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文联决定创办《文艺报》，丁玲和陈企霞一同被调去筹办。9月，丁玲被委任为《文艺报》的主编，陈企霞为副主编。他们在延安时代就在一起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可以说是老搭档，工作配合起来还算得心应手，私人之间也能互相体谅，关系比较密切。当时最初决定让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为副主编。陈企霞不想屈居副职，丁玲出于团结的愿望，经周扬同意后，让陈企霞一起挂主编之职。这本来是丁玲大度和容人的崇高品质的表现，但对一些热衷于背地整人打小报告，想通过互相攻击达到互相监督、各个击破的人来说，他们天然不喜欢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和抱成团，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被称作“集团”，就是一例，而丁玲与陈企霞的友好合作似乎也犯了大忌。不久就有了“丁陈集团”之说。1951年1月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丁玲任所长，这是由文化部领导的，专门培养青年作家的教学机构，不久文研所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后来都在50年代的文坛上崭露头角。1952年1月，丁玲辞去《文艺报》主编之职，并推荐精通文艺理论的冯雪峰来接任。丁玲此番当然是好意，可是这样一来，把冯雪峰拖入一个陷阱，而且连丁玲自己也一起陷了进去。
1954年9月，山东大学两个学生李希凡、蓝翎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红学家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这篇文章曾经被《文艺报》退过，后来在山东大学的学报上刊登出来。这退稿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不知怎么让毛泽东知道了，竟成了他正想发动的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批判运动的突破口。于是在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士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问题提到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压制“小人物”，打击新生力量的高度，《文艺报》和冯雪峰就落到了挨整的被动境地。10月18日，作协党组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10月28日又发表了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认为《文艺报》等刊物“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文艺报》第二十一号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热烈地、诚恳地欢迎对〈文艺报〉进行严厉的批评》。文艺界展开了对《文艺报》的批判。虽然事情出在冯雪峰身上，但马上有人联系到丁玲，批评也涉及到她。但这对丁玲还没有构成大的威胁，因为丁玲已经离开了《文艺报》，所谓犯错误也挨不上边。何况早在从1953年开始，文联内部就批判丁玲和陈企霞，说丁、陈是一个小集团。这次批评并没有给丁玲带来什么恶果，这年12月11日，丁玲随周扬为团长，老舍和她为团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年底离苏回国。
但恶果却栽到了另一个左翼文学评论家胡风的头上。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的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本来是说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展开讨论的，并且要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当时胡风正与周扬闹得不可开交，为了争取主动，胡风写了三十万字的万言书《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直送中共中央，反驳周扬一伙人(主要是针对何其芳和林默涵)对他的批判。他对最高权力机构抱有幻想，想通过最高权力机构来解决他与周扬的矛盾。当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发表，并且提出批判《文艺报》方向时，胡风误以为他的上书起了作用，毛泽东拿《文艺报》开刀是为了批判掌握了作家协会领导权的周扬一伙人，所以在联席会议上胡风作长篇发言，锋芒直指周扬，谁知会上风云突变，毛泽东拿《文艺报》开刀不是为了解决周扬而是为了解决周扬的敌人，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集中批判。12月8日，扩大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的编辑机构，同时周扬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批判胡风。胡风的理论武装被解除了，遭到惨败。
而丁玲只是在会上就《文艺报》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但她心里在一阵阵发凉。周扬扫除敌人胡风时辣手毕现，她回想到这些年来与周扬之间所发生的芥蒂；回想到诗人贺敬之因《白毛女》获斯大林文艺奖后写信感谢胡风多年的帮助，立刻就被人找去谈话，说他辜负了周扬的培养。这完全是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搞宗派主义的一套，可是偏偏又是罩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让人想与之斗争还得投鼠忌器。所以，在丁玲晚年时她多次对人说到：“一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是不会放过我的。”
为了避祸，也是想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从事创作，丁玲在1955年2月起就到无锡边疗养边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可她做梦也没想到，5月13日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遭到了全国文艺界的声讨。她也被叫到上海，指定看有关材料写批判胡风的文章。同时对她的网也快收紧了，到了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作协里一个党组副书记和一个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
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认为：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
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报告中在谈这次批判的意义后，提出了几点具体工作办法，请中共中央审阅批准。
这份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有了结果，那就是在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了党组扩大会，对丁、陈批判斗争，共十六次，参加者约七十人。
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
有关这十六次会议组成的一场对丁玲的围攻、揭发、批判的活动，从今天看来，是现代中国文人的一个极可耻的纪录。在反胡风的声势下吓破了胆的文人们，在周扬的指挥下将党性人性都弃之如敝屣，他们争先恐后揭发丁玲的“罪状”，都保留在每次的发言记录里，据说是每次会议后都有厚厚的一本记录，堆积起来也有一大堆，现在应该不难找到。即使找不到也没有关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和丁玲自己写的《重大事实的辩正》都一字不差地收入周良沛写的《丁玲传》里，读者可以从这两个文件中看到所谓的“反党罪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简直不忍卒读。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些一个个都如雷贯耳的名字，当年凑在会议桌前所表演的，竟是长舌妇式的卑琐和无聊，就如但丁描写的那些在地狱的泥沼里互相撕咬的群鬼一样。为了不败坏读者的胃口，让我们跳过这可耻的一页吧，单举一个例子来为它留下一个阴影：
1955年8月6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对陈企霞的斗争告一段落，接下去就把火力对准了丁玲。周扬在会上最后发言解释了什么是“反党集团”，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人？结合深浅的程度，可以认真搞清楚。“‘独立王国’是党作了决议的……你有一字不照党办，你就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是小集团。”“小集团里的人，应该从反党思想、从反党活动中摆脱出来，挽救自己，这是惟一的出路。”“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要联系，同志们提高警惕，很有必要。”这五段话自有一个逻辑，从“你有一个字不照党办，你就是独立王国”起，把独立王国一步步地推导出小集团、反党、反革命。这里不需要任何证据和材料，所有可怕的罪证都仅仅出于“一字不照办”。
据说在这个会议上只有两个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声不吭，未参加这个集体谋杀丁玲的游戏。这两个人是文艺理论家黄秋耘和小说家陈翔鹤，他们对这种野蛮行径都抱有深深的厌恶，陈翔鹤还用了嵇康的一句话：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一言道破了周扬们欲置丁玲于死地的心机。可惜不久，黄秋耘被打成了右派，陈翔鹤也因写了一篇历史小说而遭批判，在“文革”中又被迫害致死。
在会议之前，还有两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对照。1955年9月3日的第十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议，周扬作总结，说丁玲和陈企霞的错误已形成“反党小集团”，“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担任中央文学讲习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过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所以不列入反党小集团。当时文讲所丁玲有两个助手，一个是诗人田间，一个是写小说的康濯。作协为了整丁玲的材料，对这两个年轻人先进行威吓和利诱，田间受不了压力而自杀(未遂)，而康濯见风使舵，反戈一击揭发丁玲，参与了诬陷丁玲罪状的阴谋，结果成为一个转变的典型。可是，作为一个人的灵魂呢？
9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宣部并转党中央。中宣部代中央起草了批语，经中央书记处某书记签发，于12月15日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转发全国。党组报告中写的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活动，有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
三、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
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报告还说“责成丁玲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并提出要重新对丁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
12月25日，周扬向全国各地作协分会负责人和文艺工作负责人及有关人员一千一百多人作了传达。这个传达会没有让丁玲和陈企霞参加。
就这样，丁玲在不知情，也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丁玲从1955年9月到12月，一直在等候组织处理期间，小说也写不下去了，她到北京西郊海淀区农村，采访建立高级社的情况，作了访问记录。转眼到了1956年的春节，这年怎么过呢？全国文艺界都已知道丁玲是反党集团的，但丁玲心中却很坦荡，她清楚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于是打点行装，和陈明一起到勤务员夏更起的老家河北曲阳农村去过年了。面对朴实的农民、天真的儿童、欢乐的鞭炮、憨厚的话语、动人的笑声……丁玲心头的阴云暂时一扫而光，待到夜深人静时分，一个念头始终萦绕着她：我要执行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要向党组织提出申诉，还我清白。
2月底，丁玲夫妇告别了乡亲们，踏上回北京的火车。离北京越近，丁玲的心越沉重。回到家，丁玲就开始写申诉材料。
1956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任务。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李之琏，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进行。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后来，专门小组同丁玲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此时的周扬也正忙着呢。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在京举行，周扬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作家的任务，是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的作品”，“我们必须坚决地抛弃认为文学艺术总是落后于生活的，总是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那种宿命论的、不长进的观点”。报告还就近两三年来文学上的思想斗争与创作状况作了回顾，并对当前的文学活动提出了意见。
3月15日至30日，作协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提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时，讲了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作品也不要老一套，不要公式化、概念化。他还讲了个人迷信的危害性。
6月1日至15日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6月12日，周扬在会上讲话指出：“对戏曲艺术事业必须按照它本身的特点去领导和工作，要积极树立自由创造艺术的空气，坚决反对对待戏曲艺术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值得注意的是很少对文艺工作发表意见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3月5日特意接见了周扬和刘白羽。他说：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了，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这一点应引起注意。他对政治上干涉过多、粗暴，进行了批评。他说：“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没有正式文件，就可以当作个别人的意见，可以不听。”他还特别强调作家的文化修养。提出要充分重视编辑工作，认为“编辑是一种高级创作”。
刘少奇的这番话不知是否与丁玲的被批有关，但至少是为反胡风以后出现的迫害知识分子的实践越演越厉害表示了不安。
丁玲回到北京后，3月份向中宣部党委提出要看作协党组向中央所作关于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报告，并表示她不同意党组的意见，她说看完以后写书面意见。但组织上一直没给丁玲看。直到8月初，方由中共宣传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作协中共党总支书记黎辛陪复审“丁陈反党集团”小组的杨雨民到颐和园云松巢去找丁玲。杨雨民给丁玲一份打印的材料，说这是陈企霞的《陈述书》，你提出要看，中宣部同意了。又说，现在中宣部成立了刘白羽、张海和他三人小组，重新调查丁、陈问题，由张际春领导，他负责日常工作，请丁玲赶快写出申诉意见，调查组才能开始工作。丁玲说：希望调查组能够公正办事。杨雨民说：当然。
为什么给丁玲看陈企霞的《陈述书》？与6月28日的会有关。那天，在中宣部部长主持的部长办公会议上，讨论了丁、陈申诉的问题，周扬当然也参加了。
丁玲从乡下过年回来到8月，写了一批申辩材料，提出对她批判的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其中8月9日写的《重大事实的辩正》一文，详细辩解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周扬等人强加在丁玲头上的所谓“罪行”。8月17日，她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共宣传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信中说：随信附上材料两份，一份是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并附外传我对《桑干河上》出版问题的意见说明。另一份是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内容主要是说明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给我的某些印象和作用。这封信我要求党委会暂时不给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包括周扬同志)传阅。理由是：一、我是从一个被斗争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可能很片面；二、说明不是对当时会议主持人的批评，并不要求他们答复；三、党委会审查全部情况后，认为我的说明有部分真实性的话，提醒当时会议的主持人进行一个必要的检讨或说明就是了。如果我说明的内容和理解有错误，请党委会给我批评、教育。丁玲的“申诉书”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申诉书”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对反党集团和批斗会议进行申辩；另一部分是对周扬提意见。
周扬对于把丁玲写的材料中对他的意见印发给有关人员看，十分恼火，他找部长出来制止此事。有一次在部长家中谈话时，周扬当着部长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对周扬这种指责，部长并不表示异议；李之琏作为下级，只能看做是领导的决定来执行。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就不再印发了。
1956年9月，陈明在改编川剧《望娘滩》，准备赴川，要丁玲同行，以散发她一年来的沉重心情。经中宣部批准，他们于9月15日离京。丁玲静静地坐在车上看书，思绪飘忽，“车中无事可做，无话可谈，窗外也无景可看。记得1954年春天同伯阳去湖南，心情格外晴朗，好像飞鸟归山那样的欢跃；如今一切都失去了！如今同在一条路上，同样的车，同样的风景，同样的人，而一切都是这样的不自然”。
管它自然不自然，且把一切烦恼抛在脑后，遨游于大自然中。丁玲到四川重庆、成都、都江堰等地参观，在成都与记者座谈，在四川大学发表讲话。她的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前八章，发表在10月8日《人民文学》第十期上。能在全国相当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是不是暗示着事情有所转机？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的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
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这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答复没有这种事实，他也没有感到丁玲挑拨他与周扬的关系。
1956年12月，调查小组根据调查的结果，由唐达成起草了《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案)，把“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对党不满的独立王国”。新的查对结论出来以后，由张际春主持，在中南海中宣部喜福堂会议室进行讨论，参加的有周扬、刘白羽、杨雨民、阮章竞、丁宁、林默涵、李之琏、张海、崔毅、黎辛等。首先，杨雨民介绍调查经过，然后说，早就听说这是个大案子，现在看，它站不住脚。周扬等认为对丁、陈的错误写得不够。张际春说，根据会议上的意见，再修改结论。
在一次部务会上，专门工作小组的张海等作了汇报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
中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部长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的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还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周和毛什么时候谈的？谈些什么？没有见诸文字，不能妄加评断。但我们从丁玲在1956年8月9日写的《重大事实的辩正》里作了一些猜测：我曾说过毛主席能理解人，却并没有说只有毛主席理解我，也没有说过毛主席支持我。在党校整风时，彭真同志向我说，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我觉得彭真同志的话是对的，毛主席喜欢一切于党有利的，支持一切正确的，他不喜欢，反对，痛恨一切错误……1957年1月，周扬在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亲自主持召开了几次会，后来，郭小川根据周扬等同志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改成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其他还有：
“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1957年5月初，邵荃麟在作协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整风动员报告时，突然宣布“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丁、陈反党集团这顶帽子应当去掉”，“这个问题同在整风中解决”。会后有人私下问他，查对小组还没有向中央请示，他怎么能够宣布中央批准转发全国的文件是站不住脚的呢？他说，这是在周扬家里研究过的，周扬让他这么说，他不好不说。
6月6日，作协党组又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重新处理丁、陈问题。会上，周扬首先讲话，他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而1955年以前文艺界只有团结，没有斗争。”“1955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于丁玲这样的老同志，不应该这么做”。邵荃麟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不能成立，希望大家提意见，帮助党组解决”。副书记也讲了话。领导的讲话还提到对揭发的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作报告，不慎重，愿意承担责任。丁玲质问为什么没有核对事实就向中央作报告？还背着他们向中央报告！为什么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那么多人，而现在会议只有四五十人参加？陈企霞提出“要彻底平反”！其他人也纷纷提出问题，而且越提越尖锐。会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事情闹到这时，似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丁玲的形势有了转机。
眼看丁玲的错案快要得到纠正了，不料隔了一天，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号召开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此后，即在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又开始蒙受了更大的灾难。
7月25日，在休会了一个半月后，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复会了。周扬在会上的调子就完全变了。他说：前年的作协党组扩大会是在肃反运动中召开的；现在又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开会；这说明我们党内斗争往往是与整个社会上的斗争分不开的，党外斗争常常反映到党内来。
现在全国在进行大辩论；我们也要经过大辩论，把是非搞清楚。
前年的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保卫党的团结和统一、和危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的会议，因此是必要的，合法的。不斗不行；现在斗争还没有结束。
丁玲的错误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是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向党闹独立性。她和陈企霞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是反党的宗派结合。丁玲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是一个有影响的党员作家，是作协的副主席，曾经是《人民文学》、《文艺报》的主编，文学研究所的主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是党的文学事业的领导。党不是不信任丁玲同志。党把权交给了丁玲同志，丁玲同志却把个人放在党之上。她的个人主义是一贯的。在前年的会议上，丁玲同志承认了错误，说党挽救了她。后来她不承认了，说是在压力下讲的。如果不向她的错误作斗争，就不能很好地帮助丁玲同志，对她本人也是没有好处的。斗争是痛苦的；不过我们不能对错误让步。只有经过这场斗争，才能按照党的原则把文艺大军组织起来。
党员就是要在重要关头，在风浪中经得起考验；可是丁玲在三个关键时期——南京被捕以后；1942年在延安，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全国解放后，丁玲担负文艺界重要领导责任的时候；——都没有经得起党的考验。8月7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题，公开报道了1955年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的丁、陈反党集团的四条错误，把丁、陈在1956年的申诉活动称为“利用国际反共浪潮，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里应外合的向党实行攻击”，丁、陈向党进攻的第一件罪行，就是翻1955年反党小集团的案。8月11日，《文艺报》又以《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为题，也作了报道。
从7月25日至9月17日，作协扩大会议共开了二十七次，9月16日和17日进行总结，除原参加会议的二百多人外，又有中央和各省、市、区宣传部负责人和作协分会与部分作家、艺术家一千三百五十多人参加。会议由邵荃麟作总结发言，周扬以《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为题作重要讲话，他在16日的讲话，经过整理后，发表在1958年3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1958年第五期上。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丁玲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撤销工作，取消级别。
9月18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停止教授丁玲、艾青等右派分子的作品，而取之以反右文章。
丁玲的丈夫陈明也因为丁玲的缘故被定为右派；丁玲近三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冯雪峰也被定为右派。还有，本来1955年作协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就不经复查，即便是全部属实，也都是鸡毛蒜皮之事，定不了什么大罪，在1956年的复查中都一一甄别推翻了，可是到了反右运动一起，周扬新账老账一起算，丁、陈及其他一二十个受牵连者全部划为右派，开除党籍。这还不够，连当时主办此案的李之琏、张海、崔毅、黎辛等人，也都或者划为右派，或者受到党纪处分。……周扬真是大开了杀戒。
如果说，当时丁玲在悲痛之余，对毛泽东还存有过一丝幻想的话，到了1958年1月26日，《文艺报》发表《再批判》为总题的专栏，丁玲是彻底绝望了。《再批判·编者按语》是这样写的：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1941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十五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批判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再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评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不是为了批判某几个人、某几篇文章而写的。他提出的是一般性的文艺问题：文艺工作者如何同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文艺队伍内部如何整顿思想作风，等等。当然，《讲话》之前，这几篇文章是引起了延安文化界的议论和批评。但是，最关紧要的，是对这些文章的问题性质的看法：是人民内部的不同见解，还是敌我之间的冲突？
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讲延安文艺界问题。他说：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我们党正面地肯定地说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的问题，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和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政策要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这段话说明，那时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批评的目的很清楚，要他们与工农兵相结合，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上来。1957年反右斗争后，丁玲、艾青、萧军、罗烽被当作右派挨了斗争。他们的文章在延安已经批判过了，所以到了1958年，就叫再批判。
发表这组再批判文章，是毛泽东的建议，《编者按语》是毛泽东改写过的。毛给编者写了一封信，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这是从修辞上讨论问题，而从政治上说，重复已经纠正过的对问题性质判断上的错误，严重伤害了自己的同志，这对后人来说，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时，不可能有人去告诉丁玲，这是毛泽东建议的，按语也是他修改过的，但因为丁玲对毛泽东的文笔太熟悉了，她一看就明白了。
陈明为丁玲申辩，也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撤销工作，取消级别。1958年3月，陈明随国务院系统的“右派”，下放到黑龙江八五三农场监督劳动。行前，陈明与丁玲商议，她决心也去，不留在北京。6月，丁玲到北大荒和陈明一起“安家落户”。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啊！
