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延安与陈明的结合，虽说是有缘，但是对研究丁玲的人来说，也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象。丁玲是一个心气极高、名声显赫的名作家，以单身女子的身份进入延安，谈笑往来的均是可出将入相之辈，如果她想往政治权力阶层靠的话，找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作丈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丁玲在延安没有这样的缘分，她把自己的后半生的爱情生命，如此认真地交给了小她十三岁的年轻人陈明。这是因为丁玲在那些伟大的男人们面前感到了真实的倦意，还是因为1933年“失踪”案的可怕政治阴影给她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历史将证明，丁玲的选择是对的，从这时起，她的命运与陈明的命运就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让我们跳过时间的隧道，看看十五年以后这对夫妇的命运吧。
1958年3月2日上午八时，文化系统去北大荒的“右派”，在文化部工程队集合，八时三十分开车，十时四十分到达双桥农场，进行集训。所谓集训，就是在去北大荒之前，先体验一下农场的劳动生活，让这些“右派”在劳动中改造灵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3月3日，他们参加农场的倒粪劳动。
3月4日，元宵节，上午休息，下午挖鱼池、抬土。
3月5日，密山农垦局的张局长来做报告，从目前国营农场的情况，讲到北大荒的远景规划。会后进行讨论。
3月9日上午十一时，北京站的站台上，几乎没有送客，冷冷清清，气氛紧张、严肃。一辆农垦部的专列前站着身着军装的军官，大多是大尉或上尉，这是同去北大荒的各大队的大队长和指导员。因为丁玲的关系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的陈明，与其他政务院下属各部委下放人员一起被送到北大荒劳动。
快要离开北京了，陈明朝他们居住的多福巷的方向遥望着，耳边响起丁玲柔中带刚的话语：“我们都不要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陈明下意识地举起手，摸摸头发，这是他临走前，和丁玲一起去理的发，还一起拍了张合影照。两人都怕对方经受不住这严重的打击，互相鼓励着，他们的神情是这样地宁静，眼睛里闪烁着不屈的光芒，就像战士准备奔赴新的战场。
一阵刺骨的北风吹来，陈明打了个寒战，再次深情地往多福巷的方向望了一眼，转身上了火车。
丁玲和陈明相约时是多么坚强，可是当她在院子里送走陈明，看不见他的身影时，那强忍着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个劲地往下掉。他被打成“右派”，还不是因为她？忽然，丁玲仿佛听到火车的鸣叫声，她急步跑出门去，外面是茫茫的一片，不见人影，只有风在肆无忌惮地狂奔怒号……朦胧中，丁玲似乎看到陈明在密山下了火车后，换上解放牌大卡车，没有车篷，没有遮拦，一路上天气阴沉，不时地飘着雪花，公路两旁堆起一人高的积雪，一片银白色的世界……
初到北大荒，在没有开荒种地之前，路要自己修，房子要自己盖，井要自己打，伙食要自己办。平时，背、扛、抬、拉、挑、割(割麦、割豆、割草)、锄、点、种、脱(谷)……什么都要干，要过劳动关嘛，就得这样。这些对于不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艰巨的。可是陈明在给丁玲的信中，却是轻松愉快地介绍了他们劳动的情景，好让妻子安心。
丁玲孤单、寂寞地在家中，阅读夫君的书信，简直就是最高的享受。这天，她又收到了北大荒来信，陈明在信中说：“王震同志向我问起了你，我把你也曾打算来北大荒的想法讲了，并且希望得到支持。王震同志当时满口答应：‘好嘛，她来，我同意。’”丁玲读着信，就像是在寒夜里看到了光明，中共高级将领、农垦部部长王震短短的一句话，使她心中充满了温暖，她这就走，走到丈夫身边去，到人民中间去，到这块黑土地上去安家落户。
当丁玲决定到北大荒去的时候，作协有人对她说：你的名气大，要下去就改名换姓吧。丁玲说：不，我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丁玲就是丁玲。怕什么呢？要害怕人们看她是右派，她就不去了。本来嘛，她是可以住在北京不去的，但她去了。当时和后来，有许多人——朋友，读者，和对她抱敌视心理的人，都百思不解，谁也没强迫她，为什么她要到那荒凉的土地上去呢？
1958年6月，丁玲戴着“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两顶大帽子，来到丈夫劳动的那一片土地。群众像看戏一样围着她，既不说话，也不靠近，眼里流露着诧异和惊叹。她不能和群众讲心里话——这是最大的痛苦，是灵魂上、精神上的窒息啊！她又不愿意讲假话，更不愿意用语言来取得人们的理解。怪谁呢？时代的气候，政治的流云，命运的风雨……当然不能怪群众，他们是听党的话的。
她刚到密山的时候，看到有个转业军人画表格，画来画去画不好，丁玲就替他画，还同他聊天。那军人不知这热心肠的老太太是谁，就问她叫什么名字。丁玲如实告诉他后，他竟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丁玲见他那模样，赶紧说：“你愣什么呀，一会儿，王震部长还要找我谈话哩。”
丁玲嘴上是随口说的，但心一下子就被强烈的酸楚淹没了。一个普通的转业军人，自己与他既不曾相逢，也不曾相识，只因为说两句话就悸怵失言，惊惶不安。难道自己是政治上一号病的患者？……
丁玲永远记得王震在密山初次会见她时的话：“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又说：“我已经通知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到哪里去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
1958年7月3日，丁玲和陈明来到汤原农场。丁玲在畜牧队、陈明在第二生产队劳动。组织上考虑她年老体弱，只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但她不图清闲，争着去做各种杂活重活：剁鸡菜、刨鸡粪、扫鸡场……慢慢地，人们开始和她接近，亲切地叫她“老丁”、“大娘”、“大姐”。邻居把最微小的烦事托付给她，群众事不分巨细都和她唠唠，听听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太太的意见；老人们拉她到庭院里坐坐，尝尝雪白的新麦馒头，吃一口屋后刚下架的新豆角；小伙子失恋了，来向她倾诉烦恼；姑娘们把甜甜的心事，瑰丽的憧憬悄悄地告诉她，共享心灵的欢乐……这是作家获得最高荣誉的无形作品。
从灰墙砌的俱乐部里，传出了悠扬的琴声和动听的歌声：
“姓陶不见桃结果，姓李不见梨花开，姓罗不见锣鼓响，三个蠢材哪里来？啰——哪里来？”
原来是丁玲和陈明在为畜牧队的职工业余排演歌剧《刘三姐》呢。
北大荒的冬夜，雪花飘扬的银粉世界消失了，群星的清辉在原野那纤细晶莹的雪粒上闪着光亮。陈明给丁玲裹紧围脖，又让她拿上拐杖，然后搀着她小心地在冰雪道上走着。阵阵寒风吹来，声声狼嚎传来，他们全然不顾，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俱乐部走去。丁玲忽然停住脚步，举手指着天空，“看！”他俩抬头仰望，顿时觉得星星离开自己是那么的近，仿佛就在头顶，那一颗颗晶莹的星粒飘忽着，颤抖着，好像一不小心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伸手就可以接住。这星空蓦然会使人想起缀满宝石的皇冠，会使人想起一盏盏亮闪闪的明灯，会使人觉得世界的上空是一个灿烂无比的光华顶盖，使人感到天地是多么美好，充满光明，充满生气。他们相依相伴徜徉在这块黑土地上，沐浴在辉煌的星空下，似乎已经彻底地和昔日的烦恼与痛苦告别了。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排练，《刘三姐》在除夕的夜晚演出了。作为导演的丁玲却没有资格上台，她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知道你家钱财多，见着什么就抢什么！你抢米粮，你抢田地，你抢房屋，你抢马驴，你假借名义霸茶山啰，抢劫民女做小婆，只有嘴巴你抢不去，留着还要唱山歌！啰——唱山歌！”
在刘三姐激昂的歌声中，戏演完了，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中，丁玲偶一扭头，发现坐在身边的不仅是亲爱的丈夫，还有一张张绽着笑脸的群众，正向她投来感激、信任和温暖的目光，这目光烫平了她布满痛苦的心，她感到了无限的安慰。丁玲笑了，脸上挂着晶莹透亮的泪花……
其他人，也许也能获得这样的荣誉，而丁玲做到这一点，付出的艰辛和痛苦要比别人多十倍、百倍。她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向人民证实她一颗真诚的心。她不是用文章，而是用时间一丝一丝地剥去笼罩在身上的莫名的羞辱和黑暗的阴影。
但劳动依然是艰苦的。就拿为鸡剁菜拌饲料这活来说，也不算是轻活。小鸡舍，六趟房，一趟房两千多只，一万来只鸡的饲料，都得丁玲来拌。冬天的大白菜、胡萝卜，冻得硬邦邦的，丁玲三点就得起床到饲料室干，右手脖子都肿了。有个好心人看不过去，对指导员说：“老丁手脖子都累肿了，换个人干干吧！”谁知得到的回答是：“右手脖子肿了，不是还有左手脖子吗？”丁玲知道后，反而安慰那好心人，说：“你忘了，解放军不是有个老传统：轻伤不下火线嘛！”
王震对丁玲一直非常关心，每次到佳木斯，总要打电话给丁玲，约她去聊聊，谈谈，了解她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有一次，王震发现丁玲的右手肿了，忙问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得知是每天剁鸡饲料造成的后，对基层干部说：思想改造不是肉体改造。并立即打电话给高大钧，要他立刻到佳木斯去。
高大钧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地点是在山西临汾的刘村。那时，高大钧从陕北公校调到晋察冀前线，从延安过黄河，进晋东南，正巧丁玲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来。高大钧知道丁玲是作家，但不认识她。那天，他在总部刚下车，就见到一群人围在一起，当中是位身着日本大衣的女兵，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正和周围的人热烈地说着什么。有人告诉高大钧，这就是丁玲。他匆匆地看了她一眼，就去执行任务了。第二次见面，就是在北大荒了。
高大钧是1937年10月14日入党的老红军，做内保工作，50年代到北大荒农场工作。丁玲到汤原农场后，高大钧任宝泉岭农场的场长。1963年10月，丁玲与陈明一起回北京看病时，向王震汇报工作，要求农场给以写作条件。
高大钧风风火火地赶到佳木斯，一进门，王震就说：“我叫你来，是要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光荣的任务！”他把“光荣的”三个字说得特别重。高大钧与王震很熟，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首长指示，坚决照办！”说完还立正，行了个军礼。王震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说：“坐下谈。”
“丁玲同志下来锻炼，改造，不要在肉体上进行惩罚，你看，手都肿了。这样不好，人家有错误，要慢慢帮助。将来这些同志还可以为党工作。她是作家，你知道不知道？”高大钧点点头。王震又继续说：“把丁玲调到你那儿去，不要参加劳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丁玲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要让人家抬不起头来，在思想上多帮助她。”
高大钧边听边点头，最后对王震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她！”
1964年秋，丁玲和陈明在高大钧的热情接待下，到宝泉岭农场参观。年底，她从汤原农场调到宝泉岭农场，住在招待所的底楼最后一间，那是一个套房，有两间屋子。东北天冷，房子四周砌的是火墙，供取暖用。丁玲不会烧火墙，高大钧特意嘱咐招待所主任，让两个老职工为招待所烧火墙时附带着帮丁玲烧火墙。宝泉岭农场种小麦、大豆，不种水稻，而隔壁的劳改局农场种水稻。高大钧得知丁玲爱吃米饭，就叫人去换米时，帮丁玲顺便也换一些。丁玲感到寂寞的原因，莫过于看不到书和报，虽然此刻她身陷困境，但仍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忧国忧民。老同志的心是相通的，高大钧经常去看望丁玲，将自己在会上听来的，材料上看来的国内外形势，讲给丁玲听。
陈明摘去右派帽子后，天天到场工会工作，家中只留下丁玲一个人，高大钧的小女儿高文华，那时才四五岁，没事就往丁玲屋里钻，一口一声甜甜的丁姨，把丁玲冰凉的心溶化了。可爱的孩子，善良的人们，人间还有真情在。有一次，丁玲送给高文华一支白颜色笔杆的铅笔，这是丁玲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时得到的。她对高文华说：“我没什么东西送你，这支笔送给你学文化用吧。”高文华一直舍不得用，到现在还珍藏着。
眼看麦收季节快到了，为了让年轻妈妈脱身下地干活，丁玲提出办托儿所。没地方，就找啊，最后看中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猪圈。丁玲组织家属割草苫房子。那墙当地人叫垃哈辫，是小叶樟和上水、泥，涂上去的，冬天非常暖和，一般住上二十年也不会坏。丁玲和大伙儿一起垒墙、抹泥、铺地，没几天，一所崭新的托儿所就诞生了。小孩唱，大人笑，欢欢喜喜上工去了。
丁玲担任扫盲教员时，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套“见物识字”、“抬头见字”、“生字开花”的方法，帮助学员记字，经过一个冬天的学习，三十多个文盲不仅摘了帽子，还出现了小秀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