神”最凶狠毒辣的基层单位手中，每天遭受了更甚的折磨。那帮“造反派战士”，为了防止她和陈明串联和建立攻守同盟，造反派把陈明发配到一连去，两地相距三十里。白天参加繁重的劳动，夜晚写交代材料，很少有喘息的机会，再加上有人“监护”，他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了。
丁玲这时已有六十五岁，该是在家安度晚年的时候，可是在这非常年代，她却被勒令去种菜、喂猪、掏厕所……最多的时候，一天劳动达十四个小时，此外还要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她和十几个“专政”她的女知青住在一起，早晨除清扫房间之外，还得给她们倒屎盆。“革命小将”还规定她不准午睡，不准打呼，不准抽烟……
但是，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1970年4月3日晚上十时许，宝泉岭农场保卫股的章昆正准备睡觉，忽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一听，那头传来股长王玉仁的声音，关照他不要睡，他立刻就到。章昆放下电话不久，王玉仁就推门进来了。要他把有关丁玲的材料都找出来，说一会儿上边要来人拿走。
十一时左右，师里保卫科的一位干事又来电话询问丁玲和陈明的情况，不但详细了解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表现如何，而且连睡眠状况、饭量大小也问了。章昆一边回答，一边心里想，这对老夫妻又要大祸临头了。果然，半个小时后，师部首长、团政委、政治处主任都来了。同时从门外停放的两辆吉普车上走下两男两女身着戎装，佩带手枪的军人。在又一遍核实丁玲、陈明的情况后，由股长等人带领下，分赴一连和二十一连。
丁玲因夜里睡觉打鼾，而被“革命小将”赶出屋，这会儿，她正一个人睡在队部的会计办公室里，白天的劳累，使她睡得很沉。忽然，她被灯光惊醒，睁开疲惫的双眼，炕头围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在“红色的海洋”里几经沉浮的丁玲，这样的事，见得多了。她坐起来，镇静地穿好衣服，双脚落地，穿上鞋。这时，两个女兵上前，给她扣上手铐。这时的丁玲不但不害怕，反而轻松了，“啊，是救命的来了！”她在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证上签名后，便被人群拥上了汽车。
汽车启动了，在茫茫的黑土地上奔驰着，丁玲在想：“在二十一队实在熬不下去，现在离开这里，我可能得救了。可是陈明呢？他还在一队吗？他能知道我的消息吗？他如果知道，他会怎么想呢？他能打听到我的下落吧？……”丁玲向自己提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回答她的是隆隆的汽车声和一望无际的黑暗……
丁玲不知道陈明已借她的“光”，也被捕了。被两名男军人拥着，关在一间屋子里。陈明被捕时，在想：“来的不是造反派，是解放军。他们从哪里来？带我到哪去？老丁呢？”他哪儿会想到，丁玲比他早二十分钟来到这里，就关在离他不远的屋子里，坐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低着头，闭着眼。当陈明听到有人问：“材料带了没有？”有人答：“带了，都带了。”这“都”字，引起了陈明的注意，他断定丁玲也被逮捕了，也一同被押离开这里。
随着发动机响，丁玲和陈明被分别关进两辆车子里，开走一辆，又开走一辆，两个日夜思念的人儿，单独被抓，现在虽是同时行驶在茫茫夜色中，却毫不知晓亲爱的人就在身边。
火车站到了，陈明下车，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辆公务车，车门口两个军人在朝他这个方向看，陈明仔细一看，发现那是两个女兵，军帽下飘着长发。他心中一喜，丁玲已先他上火车了。
陈明被押上火车后，急于想弄清楚丁玲在哪个车厢。忽然他听到一阵咳嗽声，太熟悉了，是丁玲在咳嗽，是故意咳的，还是真的病了？他立刻下意识地连声咳起来。丁玲啊，快快竖起你的耳朵，仔细听听，这是他在呼唤你，是他在寻找你，你听见了吗？遗憾的是，丁玲没听见，后来陈明借故上厕所，在两个警卫的跟随下，在车厢里走了一个来回，也没有发现妻子的踪迹。
北京到了，陈明上了一辆黑色小汽车，看见前面出口处停着也是同样的一辆车，他想，丁玲一定在那辆车里，他便紧盯着那辆车。两个警卫，一人伸出一只手按他的头，边说：“低头！低头！”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车停了，陈明的注意力被另一辆黑色小汽车所吸引，“她比我先到。”陈明心里说着，突然感到一种莫大的安慰。是啊，他们两人是分不开的。
这是什么地方？外面看来，像一座绿荫覆盖的乡村别墅，其实是长城脚下的一所高级监狱，叫秦城监狱。一个个单人囚室，可以监禁到你不会说话，可以寂寞到你发狂。
丁玲进监狱后，只有过一次审讯，要她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后就再没有人来找过她了。丁玲走进这间宽七尺，长十四尺的囚室后，第一个念头竟是：“这下好了！离中南海近了，解决我的问题也就快了。”这位老革命的头脑有时天真得如同小孩子。她越是盼望快点解决，就越是感到难熬的寂寞。
起先，丁玲看到送来的《人民日报》非常高兴，可是慢慢的就不感兴趣了，因为那报上的词儿，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而且从第一版看到第四版，又能消磨多少时间呢？最后只能看天花板。
不能每天这样无聊，得找点事做做。在狱中可以看《毛泽东选集》，她就重看了四卷，以后又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面对四壁冰冷的墙，读着无声的报刊书籍，偶尔门外传来看守的脚步声，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无人说话，无人交谈，几年下来，恐怕连声带都要退化了。丁玲真害怕，等她出狱时成了个哑巴。于是她就经常自言自语，轻声地背诵唐诗或唱歌。
在北大荒时，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又因为被残酷的批斗和繁重的劳动，她经常感到腰酸背痛。现在一直坐着不动，也不行，俗话说：久坐成病嘛。我要活着出去，拿起笔，好好写点作品。
丁玲为了使自己活动起来。她用手纸揉成团，外面用毛巾扎起来，便成了一个手球。她天天拿着它往墙上扔，这种纸球当然是没有弹性的，碰到坚硬的墙，立刻掉在地上。丁玲弯腰将它拾起来，再扔，扔了又掉，掉了再拾……纸球在不断地被抛起落下，扔球人的信念在不断地增强：我要活下去，要活下去！
丁玲进狱后最思念的是陈明，望穿秋水望穿眼，坐穿牢底坐穿心，老陈啊，老陈，如今你在何方？此时的陈明也在思念着丁玲。陈明就在你对面的一幢灰色大楼里，你知道吗？他和你一样的在思念你，他看到了押送你的车，但不知道你在哪幢楼？哪个号子？你的牢房有多大？在生活上，他可以不为你担心了，一定比在二十一队好，他担心的是你的心境怎么样？他也和你一样，给自己寻乐子，消磨时光。你知道他是怎么苦中作乐的吗？说出来你会不信，他自己给自己组织周末文娱晚会：他在看报的时候，凡是有什么文艺新闻，体育消息，统统保留到星期六晚上汇总来欣赏。于是，这个星期，是文艺晚会，下个星期，换个体育表演。有时，还安排一场陈明独唱晚会。你知道他的歌唱得很好，而且中外古今的都能唱，还会唱许多戏文。你听，他唱完京剧唱评剧，唱完评剧唱采茶戏……幕间休息后，唱中外歌曲。有一次，他唱《延安颂》，听到隔壁号子里有人跟着唱。你说，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啊！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四人帮”。按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
1975年5月，丁玲和陈明在这值得纪念的、后来被称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吹拂下获释。当这年11月3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信作批示，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点名批判邓小平，全国再度混乱时，丁玲夫妇早已到了山西。
丁玲比陈明早一天到山西省长治市的嶂头村，当陈明爬上老顶山的半腰，走进这有近五百户人家的村子，看到丁玲迎上来时，心头一热，急步冲上去，紧紧地拥抱爱妻，从1968年6月到1975年5月，两人整整离别了七年之久。他们流泪，他们欢笑，互相擦着重逢的热泪，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紧紧的拥抱中溶化了……
丁玲夫妇住在村子西北的一座小院里，里面一间是厨房，外面两间是卧室和饭厅。丁玲就像一块吸铁石，走到哪里，总有一群人围着她，李大爷、张大娘、王家姑娘，赵家大嫂……都爱来串门。大队出纳员小李和丁玲相处熟了，有一天，他悄悄地问丁玲：“老丁，这些年你什么罪也受过了，你不觉得冤屈吗？”丁玲说：“我虽然受了冤屈，但我坚信党的正确路线一定要回来。因为世界总是光明的，革命总是要前进的。我等着那一天。这就是我所以不管受什么罪，也从没有想到过死的原因。”
作为一个以笔为事业的知识分子，丁玲还有一件事放不下来。有一次她对陈明说：“我对我个人的荣辱，也没有什么抱憾的。惟一不能放下的是那部书，不写出来，死了也闭不上眼。”这部书就是《在严寒的日子里》，早在北大荒就开始写了，“文化大革命”中，稿子被公安机关“封存保护”，结果是“保护”得不见了。在嶂头村重又起笔写，从头开始写起，可惜，她并没有完成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